据中国社会科学网（索明杰）：欧亚草原孕育了古老文明，同时起着东西方文明交流与沟通的大陆桥梁作用，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在这片土地上产生了旧石器技术、细石器文化、青铜文化，同时也产生了促进文明交流与沟通的青金石之路、辉煌的青铜器之路、奢华的金银器之路、玉石之路、小麦以及驯化牲畜的传播之路，我们统称为“草原丝绸之路”。欧亚草原文明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创造如此灿烂文化和交流与沟通载体的人类，其种属与渊源、构成与分布，对研究欧亚草原游牧文化以及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都具有重要意义。
欧亚草原人群从哪里来，这已经属于人类起源问题的一部分。早期人科成员从猿的系统中分离出来的原因和动力，历来是人类学家们争论不休、引人入胜的命题。围绕这一问题，学者们先后提出许多不同的解释。早在19世纪，达尔文已经指出非洲的大猿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因此推断最早期的人类起源于非洲。一百多年来，古人类学化石的发现为人们探讨早期人科成员的起源和演化问题提供了直接证据。从目前的化石资料来看，对于人科共同祖先约700万年前至50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的观点，学术界并无太大争议。南方古猿是已经为人们所肯定了的人科成员，其生存的地质时代从第三纪的上新世一直延续到第四纪的早、中更新世，即从500万年前到100万年前。其中一段时间内，南方古猿与早期人类（人属成员）共存。
当人类社会发展到5万—4万年前的时候，我们祖先体质上的进化又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若干不同于早期智人的特点。例如，其前部牙齿和面部明显减小，眉嵴变弱，颅高增加，这些特征已与今天的现代人基本一致。因此，在系统分类上将该阶段及其后的人类统称为晚期智人或现代智人，即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我们这里所谈到的晚期智人，特指生活在晚更新世后一阶段、在考古学分期中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化石人类。晚期智人过去也被称为“新人”。该时期的人类在分布范围上明显扩大，除欧、亚、非三大洲外，他们的足迹还跨入美洲和澳大利亚。此外，由于各不同区域内的自然环境差别，本来在早期智人阶段已经存在着的人种学差异进一步扩大，当今世界上的各大人种逐渐形成。由于晚期智人的起源问题直接牵涉到现代各色人种的由来，因此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
人类学界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一是“单一地区起源论”，也叫作入侵论、替代论、迁徙论或者“夏娃”理论。持此观点的古人类学家相信现生的各色人种拥有一个近期（10万—5万年前）的共同祖先。也就是说，世界各地的远古人类中只有一处人群成功演化为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类型的智人。他们一经出现，便迅速向其他地区迁徙，替代了其他地区原住居民。另一种理论是“多地区起源论”，也叫作直接演化论或系统论。该理论认为现代类型的智人都是由当地的早期智人以至直立人演化而来，世界各大人种的性状在很远以前便存在着区别，他们各自平行发展，当然避免不了有基因的交流，最后演化成现代各色人种。两种理论争论不休。1987年美国学者通过对世界各地女性线粒体DNA研究，提出现代人类是20万—10万年前由非洲的一个女性繁衍下来，以支持夏娃理论。后来，分子生物学家对男性Y染色体研究，得出近似的结论。近两年来，丹尼索瓦人的发现与研究都支持单一地区起源论。尽管如此，近年来一些分子生物学家通过实验得出了与“线粒体夏娃”理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现代人种的起源问题并没有因为DNA方法的应用而得到最终解决，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现代人起源的复杂性使欧亚草原大陆通道上的人种构成与分布相对复杂，我们可以分北亚、中亚和西亚三个区域来认识古人种的构成与分布。
北亚地区主要包括西伯利亚、蒙古高原和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该地区土著居民在人种类型方面主要带有蒙古人种的特征。蒙古人种的典型特征在叶尼塞河以东的中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民族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而在叶尼塞河以西的西西伯利亚等地区民族中，由于自古以来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不断混血，蒙古人种的特征显著减弱，在南西伯利亚地区也有同样的现象。蒙古高原的居民属于蒙古人种。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居民中也有蒙古人种的成分，该地区的主要种族成分是蒙古人种中的北亚人种，又可以分为两个基本类型：贝加尔类型和中央亚细亚类型。贝加尔类型（长颅型）在拉姆特人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在远东地区其他通古斯—满语民族中也以该类型为主要种系成分；中央亚细亚类型（短颅型）以雅库特和布里亚特人（相对单纯的中央亚细亚类型）为典型代表。典型蒙古人也可以分为这两个类型，但在一些区域性群体中混入了某些东亚人种的成分。爱斯基摩人和阿留申人是东北亚人种的典型代表，在他们中间可以看到一些可能与古代东亚和东南亚居民有关的种系成分。在黑龙江下游一些族群中，除贝加尔类型外，还有一些其他种系成分，如尼福赫人（俄罗斯东部地区一支少数民族）的大多数特征属北亚人种，但发达的胡须和显著的突颌特征又与北亚人种截然不同，可能是和千岛人种混血所致。西西伯利亚居民中，乌拉尔人种的民族占多数，而在西西伯利亚南部的突厥语人群中有南西伯利亚人种的特点，但该人种的主要分布区域在西伯利亚的界限之外。
中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欧亚大陆的交通枢纽，中西交往历史悠久、极为频繁，因此在人种成分方面也非常混杂。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在体质特征上十分接近，属南西伯利亚人种，其中吉尔吉斯人内眦褶多，蒙古人种特征更明显一些。维吾尔人比哈萨克人的面部更为短而狭窄，胡须更发达，超短颅型，总体看欧罗巴人种性质更强。塔吉克人，特别是山地塔吉克人是比较单纯的印度—地中海人种，属该人种下属的地中海东支（印度—阿富汗类型）；平原塔吉克人中则混有少量的蒙古人种因素。乌兹别克人，比较接近平原塔吉克人，蒙古人种特征多一些。土库曼人的欧罗巴人种特征比较明显，一般属于印度—地中海类型，但在不同地区的土库曼人群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蒙古人种类型的混杂现象，尤其是阿姆河下游（花剌子模）的土库曼人中有较强的蒙古人种特征（如蒙古眼、鼻根低、胡须弱、面部较高而宽）。根据古人类学的材料推断，中亚地区在公元前没有蒙古人种成分，都属于欧罗巴人种，蒙古人种类型对该地区的渗透始于东汉时期。
西亚地区在地理上包括小亚细亚半岛、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半岛、伊朗高原和黎凡特地区（地中海东岸线条型地区）。该地区在民族、宗教等方面情况十分复杂，但人种类型方面基本上以欧罗巴人种成分为主体。其中，阿富汗的主要居民、伊朗的大部分居民、伊拉克的部分居民、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居民都属于印度—地中海人种的各种类型。古人类学材料证明，至少公元前4000—前3000年，苏美尔人的种族特征就应属于印度—地中海人种，因此，该人种成分在西亚地区可谓源远流长。但是在西亚的北部地区，特别是外高加索的居民，具有明显的巴尔干—高加索人种的特征，如亚美尼亚人。这种特征还扩大到叙利亚（比较典型的巴尔干—高加索人种特征）以及伊朗的一部分居民中。除上述欧罗巴人种成分外，在阿拉伯半岛，少数居民是来自非洲的尼格罗人种，半岛南部的某些阿拉伯人中也混有黑人的成分。阿富汗的哈扎拉人则属于蒙古人种。
通过复杂的人种构成与分布可以看出，欧亚草原很早就有人群的迁徙与交流。以往我们说起丝绸之路上的中西交流，往往指的是物质、精神、宗教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交流，大都忽视了作为各种交流载体的人种人群间的交流。从各地区复杂的人种成分可以看到，这些人群从古至今在欧亚草原上繁衍生息，通过长时间的四处迁徙，不断交流、混血，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在相对安全平和的先天地理优势下，打通了欧亚大陆通道，加强了各色人种相互间沟通和交流，开创了古代欧亚草原丝绸之路，使东西方文明不断交流，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推动着人类历史向辉煌迈进。（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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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社会科学网（刘迎胜）：每一种文明都是灿烂的，但任何民族的创造力终究有其局限。因此，跨文化交流的实质就是借鉴其他文明的创造。文明间交流的便利与否，决定了文明发展的速度与方向。历史上的草原丝路是沿线各国人民共同的文化遗产，研究它的历史，对增进相互了解具有重要作用。
文明是人类最重要的标志。世界各地的人类因环境、发展过程、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思维与文化。每一种文明都是灿烂的，但任何民族的创造力终究有其局限。因此，跨文化交流的实质就是借鉴其他文明的创造。文明间交流的便利与否，决定了文明发展的速度与方向。历史上的草原丝路是沿线各国人民共同的文化遗产，研究它的历史，对增进相互了解具有重要作用。
草原通路与史前文明传播
旧大陆的地中海东岸所谓“新月地带”，是已知人类农业文明的最早发祥地。约旦河谷的杰里科遗址与土耳其的加泰土丘都发现产地遥远的文物，说明当时已存在跨文化交流。“四大文明”中心的三个，古埃及、古巴比伦和西印度河流域文明相距较近，交流较便。而中国所处的东亚大陆，虽自然环境优越，但离其他文明中心过于遥远，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前往旧大陆的三个文明中心，需要经历更长的途程，花费更多的时间。那么，在古代东西交往中，草原民族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亚欧大陆北部，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黑海之滨，由于纬度高，远离季风带，降水少，那里的古代人类顺应自然，发展了游牧经济。游牧民族因移动的生活方式，其活动范围远大于农耕民族。他们所驯化的马与驼日行数百里，使得游牧民往往较定居民有更多来自遥远文明的消息，有更强远距离交往能力。
欧亚草原自远古以来就是东西方人类交往的通道。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与德日进在宁夏银川附近发现距今3万余年前旧石器时代的水洞沟遗址，根据出土石制品的类型和技术特征，提出其文化源于欧洲和北非的观点。2016年，我国考古学者在新疆阿勒泰吉木乃县的通天洞旧石器遗址发现了4.5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多种石器，其年代与地理位置恰处于宁夏水洞沟与俄罗斯丹尼索瓦人遗址之间，为远古人类沿欧亚草原向东迁移说提供了最新证据，被列为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中外考古学者近年来对史前车辆、冶金与小麦种植东传的研究，更新了学界对草原游牧民在史前东西文化交流中作用的知识。
远距离的物种与知识传播
丝绸自古是中原向外输出的重要产品。1924年，苏联俄罗斯联邦戈尔诺·阿勒泰州的乌拉干区发现了相当于我国春秋至战国初期的斯基泰/塞种巴泽雷克古墓葬区，出土物中有不少我国中原出产的捻股丝线织成的平纹织物。其中5号墓出土了以彩色丝线绣成的凤栖息于树、凰翔于树间纹样的丝绸。考古学家在蒙古国匈奴墓葬中发现了产自我国中原地区的铜镜、丝绸、漆器和带有中亚巴克特里亚、粟特、拔汗那、安息与希腊—地中海风格的器物。这些考古发现，是全面认识汉以前游牧民在丝绸之路中地位的重要资料。
丝织品最初何时传入欧洲很难确证。公元前4世纪前半叶，希腊人已经接触到丝绸。他们了解到丝产自亚历山大所征服的领土以东之地，把出产丝绸的国度称为赛里斯，意为“丝国”。欧洲人经过几个世纪不懈探索，终于初步了解了丝绸的秘密，据东罗马史家普罗科波记载，在550年左右拜占庭通过印度商人获取了蚕种，使源于中国的丝绸业，从原料生产到纺织成品完整地在东罗马帝国生根落户。大食帝国兴起以后，蚕桑业沿北非向西传播，跨越直布罗陀海峡传入大食控制的西班牙。1146年，意大利西西里国王利用掌握蚕桑技术的拜占庭希腊俘虏开始生产丝绸，后来蚕桑业传到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区。
在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前，马匹对人类交通的意义不亚于今日之火车、汽车。由于自然条件限制，汉地繁衍的马匹不但数量不足，且易退化，因此长期依赖从蒙古高原输入。张骞路过大宛时，发现当地骏马与习见的蒙古马差异明显，以“汗血马”名之。“汗血马”在元、明两代称为“阿鲁骨马”或“小西马”，仍然是中亚各部进献的主要贡品。蒙古帝国地跨亚欧大陆，元人了解阿拉伯与地中海地区也产良马，称为“脱必察马”，又译为“大西马”。1342年，罗马教廷使节马黎诺里抵达上都，其国礼是一匹墨色如云两蹄白的骏马。
隋代裴矩记载了对外交往的“北道”，从今哈密西北行，经叶尼塞、鄂毕等“北流河”至黑海沿岸的拜占庭。唐初漠北各族首领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唐所辟“参天可汗道”成为草原与中原往来的主要通道。《新唐书·地理志》中著录的“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应与“参天可汗道”走向大致相同。唐代从龟兹西行，经热海、裴罗将军城至碎叶城，可达怛罗斯。大食地理学家也记载了从中亚草原前往东方的道路，有些地段可与汉文史料所记逐站对比。13世纪上半叶，连接华北与西域的交通线大体为：由中原北上，至蒙古国东部克鲁伦河谷，西行至和林，趋金山，折而南下至别失八里，然后沿天山北麓抵阿力麻里、塔剌思，向西北可达欧洲，向西南则入波斯。由于境域辽阔，建立驿站传讯系统成为元代国家的一项重要事业。太宗窝阔台即位后，下令在全国各地建立驿站，中原与漠北间交通条件也得到空前改善。
蒙元及此后时代的草原丝路
景教为唐代对基督教叙利亚教派的称谓。唐武宗禁佛后，景教在中国内地逐渐消声匿迹，但此后却在草原和西北地区广泛传播，称为聂思脱里或也里可温教。入元的基督教徒为数甚多，教堂通常称为“十字寺”。元政府专崇福司总领之，省并全国各地的也里可温掌教司72所。
元代兴起了一阵以远方国号、族名起名的风气。蒙古人称西夏为唐兀或河西，元太宗长子名合西歹，忽必烈脱欢军中有唐兀，木华黎五世孙名乃蛮台，太宗征高丽大将名撒里塔，意为“回回”，还有称为撒儿塔台者。钦察为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元代名钦察者甚多，如畏兀儿贵族钦察台。斡罗思是俄罗斯的蒙古语读法音译，海都诸子中有名斡罗思者，还有贾斡鲁思台。马札儿（Majar）为匈牙利人自称，汪古部驸马赵王名马札罕，释为小马札儿人；元末权臣伯颜之弟名马札儿台。阿速为高加索古国名，今亚速海得名于此。蒙哥有子名阿速歹。忻都是元代对印度的称谓，元代名忻者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不少。
忽思慧所著《饮膳正要》中许多来自西域或草原地区的饭食，常是羊肉和其他配菜做成，许多肉食保持蒙古语名称，如“塔剌不花”（即土拨鼠）、“也可失剌浑”（大金头鹅）等。元代将烈酒称为“阿剌吉”，是ararki的音译，其制法是“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剌吉”。中国制酒起源虽早，但因元以前不知蒸馏法，酒精含量不高。“阿剌吉”制法传入后，使中国制酒法发生了根本变化。
这一时代在草原之路上留下足迹的旅行家很多，著名者有契丹人耶律楚材、道士丘处机、女真使节乌古孙仲端、元宪宗使臣常德、英诺森四世教皇使臣普兰诺·卡尔辟尼、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使臣鲁卜鲁克、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世、明成祖使臣陈诚与白阿儿忻台、帖木儿帝国的使臣盖耶速丁·纳合昔、西班牙卡斯蒂利亚国王唐·亨利三世的使臣克拉维约和康熙派往伏尔加河访问蒙古土尔扈特部的图理琛等。（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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