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运城盆地雄踞“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的中部。自1926年李济先生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至今，运城盆地成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问题的重要核心区域之一。
据调查，运城盆地东部缺少大规模发掘的仰韶时代早期聚落遗址材料,因此，深入了解运城盆地腹地仰韶早期的聚落形态、文化面貌及其生业方式等问题成为中华文明起源进程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为了配合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本科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在国家文物局和山西省文物局的指导和支持下，2019—2021年，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等单位联合对山西运城夏县师村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揭示出了运城盆地年代最早、距离盐湖最近的仰韶早期聚落遗址（图一），为研究仰韶时代黄河中游的聚落、文化与生业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图一
师村遗址位于夏县县城西南15公里处，距运城盐湖直线距离约7公里，地处青龙河故道的河曲地带。师村遗址包涵仰韶时代早期、中期、东周时期、两汉时期和宋金时期等的遗存，以仰韶时代早期遗存为主。
01 文化：呈现运城盆地仰韶时代早期遗存向西阴文化转化的进程
2019年—2021年的发掘在对遗址进行全面考古钻探的基础上，联合吉林大学黄大年团队对师村遗址采用航磁扫描、电阻率扫描、探地雷达等手段进行了无损勘探。在此基础上进行布方，共发掘4626平方米（图二）。师村遗址出土了丰富的仰韶时代早期的枣园文化晚期到东庄类型时期遗存和部分仰韶时代中期的西阴文化遗存。此前，在运城盆地尚未系统发掘过仰韶时代早期遗存。师村遗址仰韶早期遗存的发掘，填补了运城盆地腹地仰韶时代遗存发现的空白。师村遗址发现的仰韶早期和西阴文化遗存呈现出运城盆地腹地的仰韶早期遗存向西阴文化转化的进程。
图二
师村遗址仰韶早期遗物以陶器为大宗，按用途可分为陶容器和陶制品，另外还有一定数量的石器和骨蚌器等。
陶容器的质地可分为泥质和夹砂两类。泥质数量较多，其中，以泥质红陶为主，还有部分泥质红褐陶和黄褐陶。夹砂陶主要有夹砂红陶和灰褐陶等。器表除素面外，还有器表施纹和彩陶两种装饰方法。器表施有弦纹、绳纹、附加堆纹、戳压纹等。彩陶均为黑彩，主要包括直边三角形、直线、圆形、平行四边形等基本纹样，及其组成的复合纹，还发现了鱼纹彩陶片（图三）。陶器包括平底、尖底、圜底和三足器等，器类有小口尖底瓶、瓮、缽、壶、碗、盆、罐、鼎、器盖等，陶制品有陶纺轮、小口尖底瓶、壶模型等（图四）。
图三
图四
石器主要由磨制或打制而成，器类有工具和石制品两种，工具包括石锄、石斧、石钻、石凿、磨石等，石制品有石球、石珠、石雕蚕蛹、绿松石坠饰等。骨蚌器包括骨簪、骨锥、蚌饰等（图五）。
图五
引人瞩目的是，师村仰韶早期遗存中见有与后冈一期文化酷似的鼎足和陶壶模型等器类。仰韶早期，后岗一期文化在黄河以北占据了汾河流域和张家口地区，在晋中地区的上土河遗址中就发现有后岗一期文化遗存。地处运城盆地的师村遗址仰韶早期遗存中发现的后冈一期文化因素与后岗一期文化的西进有关。
2021年，师村遗址还发现了部分属仰韶时代中期的西阴文化遗存。如H779，袋形平底，堆积中包含较多草木灰，坑底有踩踏面，推测为窖穴，出土西阴文化时期的重唇口尖底瓶残片。H943出土曲腹彩陶盆、石铲等遗物（图六）。
图六
仰韶时代早期，运城盆地位于黄河流域半坡文化和后岗一期文化的强势影响形成的漩涡之中，激发了师村遗址土著文化的发展机制，呈现出多元的文化面貌，展现独具特色的文化面貌，从而向西阴文化转化。这成为师村遗址仰韶早期聚落的文化背景。
为研究地处陕晋豫地区地理中心的运城盆地在仰韶时代“西阴化”的文化演进提供了重要资料。
02 聚落：揭示运城盆地仰韶时代早期的重要聚落遗址
师村遗址的主要遗存为运城盆地仰韶时代早期的一处聚落遗址。
师村遗址仰韶早期聚落被土围墙（Q1、Q2）环绕，墙有外侧有台基等附属设施（图七），围墙和台基外围有环壕。围墙内有房址和陶窑，围墙内外发现有墓葬和大量灰坑。
图七
围墙形制规整，存在基槽，为人工挖槽填筑而成。
Q1早于Q2（图八）。在Q1、Q2的部分区域清晰可见约20厘米高于地表的类似“平夯”而成的版块（图九）。
图八
图九
Q1现存部分宽约1.8米，残深1.5米，基槽内堆积可分10余层，土质致密坚硬，经人工填埋并拍砸致密。
Q2宽约2.8米，距地表深1至3.5米，发掘区内揭露部分长约134米。Q2中段与Q1平行。有趣的是，在发掘区的中部的一段Q1墙基呈半径为6米左右的半圆形向南与Q2相依，Q1和Q2的相依的部分墙基的宽度没有发生变化，两墙基内填土的颜色不同、界限清楚、清晰可辨。
Q2基槽底部的深度不同，最深处距地表深约3.5米，最浅处深约1米。Q2基槽底部呈现出规律的“波浪状”起伏，基槽深度每隔约10~15米达最深。Q2基槽内填土均经过拍砸，土层最多达30余层，Q2基槽的每段波浪状区域内填土的土质土色存在明显区别。很可能是在确定墙基区域后，采用分段施工的办法开挖基槽，每段中部挖掘最深，每段两端挖掘最浅，各段的浅端相连构成墙基槽，各段填入不同质地的填土，并逐层夯实。
发现三个聚落入口，形态各异，揭示出连接入口的踩踏面。
在Q1中段发现明显宽于其两侧围墙基槽的踩踏面（CT4），其上覆盖一层碎陶片，推测其为Q1的一个入口（2号入口）。
Q2揭示出二个入口。1号入口宽约6米，并发现有类似“瓮城”的结构（图十）。3号入口，位于 Q2中段，宽约5米，两侧基槽形状规整。3号入口以北通向聚落内的方向上发现有向北延伸踩踏面（CT3）。CT3上覆盖有较多碎陶片，并叠压Q1使用时期形成的踩踏面（CT4）（图十一）。说明，在Q2的3号入口使用时期，Q1的2号入口上CT4踩踏面仍作通行之用。
图十
图十一
在3号入口北部还发现了几处覆盖着碎陶片的踩踏面，其连线与3号入口两侧的墙体呈垂直方向，推测其为一条通向聚落内部的道路。
在围墙Q1和1号入口类似“瓮城”结构的外侧，发现一处夯土基址（TJ4）。TJ4为西北依靠Q2中段起建的一处建筑的基址，整体呈西北—东南走向，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长约21.4米，宽约11.8米，基址表面堆积为依次相连、人工夯打而成的夯土块。夯土块平面形状长方形和方形和不规则形等，边界清晰，应系人工夯筑而成。（图十二）。基址起建的原始地表起伏不平，存在由自然或人工形成的凹坑。可见，师村遗址的先民们对地表上的凹坑经搬运土方、填平坑洼，逐层夯筑建成了该基址（TJ4）。
图十二
在围墙和四号台基外围发现了环壕（G31）（图十三）。环壕已发掘部分宽约4米，深约3.5米。其东段与墙体走向基本平行，且与墙体保持约5米距离，西段向西南方向延伸。
图十三
在聚落内，发现有二处作为地面式房屋基础的夯土台基（TJ5、TJ6）。TJ5现存面积约557平方米，平面形状大致呈长方形，南部向外延伸出一部分，北部宽南部窄，最宽处约16米，长约32米。经解剖可见，台基上存在依次相连的夯土块，系逐块夯打而成，台基表面仅残存几处柱洞和料礓石面。因此，台基上可能建有多座地面式房址。TJ5西侧邻近年代稍晚的TJ6。TJ6现存面积约18平方米，呈不规则形，残存数个柱洞，有多层垫土，应为人工填平低洼处后在其上修建房屋（图十四）。
图十四
房址有圆形和方形两种。如，F1，方向为北偏西35度，残长约9米,残留有直线形的木骨泥墙，应为一座矩形地面式房址。F2的年代早于F1，为圆形的地面式房址，仅残存部分墙基，直径约5.4米。在二座房址西北约10米处，发现一座相对年代晚于F1、F2的仰韶早期不规则形灰坑（H248），该坑底距地表最深处5.3米，口径达6米以上。值得注意的是，H248中发现了大量红烧土和被火烧过的木骨泥墙、居住面残块。H248中填埋的建筑堆积残块可能与房屋等建筑的废弃有关。
灰坑包括袋形、直筒型、圜底和不规则形等。
墓葬有土坑竖穴墓、偏洞室墓与瓮棺葬等类。其中，偏洞室墓最为引人注目，应目前发现的年代较早的偏洞室墓。
土坑竖穴墓的葬式包括俯身直肢葬与叠肢二次葬等种类。叠肢二次葬又有多人合葬、双人合葬和单人葬等。如M10墓穴为一东西长、南北窄的长方形土坑，最长边为东西向。墓内发现自西向东排放有5具人骨，皆为仰身屈肢二次葬。最西部人骨头向西，颅骨残损严重；其余四具人骨，头向均朝北，面向南，埋葬在西向人骨以东，四具人骨头自西向东依次平行排列于墓坑的中、东部。M64为双人二次合葬墓，墓穴为近圆角方形，墓内南北向并排放有两具人骨，头向朝西，肢骨叠放整齐，颅骨破损严重。M82为单人二次葬，头向朝西北，肢骨叠放整齐，保存较完好（图十五）。在Q2的3号入口外还发现了三座叠肢二次葬与一座俯身屈肢葬，整齐排列在道路西侧。
图十五
瓮棺葬发现数量较多，均位于房址或台基附近，年代应与居址同时，由钵或盆倒扣在夹砂罐上组成（图十六）。如W7平面呈椭圆形，剖面为斜直壁,出土2件完整的陶器，红陶钵倒扣在弦纹灰陶罐上（图十七）。
图十六
图十七
引人注目的是M84，为一偏洞室墓。墓主人头向南，墓向163°，头侧与左侧股骨外侧各有一洞室，左侧股骨外侧洞室前出土随葬品红陶钵（图十八），为目前发现的年代较早的偏洞室墓。
图十八
发现了仰韶时代早期结构最完整的陶窑。
陶窑（Y6）被仰韶时代的G30打破，现存部分窑室、6个火眼、火膛、火门，窑室现存长度约1.32米、宽约0.6米。陶窑（Y6）的挖建方式是在断崖上横向掏出窑室和火膛，中间由火眼连通，窑壁内侧有青色烧结面，故该窑可能使用时间较长且窑内烧造温度较高。（图十九）
图十九
03 生业：探讨黄河中游仰韶早期先民生业方式的重要线索
师村遗址的古环境分析研究显示，仰韶时代早期，师村遗址的植被类型为森林草原，气候温暖湿润。师村遗址出土了蚌镰、石臼、石杵等收割与加工谷物的工具。可见，当时农业已有了初步发展。出土的石球等遗物表明，狩猎采集或为生活物资的补充。
师村遗址出土了6枚仰韶早期的石制和陶制蚕蛹，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蚕蛹形象。（图二十）如，石雕蚕蛹（H237：5），形态逼真、造型精美、工艺成熟，引人瞩目。该石雕蚕蛹长约3厘米，宽约1.3厘米，采用中条山地产的鲕状灰岩制成，石雕整体呈黄褐色带有天然黑褐色斑点。石雕通体刻有螺旋状的横向弦纹，使用简洁的刻划纹勾勒出蚕蛹的头和尾部，形态酷似现代的家桑蚕蛹，但较小。
图二十
运城地区有“黄帝正妃嫘祖养蚕缫丝”的传说。1926年，李济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时，曾出土半个碳化的蚕茧。李济指出“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当着我最初发现它的时候，我知道这意义很重大，就非常注意这件事，但是我没找到第二个。”
囿于当时的情况，我们难以确指西阴遗址出土蚕茧的具体年代。师村遗址发现的仰韶早期石雕和陶制蚕蛹及其共生关系和文化属性显示，距今6000年以前，地处黄河中游的运城盆地先民们已经了解、喜爱并崇尚桑蚕。暗示着，运城盆地仰韶早期的先民们很可能已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为探索当时居民与运城盆地自然环境的关系和对自然资源的改造利用提供了重要参考。
师村遗址仰韶早期聚落遗存的发现，填补了运城盆地考古学文化发现的空白。在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上，为研究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早期遗存向西阴文化的演化及其与周边文化区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聚落考古研究上，为研究陕晋豫地区以及黄河流域仰韶早期聚落形态提供了重要材料；在生业方式研究上，为进一步探索手工业生产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可以认为，师村遗址仰韶早期遗存的揭示将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养蚕缫丝”、手工业发展、聚落形态、以及生态环境、生业方式、文明起源等问题的研究提供重要启示。
（图文转自：“吉大考古”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