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江盆地地处赣江下游地区,鄱阳湖平原的边缘地区。清江盆地是以赣江为主轴,包括西侧的袁江和肖江等周边水系,外围以山地和分水岭为界构成的一处相对封闭的盆地。整个盆地呈西南-东北走向,东西长约120公里,南北宽约30公里,面积约3600平方公里。包括今樟树市全部、新余市东部、丰城市大部,新干县北部等大片区域。

  清江盆地历来是江西考古工作的重地。江西最早的考古工作即发轫于此。上世纪40、50年代饶惠元先生在清江县(今樟树市)及周边地区开展了江西最早的考古调查工作。此后江西第一次正式考古发掘是1956年对盆地内营盘里遗址的发掘。清江盆地是江西地区工作相对最为完备,考古学文化谱系最为明晰的区域。在盆地内有拾年山遗址、吴城遗址、牛城遗址、大洋洲墓葬等一系列重要发现和发掘工作,并命名了樊城堆文化、吴城文化等多支考古学文化。

  东周时期的清江盆地也有着重要的发现,发现有城址、墓葬、仓储遗址,并出土有带铭铜器,为我们大体勾勒出本区域的历史状况。

江西考古的重头戏:东周时期的清江盆地

筑卫城周边城址分布图

  本区域最重要的东周时期遗存是筑卫城城址。筑卫城位于赣江东岸二级阶地的边缘地带,北侧下方俯视赣江河谷。城址东西410米、南北360米,面积达14万平方米。城址周边有高耸城墙环绕,现存最高处达21米。城墙外侧的城壕清晰可见。城址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即已发现。上世纪七十年代先后进行过两次发掘。2011年至2012年,在城内发掘了一处大型建筑基址。在城内发现有樊城堆文化时期、吴城文化时期和东周时期遗存。对于城址的时代,发掘者推断城址“是建在春秋文化层之上,它的上限不会早于春秋;其下限也不会晚于汉代”。此后又有学者进一步推断城址的时间年代为战国早中期。筑卫城周围还分布着大量的同时期遗址。2011年至2012年期间在筑卫城周边约36平方公里范围内复查和新发现古文化遗址有38处,构成一处以筑卫城为中心,等级有差的聚落群。

  除了筑卫城,在盆地内还有其他城址。筑卫城东北方向6.5公里处有丽城遗址。丽城城址地处平台丘陵地。台地四周有高约3-6米,周长3700米的城垣环绕,外有环壕。城内面积约2万平方米。城内地面散布着方格纹、米字纹陶片。城址的时代战国至汉,或可早至商周。丰城蹠口城位于盆地东北角的赣江西岸。城址由江滨几组起伏跌宕、朝拱合抱的岗岭陵阜组成。城有东西二门,内濠外堑。在城内出有青铜戈、戟、车辔、环扣、铜弩机、箭镞,以及方格纹、叶脉纹、鬲腿等属春秋-战国遗物。城址的时代应该属于东周时期。新干县城西南发现一处战国时期粮仓遗址。遗址位于赣江西岸的二级台地上,遗址南北2.5公里,东西1公里,是由城址、居住址、粮仓、陶窑和墓葬共同构成的大型遗址。遗址内发现成堆的绳纹板瓦和印纹陶片,粮仓内到处堆积着碳化的米粒。此遗址正处于赣江冲出赣中丘陵地带,进入清江盆地的隘口处,地理位置十分险要。

  在盆地内发现有东周时期墓葬,包括国字山墓群、郭峰墓群和牛头山墓群。国字山墓群位于筑卫城西侧。墓群已发现五座大中型墓葬。这些墓葬大多呈东西向中字形土坑竖穴墓,上部有封土,有些周围有围沟环绕。国字山大墓即在其中,编号为M1。另外M2由东西双向斜坡短墓道和竖穴土圹墓室组成,方向82°。主墓道向东,东西残长0.6~1.8米,平面呈梯形,墓道口南北宽3.3~5.6米;西墓道东西长5.6、墓道口南北宽2.8~3.3米。墓室平面近方形,东西长14.8、南北宽13米。墓内填土均为青膏泥。M2 外围经勘探发现有一周圆形围沟。围沟半径约30米。肖家山墓葬(M5)距离筑卫城约3公里,也是东西向中字形土坑竖穴墓。墓葬主墓道向东,方向83°。东墓道东西长8、南北宽2.5~5.6米。西墓道东西残长2.7,口南北宽 2.2~3.7 米。墓室平面呈方形,边长 16.4 米。墓室地表下6.8~7米发现有木质椁室。墓室内填土为青膏泥。这批墓葬的时代约在战国时期。

  郭峰墓群位于筑卫城东北方向约4公里处,共发现三座墓葬。其中郭峰墓的封土犹存,直径15米,高约5米。曾对其中的郭堆垴墓葬进行了清理。这是一座东西向土坑竖穴墓,墓室东西长9.5,南北宽7.5米,深0.9-1.5米。墓葬残出有2件青铜鼎、壶、鉴,绿松石饰件以及原始瓷碗等。两件铜鼎形制相同,敞口,竖耳方孔,腹微收,腹部分布凸弦纹两道,其间为蟠虺纹,圜底,底部有三角形范线,三兽足,胎体厚重。根据出土物推断墓葬的时代在春秋时期。

  牛头山墓群位于筑卫城以东5公里的沔下邹家村后的牛头山。共发现6座墓葬,先后清理其中4座。这批墓葬上方均有残高0.8-2.2米的封土。浙西额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口长8.68-9.42米,宽7.66-8.65米,墓向在260°-280°,均为东西走向。其中M3的墓室周边有宽0.8米,高1.66米的二层台。二层台是用木炭和红褐色生土分层填筑,墓底也铺有一层木炭。墓内残出有铜剑、提梁、器足、鼎耳,玉璜、佩、龙,硬陶器、原始瓷器等。根据出土遗物推断,这批墓葬的时代在战国时期。

  在盆地内,还零散出土一些东周铜器。1974年在樟树临江镇出土1件青铜鉴,平折沿,方唇,稍斜折肩,平底,三小足,双耳残缺,颈、腹部饰突起的浮雕蟠虺纹,颈、腹部间以两组绹索纹为界,近底部为三层重叠的垂叶三角云纹。这件铜鉴的形制与春秋晚期的吴王光鉴等类似,时代在春秋晚期。1955年在樟树农校发现了一座墓葬,出土有一件窄平沿双环竖耳鼎,三细足外撇,属典型的属越式鼎,时代在战国早期。1980年也是在樟树农校的一座墓葬中出土一把青铜剑,时代约在战国时期。

  更为重要的是,在盆地内还出土有东周时期的铭文资料,为我们认识充分认识本区域提供了直接资料。据《西清古鉴甲编》记载,“乾隆二十有六年临江民耕地得古钟十一”。临江即江西临江府,是今樟树市。十一件铜钟中十件有铭文,可分为两组。铭文开头均为:“唯正月初吉丁亥,工江西考古的重头戏:东周时期的清江盆地王皮㸐之子者減,择其吉金,自乍遥钟……”。两组器物的器主均是“工江西考古的重头戏:东周时期的清江盆地王皮㸐之子者減”。器主“者減”为吴国某王(“皮㸐”)之子,是吴国王室成员。但“者減”究竟是何人,各家还是莫衷一是。王国维先生认为“皮㸐”是“颇高”,杨树达先生认为 “皮㸐”是“柯转”。郭沫若先生认为“柯转即此皮㸐也。……柯转之子为颇高,颇高之子为句卑。……此者減与颇高为兄弟,约当春秋初年”。马承源先生将器物时代定在春秋中期,认为吴王皮㸐就是毕轸,即句卑,者減与句卑下一位吴王去齐兄弟行。李家浩先生则认为皮㸐是吴王阖闾,者減是文献记载的吴王阖闾之太子波。董珊先生赞同唐兰先生的看法,并有所发挥,“假设‘皮然’即吴王诸樊,则‘者减’可能是后来的吴王光(阖庐)。”不管各家说法如何,这批器物的时代大致属于春秋中期或晚期。

  另一批铭文资料是清代末年出土“能原镈”2件,分为甲、乙两组器。其中甲器铭60字(《殷周金文集成》第155),出于“江西临江县”;乙器铭48字(《殷周金文集成》第156)于“光绪庚寅(一八九〇)瑞州东郭外锦江中鱼人得之”。清代江西并无临江县,仅有临江府,下辖清江(今樟树市)、新淦(今新干县)和新喻(今新余市渝水区)三县。怀疑此处临江县当指临江府。瑞州即今江西省高安市。两件铜钟上铭文均为鸟虫篆体,且过于残泐,难以读懂,以往称作“奇字镈”。对于铭文所设内容,曹锦炎先生认为“反映的是越国和邾国的一次会盟,并将铭辞记录在案”,“制作年代可定在公元前473年或稍后”,后进一步修正为记载了“越国主持的莒、邾分界会盟的内容”。王辉先生认为这两件器物与公元前529年越大夫常寿过参与楚国内乱有关。虽然各家意见不一,但这两件器物当如容庚先生所推定的“乃越国器也”。结合钟的形制、纹饰等推断,时代当在春秋晚期。

  国字山M1出的两件带铭铜器,器主分别是越王“者翳”和“者翳之大子不(?)寿”。根据研究,越王者翳,见于史载。《史记·越世家》:“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索隐》引《纪年》云:“翳三十三年遭于吴,三十六年七月太子储咎弑其君翳”。越王翳在位共计三十六年(公元前411~前376年),约在战国早中期。不(?)寿是越王翳的太子之一。史载翳有四子,其中三子被翳之弟豫所杀。不(?)寿当为其中之一。

  清江盆地是江西境内东周时期遗存分布最为密集、等级最高的地区。盆地内发现的筑卫城及周边遗址、城址和墓葬等各类遗存,构成了一处以筑卫城为核心,要素齐备、等级参差的聚落群。筑卫城城址规模宏大,是迄今为止江西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东周时期城址,应该是本区域的统治中心。

  人们惯常以“吴头楚尾”来概括东周时期的江西历史状况。在盆地内集中发现多件与吴、越两国相关铜器,特别是最近国字山M1发现的与越王相关的铜器,都表明本区域与吴、越两国有着密切关系。此处或有可能是先后为吴、越所控制,或是两国设置于此的边邑。在春秋晚期,楚国势力在北侧已经控制了沿江铜矿带,西侧已经进入湖南长沙一带。清江盆地成为应对楚国势力的前沿地带。这或许是吴、越加强这一区域掌控的原因所在。(执笔:唐锦琼、王意乐、张建仕)

(图文转自:“文博中国”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