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讽刺的事情太多了，明朝就有很多，而万历年间尤甚。
二十多年不上朝的明神宗朱翊钧，曾为了传说中海外长着金豆豆的树，而派人出海寻找，并最终……啥都没找到，还导致两万五千多华人被屠杀。
故事得从万历三十年的农历七月（公元1602年）说起，此时，已经进入到17世纪，有位名叫张嶷的福建籍漳州籍的男子来到北京，通过北京的一位低级官员上疏，说福建海外有一座“吕宋岛”，吕宋岛上有一座“机易山”。
这个机易山，怪得很，树上长着金豆豆，遍地都是银矿，如果派人前往开采冶炼，每年可得黄金10万两、白银30万两。
其实，明朝的皇室，如果说政府的法律正常允许，皇帝用银一年就是30万两。那么吕宋如果去采金采银，一年可得黄金10万两，白银30万两，这个消息大大刺激了想银子想得发疯的万历皇帝！
皇帝立即予以批准，让福建巡抚派员带同张嶷前往吕宋查勘，如果此说属实，再行开采。
皇帝的这道去吕宋开矿的旨意一下，当时的记载是“举朝骇异”，也就说是举朝震惊。（这沙雕行为不震惊也就怪了……）
骇异之余，都察院都御史温纯上疏劝阻，说即使机易山盛产金银，也决无树上长豆、地遍银矿、任人开采的道理，哪里能一年弄到10万两黄金、30万两白银呢？此其一。
其二，朝廷在福建已经派了矿监，如果机易山真有金银矿，他们岂能不早就行动，怎么可能把利让给后来之人？
意思很简单，就是如此弱智的编造、如此荒唐的故事、如此浅显的道理，以皇上的聪明，怎么竟然就相信了呢？（除非你是个智障皇帝……）御史们也纷纷上疏反对。
但在当时的体制之下，只要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坚持己见，官僚机器只能围着他的意志运行。
于是，请求往吕宋开矿的“原奏”张嶷，被送到了福建，当地政府就想拖下来，压下来，把事情搁置下来。
但是，经不住朝廷的不断地督促，福建巡抚没有办法，他敷衍皇帝，派了一位八品的小官一一海澄县的一个县丞，这个海澄县现在是归福建漳州龙海市管。
那么派了海澄县的一个县丞叫王时和，以及一位低级军官，当地驻军的百户，叫干一成，带着一行人马和船只，前往吕宋进行勘查，同时通报了吕宋的统治者。
这里要介绍下吕宋，其位于中国大陆的东南，台湾的南面，西北距漳州的海澄、泉州的同安大概只有一千多公里，是菲律宾群岛中最大的岛屿，也是这一群岛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今日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就在吕宋岛。
自从隆庆时代的“月港”开海，吕宋汇集了大批来自漳州、泉州等地中国海商。到万历时期，这个吕宋已经在西班牙人的占据之下，他们是从美洲横渡太平洋而来的。从此，吕宋成了中国和美洲贸易的中转站。
无论是西班牙的统治者，还是当地的土著居民，听说大明朝要派军队到吕宋来勘查采矿，都大为惊恐。
当时在吕宋经商的华人有好几万人，这对他们是非常不利的，他们百般解释，说天朝这一次派人来，别无他意，只是因为有奸徒造谣生事，朝廷才派使者来核实，使者一来，就可揭穿奸徒的把戏了。
当这个低品级的文官王时和带着随从人等在吕宋登陆，当地的首脑一面命僧人在路旁散花，这是表示欢迎，这也是接待尊贵宾客的最高礼遇了；另外一面盛陈兵卫，以防意外。
当天，首脑摆下筵宴，接待天朝来的使者。宴席之上，当地的首脑（当然史料里面没有说到是西班牙人还是当地人）突然发问，听说天朝打算派人来敝邦开山挖矿，可有此事？
这位海澄县的县丞王时和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这位首脑继续发问:山各有主，怎能随意开采？譬如你中华有山，我邦之人可以去随意开采吗？
王时和更为语塞，别人又发问:“树生金豆，是何树所生？”一一你们说树上有金豆，这个树叫什么名字，你也告诉我啊！这个“树生金豆，是何树所生？”这九个字是《明史外国传》的原文。
因为张嶷在给万历皇帝的奏疏中，就说过这个地方遍地是银矿，树上结着金豆，所以吕宋的首脑有此一问。别人连发三问，问得王时和瞠目结舌。这也难为他，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于是频频看张嶷。
这个事不是你挑起来的吗？你这小子关键时候怎么变成缩头乌龟了？一声不吭。
这个张嶷实际上可以说是当地的地痞光棍之流的人嘛，所以这种人一般是见多识广，他随机应变，张口就答:听说吕宋遍地是金，又何必问这金豆长在什么树上呢？
当然这种随机应变显然是耍无赖，引起满堂的嘲笑。当地首脑突然变脸，将一干人驱逐出境。
这位王时和莫名其妙地被派到吕宋，受了一番奚落和惊吓，又灰溜溜地来到了海澄，不久惊惧而死。但是，更为严重的是，吕宋的事情并没有因此而了结。
当地统治者担心明朝的皇帝惦记着吕宋遍地的金银，又担心在吕宋的华商为内应，于是调遣军队，鼓动土著居民，屠杀在当地定居经商的两万五千多华人。
而且，他还做得有理有节，将被杀害的两万多华人的财产封存，派遣使者投书福建巡抚，说是华商密谋作乱，不得已而除之，请令死者的家属往吕宋来领取亲人的遗物。
这个消息传到北京，万历皇帝知道以后既惊且怒，金子银子没有得到一两，却导致两万多华人的丧生，于是向福建巡抚下了一道诏书，既对张嶷（就这个提出吕宋有金有银的张嶷）进行严厉的斥责，并且让福建巡抚“议治”吕宋西班牙人之罪。
这道旨意说得很好玩，说:
（张）嶷等欺诳朝廷，生衅海外，致二万商民尽膏锋刃，损威辱国，死有余辜，即枭首传示海上。吕宋酋擅杀商民，抚按官议罪以闻。
可以说这是一道没有任何意义的诏书。
第一、它谴责张嶷等人欺骗朝廷，造成巨祸，损威辱国，将其枭首，传示海上，却对自己的愚蠢行为没有任何的反思；
第二、诏书要求福建的官员议定吕宋酋长的罪行，提出惩治办法。你皇帝都没办法，我巡抚有什么办法？但是中国历来的事情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让我议罪，我就议罪。
当时的福建巡抚叫徐学聚，也是个写文章的高手，他根据皇帝的旨意，移书吕宋的首脑，谴责其“擅杀”之罪。当然这个罪也很滑稽。什么叫“擅杀”，就是没有得到皇帝的批准，擅自杀戮。而在这个谴责书里头，仍然以天朝自居，将吕宋视为属国。
那么在吕宋的西班牙人怎么样？根本不于理睬。明朝怎么办？
什么办法也没有。
所以《明史》用了五个字进行感慨:“竟不能讨也。”就是拿吕宋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才真是丢人现眼。
但是这个看上去荒唐的事件，却可以视为自郑和下西洋以来明朝官方第一次主动的“走出去”，但是很快脸面丢尽地退回来，并且导致两万多华商的丧生。
更为丢人的是，福建巡抚徐学聚在给吕宋当局的“抗议”书中，不但编造谎言，把张嶷之“枭首”时间移置到华商被杀之前，而且把因为皇帝的贪财、皇帝的荒唐而丧命的无辜华商称为“贱民”，所以这就是当时统治者的极端的无耻。
而且表示不会因为贱民的被杀而与“友邦”大兴干戈，甚至不惜向西班牙人献殷勤，表示将既往不咎，任其“商舶交易，往来如故”。
所以说，这是明朝一个非常丢人现眼的事情。这时候的明朝政府，国家运转几乎停摆了，哪有精力去处理海上的事情，因而就导致了这出惨剧，但不过，想到那两万五千无辜的华商，我们也只能一声叹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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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的故事
爱国反清郑成功受南明隆武帝拢络，赐姓为明朝的国姓朱，并封忠孝伯，这也就是他俗称国姓爷的由来。22岁任南明隆武帝御营中军都督。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清军攻克福建，唐王隆武皇帝遇害，在清大学士洪承畴的招抚下，郑成功的父亲认为明朝气数已尽，不顾郑成功的反对，只身北上向清朝朝廷投降。清军在这时掠劫郑家，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为免受辱于清兵，切腹自尽。“国仇家恨”之下，隆武二年十二月（1647年1月）郑成功在烈屿（小金门）起兵，旗帜上的称号是“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朱成功”。永历三年（1649年）改奉南明永历年号，永历帝封他为延平郡王，故亦有称其为郑延平者。1651年到1652年在闽南小盈岭、海澄（今龙海）等地取得3次重大胜利，歼灭驻闽清军主力。后挥师北取浙江舟山，南破广东揭阳。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定远大将军济度率兵约3万入闽，会同驻闽清军，进攻郑军。郑成功利用清军不善水战的弱点，诱其出海作战，次年四月将其水师歼灭于厦门围头海域。在起义后的16年间，郑成功据地在现今小金门和厦门（当时为一小岛，并没有和大陆连在一起）一带的小岛，完全控制了海权，以和外国人做生意收集资金，筹备军力，并且深入内陆广设商业据点，收集许多有关清军与朝廷的情报，曾经几次起兵，也和清朝廷议和以争取时间恢复兵力。期间，降清的郑芝龙在清庭的要求下多次写信给郑成功招降，清帝亦曾下诏册封郑成功为靖海将军海澄公，郑成功坚辞不受；顺治十四年（1657年），郑芝龙与郑成功私信被清廷截获，以通敌罪流徙郑芝龙于宁古塔。
顺治十五年（1658年），郑成功统率水陆军17万北伐，次年入长江，克镇江，围南京，后因中清军缓兵之计，损兵折将，败退厦门。十七年，在福建海门港（今龙海东）歼灭清将达素所率水师4万余人，军威复振。
郑成功最重要的盟友——晋王李定国
若说郑成功一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与西南抗清领袖李定国的关系。
郑成功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当世知名度远在李定国之上。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李定国是他生平最敬重之人，是他最亲密的战略盟友，还是他的至亲“老亲翁”，一个是南明的西宁王（后封晋王），一个是南明的延平王（后封潮王），地位和影响力尚在定国之下。（成功的侄女嫁给了定国长子，后来清兵大举进攻云贵，南明兵败与丈夫一起被杀）
郑成功生平最光辉的业绩，不是收复台湾而是抗击清兵，与李定国一个在云南广西，一个在东南沿海，频频给与清兵致命打击，支撑南明政权长达二十年之久，堪称擎天双柱；逼迫清廷不得不做出让步，为后来的“康熙之治”打下基础。
他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但不只是因为他收服台湾，更是因为他顽强抗击清兵侵略，为南洋海外华人提供保护，创立“天地会”留下抗清火种，一直延续到数百年后的“同盟会”。
史学界论述李定国与郑成功关系的文章不少，大多是从他俩都坚持抗清，战绩远非其他抗清武装所能比拟，而且又书信往返，缔结为姻，故赞扬之词充塞史著，仿佛二人都是忠贞于复明事业、共赴国难的佼佼者。
但是，就历史事实而言，会师广东的计划是李定国制定的，在1653、1654年（顺治十年、十一年）他梦寐以求的就是同郑成功东西夹攻，迈出收复广东、重整山河的第一步。然而，这只是定国一厢情愿，郑成功并不想这样做。原因不是他看不到会师广东是南明中兴的关键一着，而是郑成功把以他为首的郑氏集团利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研究郑成功起兵以后的整个经历，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很有大志的人，在明、清对峙，国土分裂的情形下，他鉴于自身力量不够强大，在政治影响上也无法同明、清两个并存的政权争夺民心（包括官绅），因此，他的策略是明、清两方谁能让他独断专行，或者说割地自雄，他就奉谁“正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理想是做一个“纵横而所之”的“凤凰”，不愿成为“槛阱之中”的“虎豹”。所以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清朝若能信儿，则为清人；果不信儿言，则为明臣而已。”①总之，只能“遥奉”，不能“受制于人”。这就是他和后来的郑经一贯提出的“比于高丽”的思想根源。
清廷多次招抚（郑方称为“和议”）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只给他高爵厚禄，决不答应给他以相对的独立性。在这种条件下，郑成功只能做一个“明臣”。同样的道理，他的“始终为明”并不意味着他愿意毫无保留地服从明朝廷的调遣，恪守臣节。在东南沿海，隆武帝遇难后，他“始终为唐”（张煌言语），对近在咫尺的鲁监国以客礼相待，而且极力设法使原属鲁监国的兵将听命于己。对永历朝廷，他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奉永历正朔的原大西、大顺军和其他抗清势力能支撑下去，拖住清朝的大部分兵员，借以减轻自己的压力。另一方面，他是很有政治头脑的，预见到如果应定国之约出动主力东西合击，必胜无疑，随之而来的是闽粤兵连一体、地成一片，遥相呼应的局面就要改观。
郑成功不会不考虑到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将受到很大限制，军政大事要禀承于朝廷，否则就难逃僭越之议。更重要的是，自己在兵力、爵位和声望上都略逊于李定国，加以李定国同永历朝廷的关系比他更密切，这些因素必然在郑成功的深谋远虑之中。所以，无论李定国制定的战略如何正确，也不管定国为了实现南明中兴对他怎样苦心相劝，郑成功总像一根插在闽海地区的弹性钢条一样，外力的大小只能造成他左右摇晃的程度，最后还是我自岿然不动的南天一柱。明清之际最优秀的军事家李定国的悲剧在于：出滇抗清前期遭到孙可望的嫉恨，无法在湖广（今湖南、湖北）、江西战场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于郑成功连兵粤、闽，会师北上，得到的回报是虚应故事，新会战败，丧师失地，南明中兴从此无望，他所能做的只是效法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郑成功对广东潮州地区一直非常重视，这是郑氏家族军粮的主要来源地。郑鸿逵和郑成功多次进兵潮州原因就在于此。但他的意图却是希望把潮、惠地区据为自己的粮饷、兵员补给地，而在郑军和永历朝廷之间最好是留下一片清方管辖区，打掉这座隔火墙对郑氏集团不利。于是，他在李定国心急如焚的情况下，一味采取拖延推宕的策略。上面已经说过，李定国部署二次入广战役在半年前就已经把预定的会师日期通知了广东义师，决不可能不通知指望在全局战略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郑成功。
四月间定国在高州派遣的使者到达厦门后，郑成功正同清方“和谈”，将使者软禁。八月才派李景为使者来到定国军中，定国的回信中说“兹不谷已驻兴邑”（广东新兴县），据为定国治病的陈舜系记载，他在八月十六日随定国大营往广、肇（新兴属肇庆府），可以证明这封信写于八月十六日以后，信中所说“五月至今，所待贵爵相应耳”，是说他四月派出使者预料五月可得回音，不料等到八月，成功使者才姗姗来迟，带来的消息又不明确。定国的回信除了明显地流露出不满情绪，仍抱有会师的极大希望，“慎勿然诺浮沉，致贻耽阁。要知十月望后，恐无济于机宜矣”，真可谓语重心长。
从《先王实录》中得知，李景和定国使者携带复信返抵厦门不迟于九月初三日，“藩得会师二书，即欲调兵南下勤王。以虏使在泉，令差暂住金门”①。然而，他偏要拖过定国信中指定的十月望前（十五日以前）师期，到十月十九日才“遣师南下，与晋王（是时李定国尚未封晋王）等会师勤王。委左军辅明侯林察为水陆总督，提调军中一切机宜；委右军闽安侯周瑞为水师统领”，率兵数万、战舰百只，“克日南征”，同时派官员林云琼赍勤王师表诣行在，并持书会晋王等（定国时为安西王），书云：“季秋幸接尊使，读翰教谅谅，修矛戟而奏肤功，大符夙愿。……兹叠承大教，宁忍濡滞以自失事机？奈尊使到敝营时，值南风盛发，利于北伐而未利于南征。……即欲遣师南下，与贵部共取五羊，缘风信非时，未便发师。……兹届孟冬，北风飙起，即令辅明侯林察、闽安侯周瑞等统领，扬帆东（？）指，虽愧非顺昌旗帜，然勉效一臂之力。水师攻其三面，陆师尽其一网，则粤酋可不战而擒矣。”①
郑成功这次出军有几点很值得注意。第一，郑成功自起兵以来凡遇重大战役都亲临指挥，这次入粤之战对南明和清方都关系重大，西线是安西王李定国任主帅，给他的信中又反复强调了会师广东的战略意义，如说“粤事谐而闽、浙、直争传一檄”，那么，他为什么不肯亲自统军西上呢？惟一的解释是他已有卸责于下的准备。第二，郑成功在众多将领中选择林察出任水陆师正提督可谓独具慧眼，永历朝廷初立之时正是这位林察拥立绍武政权，大打内战，这时让他统军接应永历朝廷的主力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最佳人选”。第三，郑成功是一位久历戎行的统帅，在给其弟世忠信中也说自己“用兵老矣”，何况郑军同清军作战时几次因救援不及时而失城丧师，他当然明白“胜负之际，间不容发”的道理，那么，他在九月初收到定国谆谆嘱咐的十月十五日为郑军到达指定位置的信后，为什么要拖到十九日才调集官兵“克日南征”呢？第四，郑成功自上年就已知道李定国东西夹攻，一举恢粤的计划，其间定国还再三遣使催促他领兵接应。
在帆船时代里，海上航行受季候风影响较大，无疑是事实。但在这样长的时间里郑成功没有出兵决不能用“风信非时”来解释，否则，郑、李使者又怎么能往来海上？何况，上年（1653年）六月至八月郑成功曾经率领舟师南下潮州、揭阳；下年（1655年）八月郑成功又曾派舟师南下广东，九月占领揭阳、普宁、澄海三县，证明秋季并不是不可能南征。退一步说，顺治十年（1653）李定国计划次年东西合攻广东之时，具有丰富海上经验的郑成功如有会师诚意，也应当把海上用兵的最佳时间通知李定国，以便定国确定东西会师打响的月日。明眼人不难看出郑成功的态度暧昧。第五，最引人注意的是，郑成功派出的援师行动极其缓慢，有大造声势之形，无实际作战之心。
从清方档案来看，十月初一日郑成功发牌调集兵将，部署南征事宜；初四日他亲临铜山（今东山县）视察兵丁、船工，“授辅明侯林察为正提督，闽安侯（周瑞）为副提督，管辖一百艘大船，派往广东与西部贼兵会合”①。十月二十二日，清广东水师副将许龙报告，“上游有数百只船集结，闽安侯周瑞、辅明侯林察有率兵南下之势。盖于二十三、二十四日起程，有言去碣石，有言去广东”。十一月十九日，林察部泊于南澳扎营，“商议军务”。铜山距南澳不过百里，郑成功信中说“兹届孟冬，北风飙起”，正值顺风，一天可到。郑成功十月初四日在铜山阅兵命将，一个半月之后才停泊南澳扎营商议什么军务。又过了一个星期即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林察等率领的舟师三百余艘进至广东海丰磡寨村（当即瞰下寨，在海丰县南海滨）。十二月初五日，林察领船只四百余号、士卒三万余众进抵平海所（今惠东县平海）。同月十四日林察派出一队白艚船驶抵大鹏所（与平海隔大亚湾）征输村寨粮米，在这里遇着了广东沿海义师李万荣、陈奇策的队伍，据清方侦察，李万荣曾以猪、酒犒劳郑军。十五日，林察等部乘船三百余艘驶至佛堂门外（在虎门南面二百余里处，距广州四百余里）①。
上文已说过李定国在新会战败的日期是十二月十四日，也就是林察所遣部分船只到大鹏所同李万荣、陈奇策义师相遇的那一天。当时李万荣等只知新会正在激战，不可能知道定国败退，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于他们的极力劝说，林察才在一天内即从平海进至佛门堂。大约几天之后，他们必定从广东义师处得到定国大军战败急速西撤的消息，在海面观望了很长时间（其中必有派人向郑成功请示之事），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五月返回厦门。
明、清双方留下的档案和记载都表明，郑成功虽然派出了军队，却没有参战意图。清闽、粤两省高级官员非常注意郑军动向，向朝廷报告林察等南下的日期和活动颇为详细，却没有任何交战之事内容，也就是说林察、周瑞部决不是遭到清军阻击不能早日到达定国指定位置；从十月初四日到十二月十四日磨蹭了两个月零十天才驶抵平海，派出部分兵船去大鹏所村寨征收粮食，而杨英记载林察、周瑞出兵时，他以户科身分同忠振伯洪旭“照议”计发行粮十个月，可见也不是由于粮饷不足。剩下的惟一解释就是郑成功在命将时即已亲授机宜：不可假戏真做。这一判断不仅可以从上述郑军处处拖延时日上看出，从清方档案和郑方纪载中也找不到任何作战痕迹，给人印象似乎是郑成功组织了一次大规模南海旅游，对组织这次改变明、清战局的战役的李定国采取了虚与委蛇的手段，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台湾外纪》卷四记林察、周瑞返回厦门后报告“舟师次虎头门（即虎门），侦知李定国战败，梧州失守，不敢进兵，还师”。郑成功玩弄权术，责备林察、周瑞等“勤王入援，君命原无俟驾，逗遛观望而回，朝典何在？尔等合心畏避，当尽正罪”。随即下令将周瑞“削职夺爵，解其兵柄，永不叙用”；林察等人降级有差。在给李定国的信里写道：“客岁蘧使遥来，同仇同袍之订，甚符夙心。用是敿干敹胄，大集楼船，方刻程期，而敝员李景复以台命至，展读再四，知殿下内急君父之忧，外切仇雠之痛；不佞恨不能征帆悠忽，直扫珠江，同挈故土以迎乘舆。讵意船师未到，而大师已先班回数日。有贵部官兵自粤来投者，细讯其故，盖以骄兵致挫。胜负兵家之常，不足深忧。但敝船逗遛，既不能先期会师，又不能奋图后援，实与有罪焉。已将水陆各将，审定功罪，乃知依违不前者，闽安侯周瑞，已重行捆责，革职闲住，乃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①
郑成功对南征诸将的处理和复李定国书是大有讲究的。1654年能否实现东西合击，奏捷广东，直接关系着永历朝廷的前途，是非同小可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郑成功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决不至于看不到这一点。他的信中轻描淡写地说“胜负兵家之常，不足深忧”，把关键性战略意图未能实现等同于一般战役的胜负，可说是官样文章。信中首先批评了李定国“骄兵致挫”，然后才谈到自己的舟师“逗遛”、“依违不前”，意在把战役失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对方。我们不能说李定国没有犯过骄傲轻敌的错误，但是新会战役的失败却决不能说成是定国“骄兵致挫”。
在人员处理上，郑成功治军之严，在历史上很著名，惟独对这次对南明有决定命运意义的战役中逗留不进的将领却轻轻发落了事。林察是南征主将，郑成功却把“依违不前”的罪责加在副提督闽安侯周瑞头上，原因是林察为郑氏嫡系将领，周瑞原是鲁监国将领，亲疏之分显而易见。顺便说一下，郑成功的跋扈自雄在致定国信中也有充分的表现。按明、清制度大将专征时皇帝授予的最大权力仅限于副将以下违反节制可以不经请旨以上方剑处斩。周瑞位居侯爵，成功信中说“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完全是一国之主的口气。总之，南征之役无功而返是按照郑成功自己的意志行事殆无疑义。
综上所述，1653—1654年李定国策划的广东之役，是南明中兴的最后一次机会。定国计划的重点是联络郑成功东西合击，配合广东各地义师首先全歼广东清军，再展宏图。在这三股抗清力量中，李定国军和广东义师都是全力以赴的，只是由于郑成功志不在此，终于功亏一篑。广东义师为了实现定国的战略意图表现的积极性颇足称赞。在定国新会战役失败之后负责联络广东义师的明两广总督连城璧仍然为这一东西合击战略奔走呼号。他在1655年六月给永历朝廷的奏疏中呼吁：“所望西师迅发，闽帆再扬，而臣与辅臣郭之奇一鼓再鼓，乘敌之疲，用我之壮，粤东不足平也。”①次年（1656，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七月，连城璧又在疏中说他联络的粤中义师“坚处海滨，……枕戈以待王师重来，与闽师期会，收前此未济之功”②。由于李定国在新会战役中兵员器械损失较大，又急于赶赴安龙迎接永历帝入滇，顾不上粤东战场了。大好良机付之东流，曷胜浩叹。
东进台湾
1661年康熙皇帝初即位，之前的郑氏降将黄梧陈灭贼五策，包括长达20年的迁界令，自山东至广东沿海廿里，断绝郑成功的经济支援；毁沿海船只，寸板不许下水；同时杀成功之父郑芝龙于宁古塔流徙处，（一说斩于北京柴市口，即今府学胡同西口，元代刑场）；挖郑氏祖坟；移驻投诚官兵，分垦荒地。由于清政府的新策略，郑成功和他的军队断绝了经济来源，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不得不放弃以近岸离岛为基地，骚扰东南沿海的军事策略，转而进攻已久为大航海时代以来远渡重洋来到亚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国人、荷兰人所分别殖民割据的台湾，作为新的基地，这一年三月二十三，郑成功亲率将士2.5万、战船数百艘，自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出敌不意地在鹿耳门及禾寮港登陆。先以优势兵力夺取荷军防守薄弱的赤嵌城（今台南市内），继又对防御坚固的首府台湾城（今台南市安平区）长期围困。经过九个月的苦战，在早年由其父协助渡海的汉人移民的支持下于1662年打败荷兰人，迫使殖民总督揆一于同年十二月十三日（1662年2月1日）签字投降，撤离台湾。于是祭告山川，颁屯垦令，开东宁王国，立郑家天下，拥有现在台湾南部以及一部份东部的土地，设“承天府”，改台南为“东都”，以示候明永历帝东来之意，争取明朝遗臣效忠。另辟海外乾坤、抗清朝于海外。同年4月间传来桂王朱由榔死于缅甸的消息。虽然仍有其他明朝宗室在台，但成功已决定不再拥立新帝，自为台湾之主。郑成功在台湾成立第一个汉人政权，然而，因为当时热带地方卫生条件不好，郑成功感染时疫，终于病倒，同年5月病逝，享年39岁。原葬台南洲仔尾，1699年迁葬南安祖墓。传说被郑经害死。康熙皇帝题撰挽联：“四镇多贰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1662年打败侵占台湾38年之久的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了我国神圣领土，写下这首《复台》诗：“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
郑成功的儿子郑经继续经营台湾，改东都为东宁。依陈永华之议，移植明朝中央官制，对内虽仍奉已死的明永历帝之正朔，与中国内陆清王朝之顺治、康熙各朝互不统属，对外则自称“东宁王国”，始有开国长治之想，经营成效斐然。后因降将施琅师法郑成功当年进攻荷兰人故技，攻克澎湖岛，因此孙子郑克塽于1683年降清，为免台湾民众起反抗之心，郑氏在台诸坟悉数遭清王朝掘起迁葬中国内陆。1684年4月，台湾（时为台湾府）正式纳入大清帝国版图，隶属福建省，下设台湾县，凤山县与诸罗县，总计郑氏政权在台湾只有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而已，但是因为其特殊背景，因此不只是台湾的历史学家重视，还广受中国以及日本的史界注目，提出各种不同的有趣观点。
对海外华人的保护
1647年1月，郑成功在烈屿起兵抗清后，于转战中国大陆东南部期间，多次帮助明室宗族与民众渡海定居台湾及东南亚各地。抗清期间，郑成功为了筹备粮饷而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当时荷兰人常劫夺郑氏和海外华人商船，郑成功多次派出水军打击荷兰舰队，并于1656年到1660年期间两次警告荷兰人，郑氏将不会与荷兰贸易，除非荷兰人停止劫夺华人的商船。另外，郑成功让华商领取郑府令牌和“国姓爷”旗号，以帮助保护华人在海外经商时的安全。当时确有很多海外华商采取此法，而得以安全出海经商。
多次欲攻取菲律宾
1565年，西班牙殖民统治菲律宾，菲律宾这个名字，就是来自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名字。1603年和1639年，西班牙殖民者二次屠杀在菲律宾的华侨华商，死亡人数达五万余众。
在得知菲律宾华侨的处境后，1657年，郑成功曾经致函给爪哇岛巴达维亚的一位华侨甲必丹，要求他停止与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进行贸易往来。郑成功曾多次对菲律宾华侨表示关切，并提出要率兵攻取菲律宾，以惩罚西班牙人。
1662年，郑成功攻下台湾后，遣使到菲律宾向西班牙总督递交国书，谴责其杀戮掠夺华侨的罪行，严令其改邪归正，俯首纳贡，但西班牙人反而因此在马尼拉进行了第三次对华侨的屠杀。
郑成功闻讯大怒，决定挥师征讨，为华侨报仇。他一面抚恤安置从菲律宾逃到台湾的华侨，一方面组织筹备军队，派人暗中与在菲律宾的华侨联络，以到时可里应外合，但还没出兵，他得知儿子郑经在厦门跟奶妈陈氏通奸，郑成功勃然大怒，命部将郑泰杀郑经，郑泰因不忍而抗命，又患疟疾，不久病危，1662年6月23日病逝。
后来，其郑经也于1670年和1671年两次准备派舰队征讨马尼拉，但最终没有出兵。
评价
郑成功接收父亲的兵力，成员多是盗贼出身，于是郑成功一直是“强人统治”，“严刑峻法”，极少接受属下的意见。然而他的文人背景却也能让他以德服众，同时也有助于他对商业方面的经营，创造出胜过他父亲的局面。
因郑成功为汉和混血，日本人亦视之为大和英雄，如今日本平户（今长崎县平户市）海滨尚有“儿诞石”，相传郑成功即在此出生。日本作家近松门左卫门曾写了一部名为《国姓爷合战》的净琉璃剧，风靡一时。
台湾日治时期，日人拆除为数不少的汉人庙宇。但位于台南，清代设立祭拜郑成功的延平郡王祠所幸被保存。并另在旁兴建和风建筑“开山神社”，亦供奉郑氏，形成双庙格局。直至战后，开山神社遭拆除，延平郡王祠则将原先闽式建筑整修为北方朝廷式。
中国把郑成功看作从荷兰人手上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日本则把郑成功看成第一个日裔子孙经营台湾的例子，而台独分子则把郑成功看成汉人脱离中国统治，移民台湾，建立新天地的典范。
轶闻传说
地名
台北市剑潭
相传1660年代，郑成功及其所属军队行经此河河段时，遇见神怪与神怪造成的大风浪，为伏怪，郑成功抛一身边宝剑，始降服神怪。后人为纪念此事件，故将该河段与所涵盖流域皆以剑潭命名。但经后人考证，此一民间传说并不确实。
台中县大甲镇铁砧山的剑井 寻三宝复明
有天，郑成功（下简称郑）到泉州的仙公庙去，问仙公明朝有无中兴的可能。仙公说：“你是明朝忠臣，若想中兴明朝必先到台取三宝：一个玉印、一件乌山柴、以及出米岩。”
玉印 版本一：
郑在台找寻玉石时途经打狗山，向一位仙翁打听，但仙翁却先请郑在洞穴里过一晚。隔天仙翁询问：“昨夜睡的床为何？”郑答：“石床”，仙翁叹道：“一切都是天意，不然您如此聪明，何将玉床误认为石床？”语毕送郑一条玉带。
版本二：
郑带少数将领前往玉山找寻玉石，但一行人整天下来，只见遍地石子，却无玉石。当一行人打算打道回府时玉山的土地公现身了，说未经许可，任谁都找不到玉石。
郑表明来意后，土地公却叹道：“当作佩玉尚可，但玉印恕难奉送，只因天意如此。”郑惊讶道：“只是要刻印章，有什么天意呢？”。见郑坚持，土地公勉为其难地随手捡起一块石头给郑，说也奇妙，当郑接过来时，瞬间石子变为玉石。然而等郑将玉石刻成印章后，每次盖在纸上却都是“南无观世音菩萨”。
乌杉柴 郑在阿里山时，找到三棵乌杉，其中两颗需约三十余人才能围住，另外一颗小一点，但也要二十七八人。第一天砍了树身的三分之一，但隔日见被砍的地方竟然自动愈合，像是没砍过一般。接连试了好几天皆如此，郑便祈神请求帮忙，当晚他梦见一老人对他说：“这三棵乌杉是神树，正果快修成了，谁砍，谁就会受伤。然而你之所以安然无恙，正是因为你是明朝忠臣，上天都在保护你。若你一定要取乌杉柴，请筑檀祭杉，若该你得则会自动倒下…”隔日郑照其指点而做，正祭祀时忽然一声巨响，较小的乌杉倒下了。
出米岩 郑途经大岗山时令士兵扎营，自己则去庙里拜祭，祈求早日得三宝以便复明。当晚郑就梦见佛祖带他四处游玩，并指点藏宝处，说道：“谷仓位于庙后面的岩穴中，左有千人斧，右有万人火。”，接着授与火斧的用法，嘱咐道：“产出的米只能在此食用，并照人数取之，不可多取。”
隔日，郑率兵去找寻，果然有米从岩穴流出，他便照佛祖授与的方法煮饭，全师粮食便足够。
296年历史的封建王朝，由胜转衰，是一颗神树决定的吗？
明朝末年，时局动荡，各路起义不断兴起，没想到汉人刚夺下的江山，又被来自北方的女真族所取代。
明朝末年，清太祖努尔哈赤逐渐统一了女真各族，势力加强后，形成了和明朝分庭抗礼的局面。面对来自北方的强大威胁和国内混乱的情况，明朝的崇祯皇帝非常害怕，他们有选择任用贤臣，富国强兵，却将国家的运势寄托在了钦天监上。
钦天监也就是旧时的国家天文台，主要负责的是观察天象和颁布历法。由于古时人们对各项事物的认知有限，往往将气象上的改变直接对应为人事的变更，因此，各代王朝都对钦天监极为重视。
万历时期，有一次钦天监突然发现辽东方向有数股紫气升腾，宛如数条神龙在空中盘旋，钦天监的工作人员自然不敢怠慢，赶忙向皇帝汇报。崇祯帝非常慌张，又赶忙找来了一位经验丰富的风水师，风水师算出辽东方向有“龙气”升腾，皇帝作为天子，是龙的化身，肯定不允许远离自己的方向有龙气，就派风水师带人前往破除。
风水师接连灭了多条龙气后，发现仍有一股龙气在高空盘旋，风水师认为，只要此气不落地就难有作为，便回京复命。此时正值努尔哈赤在一次战斗中战败，因为怕自己随身携带的祖先的骨灰盒和牌位受损，就将其藏在了一颗大树的树杈之上。战役结束后，努尔哈赤返回树下，欲取走骨灰盒，可像中邪一样，怎么也取不下来。发生这种事，古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找人算上一卦，努尔哈赤自然也不例外。风水先生来后，算出此树就是龙脉的脉眼，而骨灰盒恰好就在脉眼之上，此乃大吉之兆。在大树之后有一片群山，群山中有12座山峰，这又正好预示着他的后代中一共会出现12位皇帝，巧合的是清朝正好也出现了12位皇帝。
同治年间，大树就要枯倒，皇帝就派人在树边伫立了几根木桩。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大树也逐渐枯萎，清朝的运势也终于走向了尽头。
乾隆时期，还专门为此树写了一篇《神树赋》。不管此事是不是真像风水先生说的一样神奇，可是至少也真的存在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