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文字狱在古代每个朝代都会有，只是看执行的力度严不严格。到了清朝文字狱变的最为严重，很多知识分子都因此受到了迫害，乾隆年间最为强烈。当时文字狱的风气基本上已经控制不住，很多假的作品也被拿出来当做证据，天下名仕都人心惶惶。好在嘉庆皇帝上位以后，改变了乾隆的文字狱政策，而且开始调查平凡，这才逐渐恢复成往日的和平气氛。之后的皇帝也是明白这股邪气是绝对不能让它再次燃起。
在当代社会，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粹，国家之栋梁，黎民的骄傲。而在古代，许多知识分子遭到残害，却是因为统治者维护自己的统治。在中国许多朝代都发生过文字狱，清朝的文字狱实例五花八门，最严重的非乾隆时期莫属。乾隆年间共施行了130余次文字狱，其中47次为死刑，而由空穴来风编造的文字狱，不可控制。
年羹尧是进士出身，又是一名武将，曾平定叛乱多次，功勋显赫，又因其妹是皇上的妃子，自恃过高，因此皇帝忍无可忍，起了杀心，1725年，天出奇观，各大臣上奏，年也上了，却因字体潦乱，成语用颠倒，年群起反驳，被订上将近百条大罪，同党流放。
1728年，岳钟琪乘轿回家，突然有人截住轿子递来文书，这就是吕留良案件。吕留良父子死后被开馆，尸体也被残害示众，其孙成了奴隶，财产也尽被没收，二人妻子被流放，其学生亦被开馆示众，另外还有数十人承受鞭挞。
1730年，大臣的奏折里有人将陛下的陛写错，皇帝见了，又在这人诗集中找到他以为大不敬的诗句，便命人将其处决。1733年，他为了强固文字狱的成效，把平淡死去的杨斌树为大臣榜样，让世人效仿。雍正年间，查嗣庭去地方做监考，出了一道题，因题中的维与雍正的雍去了头，被皇帝以为要杀自己的头，便逮捕查办。
乾隆时期乾隆皇帝登上王位初期，最先下令邢部将吊挂在街口示众的头骨取下来，制杆掩埋，接着又下旨赦免了汪景祺以及亲属。为避免再次发生文字罪人的案件，他暂听山东御史的建议，虽然此时知识分子早已被雍正两朝加以整治，但仍然十分高兴的称颂乾隆皇帝，以此来贬低雍正。
然而，兴尽悲来，1751年，文字狱又卷土重来。孙嘉淦任地方要职，因直言敢谏，故德高望重。1750年前后，民间传出假托孙嘉淦的奏稿，稿中内容直指乾隆皇帝，并把朝中重臣都批评一番。民间争传奏稿，后来被当局发现，追根究底，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
在追查伪稿者案件近两年里，乾隆皇帝总是捕风捉影，疑神疑鬼，时常怀疑身边余党，对于此案，他从不觉得自已有任何过错，反而总是感觉国内暗潮涌动，恐慌不安，将原因定为是听了一位御史建议的原因。
有个举人叫王锡侯，他自幼聪慧，早年间为考取功名，把自己锁在一个小祠堂里，日夜读书，每日三餐，托家人从墙下小洞中送入，他学识渊博，读书甚多，一生写下十几部书籍。1969年出版了一本新书名为字贯，王锡侯的仇人指控他篡改字贯，传入乾隆耳中时，便交由大学士进行处理，后来乾隆发现字贯中被列入许多历代皇帝名字，查确此事，下令逮捕王锡侯，其一家上上下下皆难以幸免，于同年腊月被全部斩首。
江苏一举人徐述夔死后，其子为纪念父亲作了一诗集，因集中诗句被小人扭曲意思，后又被乾隆皇帝指出有灭清兴明之意。其仇人指控诗集有叱骂朝廷，便成了大案，不就传出消息，凡与诗集有关者，加以惩戒，徐述夔及其子死后还被乾隆皇帝命人开馆示众，其孙二人均自首，其家族也因名字问题被斩，当地徐氏一姓也受到牵连，有的甚至为逃过此劫更姓换名。
尹嘉铨是有道先生，1781年，他退休回到老家，同年四月份，乾隆皇帝来民间巡查，他想参加接驾大典，但却苦于没有圣旨召见，便思前想后琢磨出了一个法子，以父亲之名写了两个奏折，希望皇帝批准，有个孝名，还能出风头，命儿子把奏折送了去后，皇帝大怒，原来他在奏折中说父亲是古稀老人，与皇帝的自称相同。
雍正在位期间虽短，却也发生了20多起文字狱案件，初期是为了统治内部混乱，后期为了压制知识分子的理念。乾隆在位期间发生100多起，中期较多，彻底消除部分人民反清思想，实际上，受害人并无传播反清思想。两朝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文字狱的发起，带给人民的思想上以及世俗风气上极其恶劣的影响，使得很多文人志士都纷纷远离书本。
我知道很多皇帝，在我眼里，他们都只分为两种:宽容大度的，自私自利的，上文两朝皇帝从维护统治的角度看，是属于后者的，但如果从他们当时的格局看，似乎一切又都理所应当!回顾这段历史，让人觉得还是生活在如今言论自由的社会是如此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