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播州之役其实大家也应该知道这个战役的，话说这个战役也算得上极具特色的，当时也掀起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这其中有一个人却十分的引起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杨应龙，他在当时是造反了的，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会造反?下面就着这个问题一起分析揭秘看看吧!
题主问的一定是万历平播州之役，是万历三大征之一。万历二十八年二月，明朝廷为了镇压播州土司杨应龙的叛乱而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此次战役杨应龙在明王朝24万官兵八路围攻之下，最后于六月以杨应龙兵败自杀而告结束。这是这起事件的简单过程，如果大家想具体了解可看《明史纪事本末》(该书言之颇为详细)、《明史》、《石匮书》、《罪惟录》等书籍。
万历三大征分别是平宁夏之役、万历援朝之役、平播州杨应龙之役，这三场战役得失原因都各有不同。在我看来宁夏之役属于本可以少打或者不打(更多是因为政策失当而打)、万历援朝之役必须急打、大打(丰臣秀吉的野心人尽皆知，欲以朝鲜为跳板攻明朝)、而本文写到的播州之役则是属于迟早要打(明廷确实有政策失当，但不管是否失策，这场战役都是绕不过去的，就是个早晚问题)。那么为何说平播州这场战役绕不过，迟早要打呢?
从其根本原因上来说，这是源于土司制度的弊端，明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是“以夷制夷”的政策，继承了元代的土司制度，利用当地的土酋管理属民，并不改变当地的统治机构，像杨应龙这样的大土司是朝廷下诏袭封的，按《明史》的说法就是“皆因其俗，使之附辑诸蛮，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无相携贰”。
像杨应龙这样的大土司只要听从朝廷调遣，对朝廷表示恭顺，便可保无虞。但是问题在于土司对所辖之民，所辖之境拥有绝对的管理权，当然还有自己的军队，这就形同独立王国，更容易与中央分庭抗礼，有明一代中央与西南土司的矛盾始终存在，在杨应龙之前的麓川之役，杨应龙之后的奢安之役都是土司与中央王朝矛盾的体现，这个矛盾爆发只需要一个偶然因素。可见土司世袭制就是矛盾的根源。
而具体到播州杨氏，这个弊端就很明显。播州杨氏在播州建立统治长达七百余年，经过几百年的经营，杨氏的统治已经是根深蒂固，且兵力财力雄厚。以史料看，杨应龙多次帅播州军队随明军联合进行大规模作战，屡建奇功，这充分显示了播州强大的实力。
《明史纪事本末·平杨应龙》：隆庆六年袭职，以从征剌嘛诸番九丝、腻乃、杨柳沟等，多却敌先登，斩获无算，先后赐金币。
《全边略记·卷七》：应龙于隆庆壬申袭职，从征哈麻先登，多斩获，从征九丝，捕虏无算，从征杨柳沟，却地先登。先后赐金币。
这些史料一方面显示了杨氏在反叛前确实对明廷有调必征，且战功卓著。而另一方面确实显示出了杨氏之实力确实能和朝廷分庭抗礼(从杨应龙反叛的情况来看，其调动10多万的军民与明廷相争，实力可见一斑)，对于这样财力、物力充盈的土司，明廷肯定是有所忌惮的，正如《万历三大征考》的作者茅瑞征所言“蜀三面邻夷，且借为用，而播为最劲，此不可制”。因此，杨氏内部一旦有机可乘，明廷绝不会放过征讨的机会。
其次，川、黔抚按之争激化矛盾。明代播州地处四川、贵州、湖广交界处，其地与四川的联系更加紧密。由于地处冲要，且土地丰饶，从明初以来播州就成为了川、黔两省官员争夺的要地。尤其是贵州方面的官员对播州更是觊觎已久。早在嘉靖初年，经过川贵总督的会勘，最终决定在行政区划上隶属于四川、在军事上归贵州管辖。
《明史》卷312：总督奏，仍以播归四川，而贵州思石兵备仍兼制播、酉、平、邑诸土司事，报可。
而杨氏在当时实力膨胀，又对其属下的五司七姓进行残害，波及贵州，贵州巡抚叶梦熊趁机上疏“历数应龙二十四大罪”，力主讨伐杨应龙。更在万历十九年提出将播州所辖五司悉数改土归流。而四川方面，巡抚李化龙认为应当以“抚”为主，这就引起了贵州方面官员的极大不满，指责四川官员对杨应龙有私心，行包庇之事，所谓“在黔者谓蜀有私昵应龙之心”，由于此事重大，朝廷决定对杨应龙虐待五司七姓的事进行审查，在重庆会勘杨应龙，坐法当死，杨应龙以两万金自赎。正在此时，日本侵略朝鲜，明朝廷征发天下之兵，杨应龙表示愿意率兵五千征倭，被朝廷释放，此次会勘戛然而止。
在这期间，原任四川巡抚李化龙“引嫌求退”，继任者王继光表示要严厉审查杨应龙，想再次将杨应龙召回重庆“严提勘结”，杨应龙拒绝赴召。至此，川黔两省意见一致，决定以兵威逼杨应龙。但是却被杨应龙击败。自此播州宣慰司使杨应龙与明廷的关系出现了大的裂痕。明廷本来就对杨应龙的实力比较忌惮，此次又在征伐中大丢颜面。在这场战役后，明廷就已经有消灭杨应龙的想法了。只是苦于万历援朝战争正在进行，以“抚”的手段来安抚一下杨应龙的情绪而已，尽管杨应龙后来对明廷做出较大的让步，如其次子杨可栋去重庆做人质，向朝廷缴纳四万金助采木，但打是几乎不可避免的了。其后杨应龙之子杨可栋的死更成了导火索，直接爆发战争。
《明史纪事本末·平杨应龙》：是时，寇氛未靖，大司马欲缓应龙，专事东方，天子亦以应龙向有积劳，可其奏。
其三，杨应龙辖区内部矛盾激化。这个就有两大因素包含在里面：一、五司七姓。二、其家族内部问题。
先说五司七姓。所谓五司是真州、余庆、白泥、容山、重安五个长官司，七姓是指田、张、袁、罗、谭、吴七姓。他们都是杨应龙的下属。而杨应龙和他们矛盾根源在于利用自己签印承袭表笺的特权，向土司与地方土目索贿，并削夺七姓权力导致的。
《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川备录·上川东》：初，黄平、草塘、白泥、余庆、重安五司，凡承袭表笺须宣慰司印文乃达，往往索贿无厌，此衅端所由起。又其地有七姓之民，应龙寄以心腹，七姓又藉龙为奇货，靡费金钱累巨万。久之，龙觉其欺，乃稍稍收其权，遂交仇恶，七姓叩阍鸣冤，且反噬龙矣。
杨应龙本人确实也是好勇斗狠，既然你不服我，就发兵追杀你，于是就发兵攻击五姓七司。说到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杨应龙雄猜嗜杀确实有之，但是，是针对土司内部，而对明廷杨应龙确实在一开始并无反心，极尽恭顺的，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明廷剿抚失宜所造成的。
《国榷》万历二十八年六月壬朔条：然应龙非有逆志，不过积忍嗜杀。而当事或重视之如虎，或蔑视之如鼠，均失其等，酿成大祸。
土司之间互相吞并本是当地之常事，像如此事件实力强大一方吞并弱小一方实在是见惯不怪，大家也默认此规则。但是播州这个地方有其特殊性，是汉化程度较高的地方。五司七姓里有不少知识分子并不认同杨应龙的吞并，于是拼命告发杨应龙，杨应龙面对告发，则拼命发兵围剿，恶性循环，惊动了明廷，酿成了一场恶战。
而杨氏宗族内部也出现了裂痕成为了导火索。杨应龙宠幸小妾田雌凤，田雌凤污蔑杨应龙的正妻在外有奸情，张氏被杨应龙逐出。不久张氏与其母又被酒醉的杨应龙斩杀。于是“妻叔张时照与所部何恩、宋世臣等上飞文，告龙反”。从这件事上来看，杨应龙的个人残忍嗜杀的性格给自己招来了祸患。
综上所述，杨应龙的反叛，绝不是单个因素导致的，其中既有中央和地方的根本性矛盾，也有明廷的原因，也有杨应龙个人的原因，是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明史》、《国榷》、《明史纪事本末》、《全边略记》、《天下郡国利病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