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曾国藩，相信了解过历史的小伙伴们都不会太陌生了，他是我国晚清时期的名臣，是我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战略家以及理学家。同时他也是当年湘军的创立者以及湘军的统帅。咸丰八年(1858年)七月，奉咸丰谕旨二度出山的曾国藩，脱胎换骨，大局观极佳。此时的曾国藩再不是片面理解祖父遗训“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的蛮倔之人，沉浮挫折让他懂得了”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的深意，再入官场，他是一派”知其雄，守其雌“的逢迎做派。
但在战略审视上，处处柔软逢迎的曾国藩却是另一番格局，不仅看得准，而且立得定。
在他看来，咸丰坚持的由浙江东进的进剿之策是只顾眼前、未见大势的妄想之举，而由安徽西进，攻占安庆，从长江上游建瓴而下，才是审度大势的决胜之道。
英雄所见略同。
湘军另一大佬胡林翼甚为赞同曾国藩西进安徽的进剿之策。
然而就在两位湘军大佬谋划向安徽用兵时，因天京内讧濒死的太平天国却突然爆发出了惊人的战力，陈玉成、李秀成两位天才将领联手一举攻破了清军的江北大营，进而又在三河镇全歼了湘军精锐、悍将李续宾所部。
曾国藩弟弟曾国华也在三河镇惨败中阵亡。
但在这二度出山当头一棒喝下，曾国藩却丝毫没有动摇西进安徽的决心，相反他是越挫越坚定。
为此，他特意给咸丰上奏折：”自洪、杨内乱，镇江克复，金陵逆首凶焰久衰，徒以陈玉成往来江北，勾结捻匪，庐州、浦口、三河等处，迭挫我师，遂令皖北糜烂日广，江南之贼粮不绝。“
曾国藩给咸丰打气，只要攻陷安庆，消灭陈玉成主力，攻克金陵就是时间问题。
咸丰最终批准了曾国藩围攻安庆的计划。
但顺着当时的局势朝深了看，咸丰批准这个计划并不代表他认同曾国藩的战略。此时的咸丰正寄希望于表面上很有声势的江南大营，所以曾国藩在他眼中仅仅是个配角。
配角执意要去卖命，老板当然不会阻拦，对曾国藩而言，这其实是另一种”事成无大赏，事败定问罪“的冷遇。
不客气地讲，成大事的艰难曲折路上，这是一种常态，很考验最终能成大事者的韧性和审度大势的气魄和定力。
简单说，在成大事的道路上，越不被看好，越要敢于坚信自己的见识，一往无前。
当时的曾国藩、胡林翼就是这样。两位大佬并没有因为三河镇惨败去怀疑湘军的真正实力，相反他们拿一时受挫的湘军和一时得势的江南大营做了一番对比，最终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江南大营内部朽坏不堪必成笑话，湘军才是匡扶社稷的天下兵将。
落到一往无前的行动上，胡林翼对曾国藩说的一句话相当提劲，他说”东南成功尚早，我辈当自行其志，不睬他人!”
如此，被誉为曾国藩命运之战的围攻安庆正式拉开了大幕。
曾国藩打仗，一生不贪小利，不求奇谋，从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
对此，他有句很值得深究的话——“以静制动，反客为主。”
该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曾国藩曾形象地解释说：”两人持矛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是客，后动手即格开而戮者为主。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用兵者喜为主，不喜作为客。“
具体到攻城掠地上，守城者即是主，攻城者便为客。
怎么才能做到”以静制动，反客为主“?
曾国藩的不二做法是”结硬寨，打呆仗“，每到一地先狂挖长壕，结好营盘，不浪战，专等城中受困之敌主动来攻，只要对方出城先攻，那结寨迎击的湘军就是反客为主。
纵观历史，走进现实，攻城与制人是一回事，曾国藩的这套心法其实是”后发制人“的秘诀，不求速胜，但求稳赢。
说的再形象点，甭管实力强否，曾国藩从来不跟对手玩猛虎下山，只玩巨蟒缠身。
因为始终坚守这样一套打法，所以曾国藩攻城第一步总是先拔外围钉子，为围城做准备。
当时，要围攻安庆，首先要拔除的外围便是安徽的太湖，这一次完成攻坚的是哪位悍将呢?
湘军中有”多龙鲍虎“之誉的多隆阿、鲍超。
鲍超在湘军中的名气很大，多隆阿因为是满人很多时候被忽略掉了，其实在决定曾国藩命运的安庆大战中，最能打，立下最显赫战功的是多隆阿。
安徽太湖一战，多隆阿是主将，一战击毙太平军两万余人。
聊到这里，安庆大战，各路英雄豪杰皆大放异彩的味道便要慢慢出来了。
安庆之战之所以够得上曾国藩的命运之战，那是因为它的战略意图十分宏大，不仅要得一城，占一战略要地，而且还要借此消灭陈玉成的主力大军，甚至有借一城与陈玉成决战的意思。
提出如此宏大构想的不是别人，正是比曾国藩更有豪杰气概的胡林翼。
按胡林翼的手笔，此次湘军围攻安庆，是一支围城，多支打援。
很显然，打援比围城更难，也更凶险。
曾国藩和胡林翼最终是如何选将的呢?
两位湘军大佬最终决定，由曾国荃负责围城，由多隆阿负责打援。
说到这大家伙应该明白了，为什么说安庆大战立下最显赫战功的是多隆阿。此人在打援恶战中数次与陈玉成大军激战，无论是智，还是勇，陈玉成皆没讨到便宜，始终没能突破打援防线，和安庆守军里应外合。
几乎可以这么说，是多隆阿的智战、血战最终成就了曾国荃攻克安庆的威名。
安庆大战之所以恢弘壮烈，除了战略意义非比寻常，双方悍将尽出，战场外的各种博弈更是惊心动魄，浓云压顶。
咸丰十年，东南宏观战局可谓是瞬息万变。
这一年是咸丰的三十大寿，为了博取好兆头，一开年，江南大营便攻占了战略要地江心九洑洲。然后就在朝廷上下一致认为捣穴擒贼就在眼前时，太平天国总理朝政的干王洪仁玕联合陈玉成、李秀成，又一次祭出了”围魏救赵“的逆转大计。
此计直击咸丰不愿丢掉江浙财赋重地的要命心理，李秀成先是率大军围攻杭州，待调出江南大营援兵后，一个回马枪，江南大营便在他和陈玉成的合力围攻下灰飞烟灭了。
咸丰原以为在而立大寿之年能平定东南，不料看到的却是自己战略构想的总破产。
然而对曾国藩而言，咸丰的破产、江南大营的崩溃却是他坚持己见后的海阔天空，时之大运。这时候，唯有依靠湘军稳固江山的咸丰再无法藐视曾国藩。
但因为对曾国藩始终存在偏见，已无其他大子可选的咸丰却依然不想把主持东南的实权授给曾国藩。
就在这个时候，不久被慈禧灭掉的肃顺做了件让清廷铭记的英明大事，他一针见血地对咸丰说：”满人胡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国家遇大疑难事，非重用汉人不可。“
此话无疑是给清廷带来短暂中兴的关键之语，勉强被说服的咸丰最终颁下上谕，赏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
但咸丰这个无为短命的帝王实在没有英明开阔的气魄，因为偏见，因为对愚见的坚持，在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的同时，他额外又奉送了曾国藩两样东西。
一样是不阴不阳的敲打，他警告曾国藩绝不能师心自用，不听指挥，擅作主张;另一样则更像是附件条件，他命令曾国藩，立即撤去安庆之围，全力救援江南。
有人评价曾国藩之所以能成大事，皆是因为他有常人难及的定力，每临大事总有排众意而孤行己见的魄力。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道理说起来稀松平常，但真正能在巨大压力下牢牢握住少数人真理的却没有几个。
因为这不仅需要坚持，而且还需要舍弃，甚至是牺牲。
曾国藩随后的所作所为便鲜明地演绎了其中的艰难与残酷。
为了在咸丰那里过关，一方面他专门上奏，直陈围攻安庆的战略意义，另一方面则摆出了驻节祁门，随时可以救援江南的姿态，以避免彻底激怒咸丰。
尤其是驻节祁门，这决非曾国藩不尊兵法常识的低级失误，而是为了大局不破的无奈妥协。
因为这个不得不行的妥协，在后来太平军围攻祁门时，置身险境的曾国藩差点被攻杀。
还有更残酷，更君子难为的。
咸丰十年八月，见援军始终无法突破多隆阿这一关，陈玉成再施“围魏救赵”之计，挥师西下，兵锋直指武汉。
见武汉有失守的危险，身为湖北巡抚的胡林翼急到吐血，一连骂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
为保武汉三镇不失，胡林翼要求调鲍超和多隆阿，暂撤安庆之围，回救武汉。
这是救自家兄弟，按理曾国藩应该欣然从命，但结果却相反，曾国藩是咬定青山不松口，断然拒绝了胡林翼所请。
说得严重点，为了死围安庆，曾国藩此举无异于背信弃义，置胡林翼生死安危于不顾。
好一个为成大事不纠结。
所幸，曾国藩的坚定最终粉碎了陈玉成的诡计，见武汉急攻不下，又未能从安庆外围调开湘军，这位一心想救安庆的年轻统帅只好折转回去，直接救援安庆。
哪知道，这边曾国藩刚渡过君子难为的险关，京城又出事了。
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五日深夜，正在祁门的曾国藩收到一封十万火急的寄谕。
什么事呢?
此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一路突进北京，咸丰在仓皇出逃之际，发谕旨命曾国藩火速派鲍超率三千精锐“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
这既是勤王之命，也是胜保蚕食湘军精锐之计。
曾国藩接过这道上谕是又为难又愤怒。
勤王之命不可违，这几乎是庙堂政治的一条红线，可一旦从命调走鲍超精锐，安庆势必撤围，从而功亏一篑。
怎么办?
就在所有人都在纠结该抗命还是该从命的时候，另一位中兴名臣出场了。
此人就是曾国藩的门生幕僚，李鸿章。
这一时刻的李鸿章很是高明，他没有被这道命令局限住，而是很有眼力地看穿了当时的时局，洋人要的是利，而非大清的江山，现如今，恭亲王奕訢已经受命与洋人和谈，可以想见，予利之事必不会耗时长久，这意味着什么?和谈一成，勤王之命必废。
既然是这样，又何必纠结该不该抗命呢?稍用技巧拖上十天半个月，拖到朝廷无需再勤王的时候，难题自然迎刃而解。
此番说法一出，曾国藩豁然开朗，一封意在拖延的复命发出后，一切果然如李鸿章所料。
经过这一个个豪杰人物的智勇成全，到咸丰十一年七月，安庆城内终于被围断粮了。
这意味着决定安庆命运的决战开始了。
到这里，最后一位豪杰人物曾国荃终于可以登场了。
由曾国荃领衔的这场大决战可谓是惨烈之极。
为了打破封锁，太平军冲锋队在冲锋时每人背一大捆干草，冲到湘军长壕边就掷草填壕，填满后就越壕猛冲。
善打狠仗、硬仗的曾国荃吉字营也不含糊，大炮是玩命地轰，上千杆抬枪是一刻不停地放。仅二十二日一天，太平军就连续猛攻十二次，但苦战一天一夜，硬是没能攻破湘军的壕墙。
据记载，仅在这天夜里，湘军就消耗火药十七万斤，铅子五十万斤——
最终，无数的弹药和血流成河终于堆出了曾国荃“曾铁桶”的威名。
安庆被攻破了。
曾氏兄弟赢了波澜壮阔的命运之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