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船棺，可能还有很多小伙伴们比较陌生了。船棺一种葬具，将整木掏空凿成船形，人葬在里面。从古至今，中国古代南方水运狂就很发达了，有“北人骑马，南人乘船”之说，以船棺为葬，意喻乘一叶小舟到达彼岸。安放船棺的方式，又分为悬挂岩洞、架在树上和埋入土中。船棺葬是古代巴蜀人盛行的一种丧葬礼俗，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一些傍水而居、长于舟楫的民族特有的葬俗。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对其进行了解下吧。
船棺四川出土最多，尤以2000年8月成都商业街出土的船棺合葬墓规模最大，出土器物最精美，所反映的文化内涵也最为丰富。四川地区也是我国古代实行船棺葬相当集中的地区。蜀族为首的原住民，留下了大量的蜀文化墓葬，最主要的就是船棺葬。
由历史文献的记载可知，自古以来，我国南方许多民族也都有以船为棺的习俗，上述考古成果不仅印证了文献记录，而且为研究这种葬具和葬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但是，古人为何以船作棺?这种习俗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船棺中是否会有丰富的殉葬品呢?
省委大院下的宝藏
2000年8月1日上午，位于成都闹市区的四川省办公厅机关食堂修建掘土到4米深时，偶然发现几段大型乌木，引来很多人围观。正好，家住附近的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陈文书也到了现场。这乌木中空，里边似有器物，莫非是船棺?这个念头一闪，他马上打电话给省社科院搞巴蜀文化研究的谭继和。谭继和一分析，是船棺!正准备出差的他马上在双流机场给成都市考古队打电话，报告了这一情况。
12点，成都市考古队正式进场作业。此时，4具棺木已显露雏形，可以初步断定这是一处大型墓葬遗址。遗址文化堆积较为复杂，层次较多，时代特征明显，年代清晰可辨。经过50多天的紧张发掘，墓葬情况初露端倪：竖穴土坑，东北西南向，多棺合葬;墓长30米，宽21米，面积600余平方米，现存有棺木17具，用生长了上千年的楠木制成。此墓估计汉代被盗过，至今仍有7具保存完好，若不被破坏，墓中应有棺木30余具。
据文献记载，古代蜀人生活在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上，经历了蚕丛、鱼凫、杜宇三个阶段，最后鳖灵取代杜宇，建立蜀国，立开明年号，曰丛帝。开明氏是巴人的一支，他们虽是蜀国的统治集团，但在蜀国人口中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以蜀族为首的原居民，这样在蜀国的地区，必然留下大量的蜀文化墓葬。相对巴人而言，蜀族特点不是很明显，但其也曾有过辉煌，创造过灿烂的三星堆、十二桥文明。考古学家顾颉刚先生早在40年代就说过：“古蜀国的文化是独立发展的，它的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顾先生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同时，在文献中也获得过实证。但是，三星堆之后由于没有大宗的考古发现作注脚，蜀文化仍像大河中畅游的鱼，让人看得见逮不着。正好，商业街船棺葬的发现可以弥补研究空白。
商业街船棺规模宏大，普通船棺的长度都在3?4米，最长的达18.8米;墓中葬的有男有女，年龄最大的不超过40岁，最小的仅7岁，其中有的是殉人。殉人，即陪葬的人，也就是用来为死去的贵族、首领殉葬的活人(人殉、人牲这一残忍葬俗，春秋战国时期在巴蜀依然流行)。过去，在成都平原上发现的船棺葬具最多也仅2棺。很显然，这不是一家，是从其他地方搬迁来合葬的。
整个墓室占地2亩，考古工作者在墓坑南边还发现了带榫头的条形方木。方木呈正方形分布，东西长约15米，南北宽约7.5米，推测应是建筑基础。在其东西两侧还各有长15米，宽7.5米的边厢。这种条形方木在墓坑上部沿东侧一线也有发现，估计也是建筑的基础部分。这说明在墓葬上还有地面建筑，这恰恰与古代文献上记载我国宗庙及陵寝制度中“前朝后寝”的建筑形式相吻合。而在地面建筑的中央，还有一根须得两人才能合抱的木柱，是社柱，还是神树?
显然，这不是一般的墓，应该是贵族墓室或者王族宗庙。回望历史，谁最早在成都建都?当然是开明氏。张仪筑成都城是秦统一巴蜀之后的事了。《路史·余论》上说，开明氏子孙八代都在郫县(也说在广汉、双流)建都，到九世开明帝的时候，才去掉帝号称王，迁都成都治理蜀国。现在商业街的位置是成都的中心，船棺墓偌大的王族阵势，正好印证了历史。文物工作者注意到，墓的方向正好是东北——西南向，符合蜀人尚西的习俗。据此，他们还推断出，当时蜀国的都城、民居、宫殿的坐向都应该在北和西。
战国时代，蜀已经以富饶而闻名于世，后人记载这里有“桑、漆、麻之饶”。其中的漆，讲的就是漆器。川大考古学教授童恩正先生曾撰文介绍，汉代，巴蜀手工业取得了新的成就，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漆器。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当时大城市里，如果有“木梁髹(上漆)者千枚”或者“漆千斗”，那么财产“亦比上乘之家”。可见，拥有漆器也是当时财富、地位的象征。蜀郡的漆器作坊，到汉代，内部已有精细的分工和严密的组织。虽然，这些漆器时代晚于商业街船棺墓葬中的漆器，但历史是有传承和沿革的，后人在提到此时多说蜀地“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商业街船棺葬中的漆器，均为木胎漆器，纹饰有龙纹、变形鸟、卷云纹等，有的上边还有刻画符号，相当精美。从漆器的制作技术和风格看，均应早于湖北江陵一带出土的战国中晚期的楚国漆器，但却相似于湖北当阳出土的春秋晚期漆器。许多漆器上画在方格中的龙纹，与中原地区出土的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错嵌红铜的铜器上龙纹接近而又有别。
商业街船棺墓出土大量的漆器，证实了战国早期漆器的源头在川西，也证实了蜀文化有着悠久的本源及其独立性，它与中原文化在碰撞、交融的同时，也独自发展着。该墓葬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重大，国家文物局特批其在原址修建博物馆，省委机关决定食堂迁址另建。商业街墓葬的珍宝勾勒出了一个古蜀国的轮廓，可古蜀人为何要以这种方式来安葬先人呢?
蜀人船棺葬的文化根源
先秦时期的使用船棺进行土葬的民族并不多见，唯有巴蜀地区是我国古代实行船棺葬相当集中的地区，生活在江河海滨的人，善于造船和用船。当他们产生了鬼魂观念之后，便在幻想中把现实生活附加给鬼魂世界，以为死者生前不可或缺的生产和生活用具在那个世界里也同样需要，于是就有了以船为棺的殓葬方式。
目前发现的船棺，其形状大小多与现在江河中使用的舟船相同，故这种葬俗应是近水民族生态环境和水上经济生活的投射。正因地上的河流难于涉渡，使古人幻想在冥界与人世之间，生死异路，阴阳相隔，定有河流作为分野，以船为棺，可以把亡魂送过河去，是生者“入地为安”的心态的体现，实际上也强化了人间与鬼境间的差异。造船技术之所以被移植到丧葬风俗中，意在促成并加快生死两界的分隔，形成一种观念上的各有所奔的情境，以使生者与死者两两相安。
丧葬礼俗的产生，来源于“灵魂不灭”和祖先崇拜的信仰。在此之前，人死之后，往往弃尸于野。而当灵魂观念萌生后，人们便据灵魂与尸体关系的种种想法，以及关于灵魂在阴间生活的幻想来安置尸体，于是产生了各种葬法及丧葬仪式。至于具体采用何种葬法处置尸体和安顿灵魂，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圈可以说大相径庭，从而构成了异彩纷呈的丧葬文化特色。“送魂”是巴蜀先民丧葬习俗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蜀王本纪》记载：“李冰以秦时为蜀守，谓汶山为天彭阙，号天彭门。云亡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见。”此说在今天看来纯属无稽之谈，但在当时蜀人眼里却真实存在，故蜀地广泛流传着死者亡灵都要经过“天彭门”，以至于出没其中的鬼神精灵时常被人看见的传说。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蜀人存在着强烈的送魂意识。
蜀人先民打算将亡魂送至何处?从文献记载来看，蜀人亡灵必须经过的天彭门，位置相当于今天成都平原西部边缘山区，以及岷江上游的川西北高原，而这正是文献资料中所指的蜀人祖先的发源地。如此巧合，应是蜀人将死者亡魂送往祖先发源地的明确反映。通常情况下，“送魂”的交通工具就是装载死者遗体的船棺。古代巴蜀人葬具使用船棺，正是在于为死者灵魂提供顺利到达祖先故地的交通工具。
船棺葬在古代巴蜀一带的出现和流行，首先与巴蜀先民生产和生活习俗密切相关。从人们赖以为生的自然环境来看，四川盆地江河与溪流密布，巴蜀先民主要利用河道为交通线，这就必须依靠舟楫，故巴蜀是我国古代使用独木舟的主要地区之一。
文献记载的古史传说中，就有关于巴蜀先民傍水而居、擅长舟楫的记载。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引《世本》中的记载说：“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覃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箭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
这段传说充满了神话色彩，但其中“土船”“能浮”及“廪君”率部众乘“土船”沿水路迁徙的故事，则表明巴族确实是傍水而居、长于舟楫的民族，舟船在他们的生产与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由于巴人对舟船怀有特殊的感情，故制造和驾驶舟船本领的高低，遂成为能否担当君王的主要条件。
相形之下，蜀人亦是傍水而居和沿水路迁徙的民族。据《史记·武帝本纪》《华阳国志》及《十三洲志》记载：蜀人祖先乃轩辕皇帝之后，由西北南下定居于岷江和雅砻江流域，后又进入地势低洼、沼泽密布的成都平原。蜀人若不长于舟楫，要沿水路迁移或开发成都平原都是很困难的事。
众所周知，丧葬行为是在“灵魂不灭”的原始宗教观念影响下产生的。为了让死者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里像生前一样生活和娱乐，人们往往将死者生前认为最珍贵的物品，都与已死的占有者一起殉葬到坟墓中，以便他在幽冥中继续使用。
由于巴蜀先民傍水而居，舟船是他们生产与生活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因而死后用船棺作葬具是很自然的事。
正因为如此，船棺墓中的独木舟，从其大小及制作来看，是完全可以实用的，可以推测，此种葬具或者本来就是墓的主人生前使用的水上交通工具，死后即以之做葬具……由此可见，以舟为葬具，这或者是表示巴蜀先民“以船为家”的信念，或者死后还需要舟楫的信仰。
无独有偶的是，20世纪50年代，在重庆巴县东笋坝和广元昭化宝轮院发现了船棺葬墓地，这两处都被确定为巴文化墓葬。1999年，在抢救三峡库区文物时，重庆云阳也发现了独木船棺的踪迹。这几个地方正好在巴人活动区和迁徙路线上。80年代后，在彭县(今彭州市)、蒲江、大邑、广汉、绵竹等地也发现了船棺，于是，只有巴人才行船棺葬的说法立不住脚了。考古工作者承认，船棺葬并不是巴人特有的葬制，成都平原上发现的船棺都明显带有蜀文化特征。船棺葬在我国南方不只见于巴蜀地区，福建也有船棺葬。不同的是，福建武夷山的船棺是悬挂在峭壁上的，那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这是一个令一代又一代后人绞尽脑汁的难解之谜。同天葬、水葬一样，悬棺葬是一种古老的丧葬形式。葬址一般选择在临江面水的高崖绝壁上，棺木被放置在距离水面数十至数百米的天然或人工开凿的洞穴中，有些则是直接放在悬空的木桩上面。武夷山九曲溪两岸的峭壁上，至今仍存有悬棺遗迹十余处。
武夷山的悬船棺
位于福建省武夷山市西南的武夷山，方圆百里，溪谷环绕，有“奇秀甲于东南”的美誉。游客泛舟弯曲碧绿的九曲溪水，荡漾在赤黑斑驳的岩峰之间，便可仰见难以想象的天下奇观：峭拔百仞的悬崖石壁上，一具具年代久远、饱经风雨的棺木凌空悬置。这就是引起国内外学者极大关注的古老而又奇特的葬俗——悬棺葬。
流行在福建武夷山区的一则民间传说称，远古时期，有个名叫武夷的小伙子自远方而来，披星戴月，餐风饮露，辛勤开山，他须发皆白、子孙满堂时，此处已变成苍松翠竹四季常青的秀丽田园，天上的神仙也前来流连。因武夷开山有功，众仙封之为“武夷君”，这一片青山碧水也因此得名武夷山。武夷君临终前嘱咐子孙：死后将遗体放入灵槎，以让其渡过天上的银河;并在灵槎内放置鱼干，作为他送给天上仙友们的礼品。子孙遵其遗嘱，用圆木刳成灵槎，放入武夷君的尸身和鱼干，又在他生前居住的小藏峰东面岩壁的罅隙里，架上木板，置灵槎于木板上，让其划棹飞游。此事传开后，许多想修道成仙的人慕名而来，采药炼丹，待到道行圆满时，嘱弟子把自己的尸身放在灵槎里，搁在峭壁悬崖间的木板上，以渡河登仙。这些悬架灵槎的地方，后来被冠以“仙游岩”“升日峰”“飞仙台”“升真洞”等美名。所谓灵槎，即迄今藏于武夷山岩壁石隙间的船棺，当地人称之为“架壑船”，并把搁置船棺的木板称作虹桥板。
以现代科学的眼光看，用灵槎登仙来解释船棺的起源当然是不可信的。有人认为以船为棺的习俗的形成，确实是建筑在以河划界的人世与彼岸之关系的认识上的。
如陶思炎先生指出，正因地上的河流难于涉渡，使古人幻想在冥界与人世之间，生死异路，阴阳隔膜，必有一条河流作为分野，以船为棺，就是借此造物把亡魂送过河去，除了“入地为安”的心态和祈祷转世再生的念头之外，实际上也强化了人间与鬼境间的差异。所以说造船技术被移植到丧葬风俗中，是意在促成并加快生死两界的分隔，创造一种纯观念的各有所奔的情境，以求生者与死者各个相安。这样看来，福建与四川虽相隔千里，但两地的丧葬信仰却是殊途同归。
另有学者认为，以船为棺是古代越人的葬俗。无论是武夷山岩壑中取下的船棺，还是在四川考古发掘中出土的船棺，其形状大小多与现在江河中使用的舟船大致相同，故这种葬俗应是近水民族生态环境和水上经济生活的投射。在认同船棺葬起源于古代越人葬俗的前提下，亦有学者推测这种习俗是该民族曾经历过大迁徙的折射，故以船为棺的真实用意，是想让死者的灵魂返回到遥远的故乡去。
这些见解各有道理，但掩映在云雾缭绕的峭壁之上的悬棺葬俗起源之谜，是否就因此揭晓了呢?仍无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