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都会以都城的身份存在，直到唐朝灭亡后，长安城从此再也没有被选为是都城，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作为十三朝古都的长安到底是毁在了谁的手上?黄巢起义对于长安城来说是一大浩劫，直接导致唐朝丢掉半壁江山，虽然最后起义是以失败告终，但大唐寿命以危在旦夕，可以说最后的结果已无法逆转。下面就为大家讲讲千年古都长安到底是如何陨落的，一起来看看吧。
长安城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毁灭性打击，来自朱温。
读历史，有一个可供探讨的问题是，曾经辉煌无比的长安，从唐代以后1100多年，为何再也没有一个王朝，在此立都建国呢?
纵观中国自古至今，历代王朝、割据政权以及各个少数民族，曾经建立过217处都城，但这些都城，绝大部分都如昙花一现。
只有长安，曾经在长达1077年的时间里，先后做过11个王朝的首都，可谓千古一城。
但是这种王气，在公元907年唐代灭亡以后，似乎就衰竭了;中间除了个迅如流星般的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外，长安从此再也无法跟王气沾边。
难道，长安的王气已尽?
黄巢的怒击
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在多次反攻，终于攻破黄巢军队占据的长安城后，来自唐帝国各路勤王的藩镇军队，如猛虎饿兽般，冲入了这座千年古都。
据《旧唐书》记载，黄巢军队在公元881-883年占据长安城的三年时间里，虽然在城内到处屠戮杀人，但长安城的主要建筑，仍然“九衢三内，宫室宛然”。
但是883年，来自各路藩镇的唐军在攻破长安城后，却像流氓土匪一样，开始到处抢劫，“纵火焚剽”长安城，以致整座帝都“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
辉煌壮丽的大明宫，更是烧得只剩下了含元殿。
黄巢之乱，是长安城沉沦千年的开始。
经历了这场动乱的晚唐诗人韦庄，在他的诗歌《秦妇吟》中，描写了长安城劫后的苍凉：
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
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苍凉无故物。
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此前，尽管经历了安史之乱、吐蕃短暂攻占，以及朱泚兵乱，但是长安城并没有大的损伤，在经历简单的修复后，到黄巢起义前，这座大唐帝国的首都，仍然“神丽如开元(盛世)时”。
而黄巢之乱，是长安王气衰落的开始。
此后，长安城内外接连兴起的政治动乱，将彻底毁灭这个千年古城立都的根基。
军阀的毁灭
唐代以后的王朝，为何不在长安立都?从唐朝末年开始，频繁的政治动荡与破坏，是至为关键的因素。
从公元883年到904年，短短21年间，包括黄巢之乱在内，长安城先后经历了四次超级打击。
在黄巢兵变后两年，公元885年，掌握禁军的宦官田令孜，与藩镇军阀王重荣、李克用争战失败。在挟持唐僖宗退出长安时，田令孜下令，在长安城全城放火，以致整个帝国首都“宫阙萧条，鞠为茂草”，“唯昭阳、蓬莱三宫仅存”。
剧照：军阀朱温，是长安城的最终毁灭者。
尽管此后有小幅修复，但唐昭宗乾宁三年(896)，军阀李茂贞又从岐州(陕西凤翔)攻入长安，并在城内到处杀人放火。至此，整个长安城“宫室廛闾，鞠为灰烬，自中和以来葺构之功，扫地尽矣”。
而长安城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毁灭性打击，来自朱温。
唐昭宗天祐元年(904)正月，军阀朱温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据《旧唐书·昭宗纪》记载，朱温命令长安全城军民：
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木)材，浮渭(水)沿(黄)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
这座千古名城，最终被军阀朱温下令彻底拆毁，以营建洛阳和开封的宫室。
一座古都开封的崛起，是长安的毁灭。
长期的动荡
政治动荡，长安自古有之，但为何这次，却彻底伤了元气?
纵观长安城历史，不算西周，从秦朝开始到西汉、西魏、北周，以及隋唐两代，长安城屡屡遭毁，却能屡屡重建复兴。但从唐末开始的这波政治动荡，却开启了长安的长期危机。
唐朝灭亡后，进入五代十国，长安周边却仍然战乱不断。
到后汉乾祐元年(948)，赵思绾夺取长安后，与后汉军队进行对峙，当时，整个长安城已经从盛唐时期的百万人口，减少到了只有十万人。经历后汉这场战争后，长安城的人口，最终锐减到了一万多人，相比巅峰时期，长安城人口锐减达99%。
北宋初期，有鉴于开封无险可守的致命隐患，赵匡胤曾经想过先迁都洛阳，最后再迁都长安：
太祖曰：迁洛未久，又当迁雍。
对于自己的迁都计划，赵匡胤解释说：“吾将西迁者无它，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徇周(朝)汉(朝)之故事，以安天下。”显然，赵匡胤也认识到了，长安坐拥关中平原、被山带河的地理优势所在。
在经历唐末、五代的动荡之后，当时长安城已经残破不堪，所以赵匡胤的计划是，先迁洛阳，再往长安。但在弟弟晋王赵光义等一系列臣子的反对下，赵匡胤只能放弃了自己的这个计划。他最后感慨地说，不迁都洛阳、长安：
患不在今日，自此去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赵匡胤的预测是正确的。151年后，北宋靖康二年(1127)，南下的金兵最终攻破几乎无险可守的开封，北宋亡国。
但五代十国后的长安，也确实难以立都。
北宋时，宋人由于用兵西北，以致长安一带长期动荡。南宋时，长安一带又成了宋人与金人、蒙古人争战的前线。可以说，从883年的黄巢之乱开始，一直到1279年南宋灭亡的近四百年间，整个长安及关中地区，一直处于不间断的政治和军事动荡中。
长安的这个动荡周期，甚至超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从此，长安王气丧尽。
森林的破坏
政治的动荡，只是长安王气消失的表象。潜藏在这股长近四百年的动荡背后的，是长安一些赖以立都的基础条件的破坏和毁灭。
这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关中平原原始森林的毁灭、水资源的锐减、自然气候的剧变，以及漕运的断裂——只有这些，才是导致长安自唐末1100年来，一蹶不振、不能立都的根本原因。
俗话说，物极必反。实际上，在做了1000多年首都后，从唐朝开始，长安在巅峰时期，就已经风雨飘摇，一系列自然生态危机，已经在撼动这个古都的根基。
经济地理学中，有一个名词，叫做“消聚性衰退”。说的是一个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就会开始衰落，而长安，正是这种消聚性衰退的典型案例。
八百里秦川的森林被砍伐，为长安城种下了生态恶果。
以森林资源为例，作为中国古籍最早记载的“天府之国”，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地区，原本是沃野千里、森林密布的生态环境优美之地。
但是从秦汉开始，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从城市营建到居民日常生活，以及大规模的农业开垦，已经使得关中平原周边的原始森林，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当时，整个关中地区“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田尽而地”。到了唐朝最鼎盛的唐玄宗时期，整个长安城周围，已经没有巨木可以供应采伐，以致伐木工人要从陕西，长途跋涉到岚州(今山西省岚县北)、胜州(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东北)等地，才能取得营建宫室所用的巨木。
对此，唐朝诗人杜牧，曾经在讽刺秦朝的《阿房宫赋》中，指古，也是话今地揭露出：
蜀山兀，阿房出。
水资源的锐减
在森林资源衰竭的同时，是长安周边水资源的日益枯竭，以及“八水绕长安”的消失。
先秦时期，关中地区由于河流、湖泊众多，因此水源丰富，而长安周边，更是有渭、泾、沣、涝、潏、滈、浐、灞八水环绕，在水资源的滋润下，关中地区农田灌溉便利，“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
但是从战国末期、秦汉开始的大规模森林砍伐，首先使得失去了森林涵养的关中地区，水资源开始急剧减少。
到唐代末年，泾水、渭水、灞水等河流水流量越来越小，龙首渠、清明渠等人工渠道也相继干涸;北宋时，“八水”中的潏水，水流量更是小到了可以淌水过河的地步。
“八水绕长安”的衰退，是长安城风水幻灭的开始。
据统计，从唐宋开始，关中地区有关水清、涸竭、断流的记载共22次。其中，清代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雍正六年(1728)的45年间，作为滋润长安最重要的河流——渭河及其支流，有记载的断流，更是达六次之多。
水旱蝗灾并起
随着森林的砍伐，关中地区水土流失，也越发严重，这就使得关中地区的自然灾害频率增大：有雨则洪水泛滥，无雨则干旱成灾。
据统计，自唐朝武德七年(624)至开元二十九年(741)的100多年里，长安周边的京畿地区，共发生了20起大型自然灾害。其中有10次旱灾，7次水灾，以及3次蝗灾。
陕西省气象局根据史料记载进行统计发现，从公元前2世纪的秦朝开始，关中地区的水灾和旱灾，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其中唐朝中期的公元八世纪，竟然发生了37次旱灾，平均每2.7年就发生一次。
而关中地区这种频发的自然灾害，也使得长安城，逐步进入一个生态崩溃的大环境。
公元前2世纪-19世纪：关中地区旱灾、水灾趋势图。
据统计，在整个唐帝国289年历史中，共有240个年头发生水、旱、蝗等各种灾害。在帝国政治清平、军事强盛时，长安城和唐帝国尚可对付，然而当安史之乱后唐帝国的实力江河日下时，这种频发的灾害，就逐渐成为摧毁帝国的致命因素。
唐朝中期以后，长安城周边关于“关中饥馑”，“关中旱涝相继”，“蝗灾，飞天蔽日”，“饥荒严重，陆游饿殍，人相食”的记载越来越多。
在此情况下，早在先秦时期，就因为沃野千里、拥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关中平原，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到唐朝中后期时，已经变成了“地迫而贫，土瘠民贫”的穷困之地。
在此情况下，长安的危机，越来越迫切。
耕地与粮食
随着森林、水资源的日益枯竭，长安周边气候开始逐渐变化。
这种表现，首先是关中地区大量水、旱、蝗灾的发生;然后，在自然的干扰下，关中平原的农业生产也难以为继。
粮食供应，出问题了。
西汉时，长安城的人口在25万左右。到了盛唐时，长安城最高峰时期，人口达百万之巨。
与人口的急剧膨胀相比，唐朝时，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可耕地却越来越少。
当时，由于森林砍伐、水土流失严重，关中地区的水资源日益枯竭，水利灌溉也越发衰退——据唐朝的《通典·州郡四》记载，西汉时，关中地区有灌溉农田4.45万顷;但到了唐朝大历年间(766-779)，这个数字锐减到了0.62万顷。
也就是说，相比西汉，人口膨胀高达400%的唐代长安城，周边的土地灌溉面积，却同比减少了3.83万顷，衰减率高达86.1%。
民以食为天，没有地，没有粮，长安怎么生存?
所以缺粮，从唐帝国诞生开始，就是一个困扰长安城的魔咒。
耕作用地日趋衰减、长期缺粮，是唐代长安城挥之不去的噩梦。
由于环境破坏、自然灾害频发，关中地区可耕地越来越少，所以，长安城内需要外地接济的粮食缺口：从唐朝初年的每年20万石(每石42公斤，约合840万公斤)，膨胀到了最高峰时期的400万石(约合1.68亿公斤)，后来虽然有所回落，但长安城每年的粮食缺口，仍然高达100万石(约合4200万公斤)。
在此情况下，即使是在“年谷丰登”的丰收年份，唐代长安城也仍然粮食紧缺“人食尚寡”，唐朝初期、中期，唐高宗、唐玄宗就曾经因为长安城缺粮，而不得不迁到洛阳“就食”。
唐中宗景龙三年(709)，“是岁，关中饥，米斗百钱”，于是群臣就请唐中宗学习他的父亲唐高宗，到洛阳“就食”。没想到不恤民情的唐中宗却发了火，说：“岂有逐粮天子邪!”
唐德宗贞元二年(786)，由于向长安运输粮食的漕运道路，被藩镇阻隔，整个长安城都陷入缺粮境地，以致禁军发生骚动。这时，刚好有3万斛米运到了长安周边，唐德宗听说后，几乎流下眼泪跟太子说：
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漕运的断裂
而大唐长安城的最终毁灭，以及失去立都的基础，漕运的断裂，是最致命的打击。
唐朝时，随着长安及关中地区人口的不断膨胀，以及可耕作土地的急剧减少，本身经济实力已经大幅削弱、长期缺粮的长安城及关中地区，只能是依靠江淮一带的粮食和财赋，来维持日益庞大的首都和帝国的运转。
当时，甚至有一个说法，供应长安的粮食运输是：
斗米斗金。
从安史之乱以后，这种仰江淮为生的日子，也越来越艰难。
实际上，在安史之乱以前，面对经济中心日益东移、南迁的趋势，唐王朝要吸取江淮地区的粮食和财赋，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当时，江淮地区的粮食、财赋，要经由黄河进入渭水供应到长安，但黄河三门峡段非常凶险，“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尝(常)十(之)七八”。
漕运，是维系长安城和大唐帝国安危的生命线。
在自然天险的阻碍之外，由于关中地区森林乱砍滥伐，水土流失严重，因此黄河和渭水，泥沙积屯也很严重，行船非常艰难。
唐朝中叶以后，从渭水到长安的一些漕运水渠，甚至经常因为泥沙堵塞航运，不得不边挖沙、边行船。
随着水资源的日益衰竭，和部分河流、水渠的干涸，到了唐朝末年，运输船经由渭水和漕渠行驶进入长安的记载，越来越少，几乎完全消失。
自身无力生产，又没有漕运补充，长安作为首都的血脉，也就断了。
在自然环境的恶化之外，从安史之乱以后，日益骄横的藩镇，也经常阻断江淮地区供应长安的粮食和财赋。
当时的情况是，如果漕运断了，那么长安城中的大唐王朝，就成了瓮中之鳖——王朝的喉咙，随时会被军阀掐断。
在此情况下，脱胎于黄巢部队的军阀朱温，最终于公元904年强迫唐昭宗，迁都到更靠近江淮地区和黄河水运的洛阳，并彻底拆毁长安城，以建设洛阳。
两年后，906年，朱温又强迫唐哀帝“禅位”，随后朱温即皇帝位，灭大唐，改国号为大梁。
唐代长安城，最终完全覆灭。
从西北到东北
除了长期的政治动荡，环境破坏、资源枯竭，以及自然气候的变化，长安衰落和无法立都，还潜藏另外一个中国军事政治的密码。
那就是，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不断东移南迁，与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的衰落相比，黄河中下游的开封、江淮一带却越来越繁华富庶。
与此同时，中国的军事和民族斗争中心，也从西北，逐渐转移到了东北。
唐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军事中心，从西北转移到了东北。
在宋代以前，自古“戎马盛于西北”，从秦代的犬戎，汉代的匈奴，到隋唐时期的吐蕃与突厥等，都曾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因此在宋代以前，中国的军事和民族斗争热点，主要集中在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上。
在宋代以前，立都长安，控制关中平原，进可以出击西北草原和华北平原，守可以倚仗蜀道、退驻成都平原，无论是北进还是南下，长安都是中原王朝制内御外的宝地。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正是扎根于实际的军事和政治意义，长安城在宋代以前，才能立都千年。
但从唐朝中期以后，随着东北方向的契丹、渤海、女真等少数民族的相继崛起，中国的军事政治地理格局，也发生了剧烈变化。
在此情况下，防守东北方向的北京，其军事、政治地理价值日益突显。
而随着中华帝国边疆形势的变化，长安也逐渐从帝国的中心，沦落成了一个相对配角的边缘地位，最终变成了中国西北的一个军事经济要地，如此而已。
首都的东渐北移
至此，长安城彻底衰落。
五代时，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分别以黄河流域的洛阳和开封为首都;北宋则以开封，南宋以临安(杭州)为都;而元明清三代，更是最终奠定了北京，作为此后800年间中国首都和军事政治要地的基础。
唐代以后，中国的定都，逐渐从西向东、从南向北迁移。
在此情况下，中国的首都和历史重心，逐渐实现了从西到东(长安—洛阳—开封)、从南向北(杭州—南京—北京)的东渐北移“十字架”运动。
古都的幻灭
在长安城和唐帝国即将覆灭前的几十年，唐会昌五年(845)，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在一个帝国日益衰残、心情不佳的傍晚，登上了长安城内地势最高的乐游原。
他站在制高点上，俯瞰着这座千年古都，写下了千古传诵的《乐游原》：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大唐帝国和这座作为首都的城市，已经接近黄昏末日。
此后，随着五代十国及两宋的长期动荡，长安周边“畜产荡尽……十室九空”。关中地区，在宋代时，最终沦落成为“壤地瘠薄”、“土旷人稀”的“恶地”。
秦汉时作为“天府之国”的关中平原，从唐代开始逐渐衰落。
后来，南宋时人李献甫在《长安行》中写下了，那个业已衰落不堪的长安和关中平原：
长安大道无行人，黄尘不起生荆棘。
高山有峰不复险，大河有浪亦已平。
那座古都，最终覆灭在了，破碎的时空里。
从此，再未崛起成为龙兴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