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一种说法，在唐朝时期，“西都”是长安，“东都”是洛阳，这句话听起来会让人感觉，唐朝一共有两个都城，其实不然。唐朝的都城是长安，而洛阳、北都作为陪都。北都即后来的北京。而武则天时期，洛阳被称为“神都”，它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但是这样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却又为何屡遭战火呢?
提起古都，许多人第一反应是长安和洛阳。因为这两座城市开始作为都城时，奴隶制社会已经发展成熟。和他们相比，另外几个“古都”始终少了些历史和文化的底蕴。
长安是“雄关屏蔽”、“沃野环绕”、“关陇腹心”，洛阳则“依山傍河”、“商旅不绝”、“天下居中”。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和中期，两者不论谁为都城，对方必是陪都。
洛阳位于黄河南岸的伊洛平原，处于地理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的交界处。因此，既有山川险阻，又是四通八达。不过，伊洛平原虽然土地肥沃，面积却不如秦川广阔。周边山河虽然可以依托利用，险峻封闭却不如关陇。除此之外，北连幽蓟、南接江淮、西阻关中、东连大海，使得洛阳成为标准的“四战之地”。
这种特殊形势使得洛阳命途多舛，多次被战火焚毁。
东汉时期，洛阳所在的司隶地区只辖七郡，人口却有三百多万，在十三州里面排名前列。其中，洛阳城及附近就有上百万。
189年,董卓凭借武力入主中央、祸乱司隶。一年后天怒人怨，董卓便强制迁都长安。关中人口不足，他便强行驱使司隶人口西徙，还纵火焚烧百姓房屋。等董卓败亡、朝廷回迁，整个司隶只剩几十万人口，比不上洛阳鼎盛时期。洛阳城里更是断壁残垣，只剩几百户、千余人口。东汉朝廷二百多年积攒的财赋和人口就此毁于一旦。
自从新莽末年被农民军洗劫一空，长安就一直没有恢复过来。东汉末年，洛阳虽然同样残破，但因交通便利而恢复较快。因而曹魏、西晋依然选择它为都城。等到晋武帝灭吴统一天下，洛阳已经基本恢复昔日繁华。
304年，匈奴人起兵作乱，短短十年就席卷河北与山西。失去这两地的屏蔽，洛阳直面异族兵锋。太尉王衍畏敌如虎，率领晋军主力逃跑，结果在豫西的苦县被全歼。失去这十几万的生力军后，洛阳危如累卵，偏偏各地勤王将领拥兵不前。于是，洛阳陷落，匈奴人将之洗劫一空后北返。
十六国时期，洛阳沦为各方觊觎的对象。不过，利攻不利守的特性使之反复易手。刘宋建立后，洛阳更是沦为河防的前哨据点。
长达百年的拉锯和交战，使洛阳沦为普通军镇。南北双方都无心也无力去经营它。
为在中原站稳脚跟，北魏孝文帝进行汉化改革，迁都洛阳是重要标志。北魏崇佛，洛阳在复兴的同时也掺杂了不少佛教色彩。
和西晋一样，洛阳的复兴依然没维持多久。鲜卑内部复辟，北魏分裂成东西两部分。洛阳封堵关中的军事特性压倒政治地位，再次在交战中被摧毁。
为摆脱关陇贵族的牵制，隋炀帝大力修建洛阳。不仅将之营建成天下少有的坚城，还在城外修建洛口、回洛两座藏粮数百万石的巨仓。
洛阳作为争夺天下的根基，但坚城和粮食始终诱惑着天下豪杰。先有世族杨玄感，后有瓦岗军李密，再有枭雄王世充。
李唐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李世民先是迫降洛阳周边郡县，解除其屏障。而后击破窦建德，断绝王世充的外援。最后断绝粮食供应，不战而迫降王世充的十几万精锐。
关中虽然富庶，但是粮食不足、运输艰辛的问题很早就暴露出来。唐朝建立后，立刻着手恢复洛阳，
方便朝廷前去“就食”。
安史之乱爆发后，洛阳又被焚毁。虽然郭子仪重新收复，但因面临河北藩镇威胁而放弃营建，只能重新开辟运粮路线。
以大运河为主的漕运兴起后，洛阳仅有的军事价值也被削弱，彻底没落。
洛阳的兴衰象征着中国经济的东移和南移，也代表着半部中国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