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社会科学报：1883年12月14日爆发的山西之战是中法矛盾尖锐化的产物，是中法大规模武装冲突之始，故应以此战作为中法战争开端。
中法战争爆发于何时？长期以来，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聚讼纷纭，尚无定论。为回避争议，有些论著含糊其词地称之为“19世纪80年代的中法战争”或“××年至××年的中法战争”。从学术研究角度来说，中法战争爆发的具体时间有必要予以澄清。田欢、滕静静《〈申报〉谈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4月17日）一文称“1884年8月5日，中法战争爆发”云云。沉思良久，终觉不妥。
中法战争爆发时间众说纷纭
中法战争爆发于1884年8月5日之说，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李仲钰的《关于中法战争阶段性问题的探讨》一文。该文认为，不能把发生在别国领土上的战争称为中法战争，只有战火燃烧到中国本土后才能称为中法战争。1884年8月5日前，中法之间的战事在越南境内，为中国助越抗法，是中法战争的前奏。1884年8月5日法军进攻中国台湾北部的基隆要塞，才是中法战争的开始。此说虽新颖，但未被史学界采纳。田、滕合撰之文，虽未道出以上理由，但其意指与之不谋而合。
牟安世在《中法战争》一书中以1883年8—9月爆发的怀德之战、丹凤之战作为中法战争起点。在越南北圻怀德府、丹凤县与法军作战的，是避居越南的原抗清队伍黑旗军。可以看出，作者将黑旗军视为中国同法军作战的部队。
基于这一认识，他后来进一步阐释，指出黑旗军既援越抗法，又保家卫国，在很大程度上规定战争的进程和格局；中国近代史是人民的历史，黑旗军有权代表中国作战。于是，他修订先前论断，以1873年12月21日黑旗军第一次纸桥之战作为中法战争起点，把中法战争爆发时间向前推进了十年。无独有偶，在其提出此新论之前不久，智建中主编的《中国近百年史》一书也以黑旗军抗法作为中法战争的起点，只是该书没有指出具体理由。
此外，学界还有以1884年6月23日发生的观音桥事件（又称北黎冲突、谅山冲突）为中法战争起点之说。先提出此说的是李鼎声。继之，华岗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中亦持此论。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里也持同样观点。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继承这一说法。但因他们都没有进行详细论证，学界附和者并不多。
山西之战成为中法战争开端
目前，学者多以1883年12月14日爆发的山西之战作为中法战争的起点。唐上意阐述得最充分。他认为以两国（或几国）国号命名的战争，应以其政权武装力量大规模参加的全局战争首战作为战争爆发的标志，像黑旗军这样的民间力量参战，应以其隶属或受雇国家为代表。而1873年12月21日黑旗军第一次纸桥之战，是越法矛盾尖锐化的结果，这时黑旗军受越南诏封，故此战不可视为中法战争开端。且此战之后十年间，黑旗军再未与法军交战，很难将它与中法战争联系起来。而山西之战是中法矛盾尖锐化的产物，是中法大规模武装冲突之始，故应以此战作为中法战争开端。
同样以山西之战作为中法战争开端，学者在表述方面也略有差异，有的用“12月”或“12月中旬”这样稍宽泛的时间概念，有的则以法军从河内向山西进军的12月11日或清军和黑旗军败退出山西城的12月16日作为中法战争的开端。
笔者赞同以山西之战作为中法战争的起点。1873年12月21日和1883年8—9月黑旗军独自与法军作战，不能代表清政府，于此无需深论。
至于以观音桥事件作为中法战争起点。此前半年，清军已在越南山西省城联合黑旗军、越军同法军开战，之后又有北宁之战，清军大败后连连北退，致使太原、谅江、郎甲等防地失守。清军退至谅山省南部山区，才有后来在该省北黎所属观音桥附近因撤防问题而引发的军事冲突。若以观音桥事件为中法战争的起点，此前中法之间的战事便被淹没。
以1884年8月5日爆发的基隆之战作为中法战争的起点也不合理。因为早在此前，中法两军已经开战，只是战事发生于越南境内而非在中、法两国领土上。需要指出的是，以国名来命名的战争，起点乃至全程并不一定发生在命名国的领土上。双方（或多方）军队分别奉两国（或多国）政府意旨而战，是这类战争命名的重要原则，学界多有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