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面什么声音？快回答！毛局长有令，你可别想耍花招！”
1949年3月的一天，在国民党军统局的黑牢内，一个穷凶极恶的看守，正用手里的枪，在一间厕所的门前砸来砸去，同时向里边大声喊着。
“没事儿兄弟，我刚蹲下，碰到别的东西了。我还在呢，还在呢！”里边的人赶紧回答。
看守没再说什么，但厕所里边的那个人，却着实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用手慢慢地捡起地上的一块硬木木板，心中暗叫一声好险。如果被看守发现了这个东西，不但自己逃出生天的机会泡汤了，还会连累很多同志。如今，留给自己的还有几十分钟的时间，他必须抓紧拼一下，以期逃离毛人凤签署的死刑命令、回到革命的战斗中。
这个人，就是非常著名的红色特工、军统局局长毛人凤曾经的上司范纪曼。他在国民党的军事部门潜伏极深，位高权重，是个非常关键的人物。那么，他又是因为什么而被捕的？后来他又是如何安全撤离的呢？整个过程中，那块不起眼的木板，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范纪曼是四川省梁山县人，1906年出生于当地的一家书香门第。他家世代读书，范纪曼的父亲，还是清朝的最后一批秀才之一。也因此，他从小没有为吃饭和受教育发过愁。在7岁那年，他被送进了新式的高等小学读书。他对语言很有天赋，很快就掌握了日文、德文和俄文等多种语言。不过，在他的心底，还是想从军，干出一番事业。
成年后，范纪曼考入了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读书。这所学校有汉阳兵工厂的背景，校内气氛相当活跃。范纪曼在这里，接触到了一些共产党人，并且开始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由于他强大的语言能力，可以直接阅读这些著作的原文，因此对理论的理解更加透彻。那么很自然，他的思想升华也就十分彻底。在学校毕业后，范纪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加入到了湖北省委之中。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起事变，大肆抓捕共产党员，最终导致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而中国共产党，也被迫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这一年秋天，范纪曼返回家乡，开始组织革命力量。在军阀林立的四川省，范纪曼采用灵活的游击战术，打击了敌人，掀起了一股革命的热潮。但是由于大军阀刘湘加入“围剿”的行列，部队被迫转移到汉中地区。而范纪曼自己，则被调往重庆，组织学生运动。
此后，范纪曼多次组织学生，发起了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活动。国民党政府不但不同意他们的要求，还将范纪曼抓进了大牢。后来因为宋庆龄等人的营救，他才平安无事。不过，范纪曼也认识到一点，凭着学生运动，是不可能让革命事业走上巅峰的，他要做更加实用的工作。于是在“九一八事变”后，范纪曼改头换面，打入了国民党内部。
由于手里握有武昌政治学校的毕业证，范纪曼进入国民政府的过程非常顺利。至于曾经领导过革命武装的经历，则是被他以“防止四川军阀攻击自己”为由搪塞过去。他家学渊博，人脉深广，情商高，交际能力强，这些有利条件，都被他利用了起来，成为他长期潜伏的依靠。
1932年年初，范纪曼进入了国民党组织的北平情报站，正式进入敌人的情报系统。为了能长期潜伏，也为了获得更加重要的情报，范纪曼开始出入一些酒会、餐会等场合，结交一些高级将领和地方权贵。这些人中，就包括后来的军统王牌杀手陈恭澍、三十二军政训处处长王艮等人。
通过自己的努力，范纪曼获得了大量珍贵的情报，保护了大量我党的地下人员。但同时，他也用一些我党的过期情报，以及一些关于关于日本人的情报，在军统中平步青云。到了1935年，他已经是北平站的代理站长了。而毛人凤，此时不过刚刚在戴笠的举荐下，加入到特务组织当中来。
之后的十几年，范纪曼凭着高超的潜伏能力，以及卓越的情报战能力，不断地提升着自己的地位。到了1947年，他已经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代理少将专员了。虽然军衔不是太大，但是位置极其重要，能接触到不少核心机密。蒋介石开始大规模向台湾撤军的情报，便是由他弄到的。
但是，在军统内部，此时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戴笠死后，军统形成了郑介民、毛人凤“两强并立”的局面。郑介民更多走上层的路子，而毛人凤则更加心狠手辣。在1949年3月1日，军统特务突然抓到了地下党情报员王方。而这个王方，正好就是范纪曼在上海的联络人。在军统的拷打之下，王方最终没能熬过去，将范纪曼给拱了出来。
毛人凤本来就希望制造大案要案，来凸显自己的地位，此时一听范纪曼涉嫌“通共”，立刻派人抓捕。这次行动的阵仗非常之大，参与人数竟然达到了五百人之多。
被捕后，范纪曼表现出了非同一般地冷静。他矢口否认自己是地下党，而且反过来指责王方血口喷人。但是，毛人凤对他这样身份的人，一直是秉承着“宁错杀不错放”的理念。不几天，他就签发命令，准备处决范纪曼。枪决的时间，就定在4月12日！
此时的军统，已经是千疮百孔，几乎没有什么秘密是藏得住的，很快范纪曼就得到了相关的消息。同时，他也听说，解放军已经陈兵长江，不久后就要发动渡江战役。自己奋斗了数十年的事业马上就要胜利，如果倒在黎明前的黑暗里，他还真有些不甘心。于是，他开始准备越狱了。
范纪曼想要越狱，相对别人更加方便一些。他在军统干了不少年，对于那些看守所的内部结构太清楚了。他知道，在死刑犯囚室的旁边，就是临时的“法场”。为了能方便将尸体运出去，法场与外面的大街仅有一墙之隔。如果能进入这个行刑区，再出去就有希望了。更主要的是，最近看守也是人浮于事，十分松懈，有的时候甚至擅自离岗。他试过一次，发现进入“法场”很轻松。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法场”的围墙，高度十分尴尬，正好比范纪曼的跳跃的极限高度高了一点点。他接连试了好几次，手指都无法搭在墙头上。距离只差那么一点，只要有个东西垫脚，自己绝对可以逃走。
那么，找什么东西呢？范纪曼想了想，觉得有一块足够硬的木板就可以。木板不难找，在工作区就有，关键是怎么把这个木板藏好。虽然看守已经很松懈了，但仍然会搜查进出牢房的犯人。那么大一块木板，想带回来藏好是不可能的。
为了能解决这个问题，范纪曼找了几个其他的同志商量。后来，几人相互掩护着，将一块大木板藏到了厕所里。厕所距离进入“法场”的位置不远。越狱当天，范纪曼只要再拿着木板走很短一段距离就可以了，成功率将会大大提高。
当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时间也来到了4月11日。第二天，就是范纪曼要被处决的日子里。而这天夜里，也是他最后的机会。夜间，范纪曼借口拉肚子，躲进了厕所。结果在他搬动木板的时候，不小心发出了声响，引来了警卫，险些因此而暴露。这也就是本文开始时，所描述的那一幕。
不过，好在警卫此时已经无心工作，看范纪曼还在，便没再怀疑，自顾自地去抽烟了。范纪曼抓紧机会，搬着木板进了“法场”。他将木板搭在一块凸起的砖头上，然后退后几步，开始助跑。范纪曼平时就很注意跑步，此时脚下更是有力。他快步踏上木板，接着这个势头，在墙壁前一跃而起。这一次，高度够了，他的手指搭上了墙头。经过一番挣扎，他终于越过了那道高墙，逃入了附近的树林里。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范纪曼小心地躲避着特务的抓捕，每天东躲西藏。不过，这样的日子没过多长时间，上海就解放了。范纪曼联系上了党组织，恢复了身份，再度回到了阳光下。这之后，他先是带领其他同志，破获了好几个特务的据点，之后又调任上海戏剧学院担任教授，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做了不少贡献。
1990年12月，范纪曼因病在上海去世，给人间留下了一段永远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