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以著名的和氏璧为原材料，于“六玺”之外，打造了一个象征帝王神权的玉玺，即我们所说的传国玉玺。上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然后令玉工在玉玺上端雕了五条龙，也叫印钮。
这就是为印玺奠定了等级差异，有了传国玉玺之后，秦始皇规定，从今往后，除了皇帝之外的任何人，公务及个人印叫做印，皇帝的印叫玺。这个玉玺要在大秦王朝世代相传，故而就被称为传国玉玺，成为皇帝执掌政权的信物。
怎么让这个信物带上点神话色彩呢？史书就记载了秦始皇巡行天下时，到了洞庭湖口，遇到风浪，为了平息疯了，就把这传国玉玺扔在了湖里，风浪则立刻平息了。然后过了几年，秦始皇巡行天下走到华阴，半路碰到一个神秘的人物，归还了这尊玉玺，然后就消失了。
这个故事必然是秦始皇以文人之笔树立“君权神授”思想的工具了，所以也成为历代皇帝追捧的对象，有了传国玉玺才象征着正统，象征着天命所归。那么问题就来了，哪个开国皇帝不想拥有它呢？哪个皇帝敢说自己没有它呢？所以后世的传国玉玺，编造和仿制的可能性很大！
公元前207年底，刘邦进了咸阳，子婴捧着传国玉玺就献给了刘邦。这个是有可能的，但刘邦能封存秦朝府库移交项羽，传国玉玺能蒙混过关私自带走吗？但不管怎么说，刘邦开国也就成了正统，汉传国玺当然得造出舆论，这传国玉玺就成了汉朝皇权的象征。
到了西汉末年，汉元帝两岁的时候，王太后临时代管玉玺，待王莽篡权后想起了玉玺，令人向太后索要，王太后一怒之下将玉玺扔于地上摔破了一角。王莽则令工匠以黄金补镶，这也成为后来辨别传国玉玺“真伪”的重要证据。
公元23年，王莽被杀，天下再度大乱，这传国玉玺就那么巧合，落在了远支旁庶一脉皇族后裔刘秀的手里。要知道刘秀是南阳郡（今湖北枣阳）起的兵，河北称的帝，传国玉玺是先飞到了刘秀手里树立的正统，还是称帝之后复刻了一方玉玺收拢人心呢？不管如何，它又成了东汉的皇帝信物，而且在史料里记载的有模有样，是经过了禁军校尉公宾、更始帝刘玄、刘盆子，再献于刘秀。
到了东汉末年，孙坚攻入洛阳，在一口破井里找到一具宫女尸体，脖子上挂着一个小匣子，匣子内就是传国玉玺。要说士兵打仗口渴寻找水源倒还可信，而非要说井口的五彩云气引来士兵的搜索，只能说这小宫女死的冤枉啊！孙坚得到传国玉玺后几经转手，由袁术回到曹操控制的汉献帝，曹丕篡权后由曹氏获得，再到司马家族的晋朝持有。
到了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使北方五个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纷纷建立了割据政权，天下再次大乱。不过不用担心，自带光环的传国玉玺不会丢。它周转了许久，经手前赵政权，再到后赵政权，石勒令人于玉玺右侧刻上“天命石氏”四个大字，又多了一项辨别真伪的证据。后又经过冉魏政权到了东晋将领谢尚手里，谢尚快马加鞭送回建康，传国玉玺由此“南迁”。
公元420年之后，南方经历了宋、齐、梁、陈四朝，传国玉玺又成了“居无定所”。如梁武帝时期的侯景作乱，攻进皇宫得到玉玺，而不久战败身亡，玉玺落入其手下侯子鉴手里。这个侯子鉴倒与众不同，认为玉玺谁拿谁倒霉，于是就扔进了栖霞寺的水井里。而到了陈朝，栖霞寺的一个老和尚，淘井的时候发现了传国玉玺，于是就把传国玉玺献给了陈武帝。
公元589年，隋朝灭南陈，使这传国玉玺重新北归于隋。30年后，隋炀帝死于江都（今扬州），萧皇后啥也不要，带着传国玉玺逃往漠北东突厥处。可是这一路辗转于宇文化及、窦建德处，这俩野心家居然都没点察觉。
所以唐朝建立之初，李渊、李世民手里都没有传国玉玺，所以李靖北伐突厥就被“赋予”重要使命，即寻回传国玉玺。李世民善待萧皇后则也成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动机不纯。萧皇后得到善待后交出玉玺，使之传承到唐末，经后梁传至后唐。后唐废帝李从珂战败于契丹后登楼自焚，传国玉玺就从此消失了。
后继政权没有传国玉玺怎么办呢？那就自己造呗！后晋造“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玉玺一方；后周造“皇帝承天受命之宝”玉玺一方、“皇帝神宝”玉玺一方，共计两方。到了宋朝，赵匡胤受禅时，将后周两方玉玺传承下来，另外又制作一方“大宋受命之宝”；宋太宗时又另外制作一方“承天受命之宝”；宋仁宗时更为“皇帝钦崇国祀之宝”。
到了宋哲宗时期，有一农夫在地里耕田，耕出一方玉玺，随即献给朝廷。经三十多位饱读诗书、见多识广的大学士“鉴定”，此物乃始皇帝制传国玉玺。这种劣迹斑斑的表演必然是招来诸多绯议，所以到了宋徽宗时，又另制印玺十方，这就淡化了传国玉玺的重要地位了。表明玉玺随时随地都能制作，不要再纠结哲宗一朝传国玉玺事件了，也算是为宋哲宗“遮羞”了。
靖康之后，北宋皇室尽掳于北方，而当元灭金之后，并未发现传国玉玺，说明当年金国在汴京城里也没找到传国玉玺。忽必烈去世的当年（1294年），元大都（北京）的市面上居然有人公开叫卖传国玉玺。左丞相伯颜花了重金购得，蒙古人也不信汉人的这些神啊鬼的，人家只信长生天，生长在伊利汗国的伯颜说不准还是个萨满教或者伊斯兰教徒，所以他将蒙元收缴各国的历代印玺统统磨平，分发给王公大臣刻制私人印章。
传国玉玺很可能就在这一波被磨平了，所以徐达打进了大都并未找到传国玉玺。但元顺帝是带上家眷、财宝以及大臣退回了蒙古草原。徐达深入漠北则被扣上一条目的，即寻找元顺帝带走的传国玉玺。直到打下应昌（今内蒙赤峰市），截留了北元带走的财物，但仍未发现传国玉玺。
据传，这个传国玉玺是元顺帝带走，传承到了他的后代林丹汗手里，所以明朝就从未拥有过传国玉玺。而林丹汗战败于皇太极后，玉玺就落到了后金手中，所以皇太极“顺应天命”改国号为大清，登基称帝了。
传国玉玺或许就不存在秦始皇在“六方玺制”以外制作传国玉玺，说明传国玺的现实意义是树立君王权威、树立正统之象征。所以秦始皇要为之添加一些尊贵和神话的成分。
从尊贵上讲，就是以和氏璧做玉玺，而这个说法有很多破绽。首先就是和氏璧的故事具有杜撰性，它最早出现在《韩非子》一书中，此书记载了诸多寓言故事，如“滥竽充数”、“守株待兔”等。所以“卞和抱玉”的故事很可能是为怀才不遇的志士鸣不平的，由于历史上出现了献壁之类的事件，所以又被收录于《战国策》这样的史籍。
其次是“卞和抱玉”的主人公，三次献玉的时间跨度太大，前后逻辑难以成立。卞和发现玉石的时候应当算是经验丰富的“玉石鉴赏家”。如今天的赌石一般，不切开就能断定它是一块美玉的一定都是道行颇深的老玩家。再经过三代楚王，尤其是楚武王在位50年，被砍断双脚的卞和熬到100岁，仍然执着的献出美玉，这种可能性微乎极微。
最后，和氏璧被切开后，应当是制作成了圆盘式的玉壁，《尔雅.释器》日：“肉倍好，谓之壁”，即外圈半径是内圈圆孔半径的三倍，这样的玉器被称为壁。一个很薄的圆形玉器，中间还有孔，应该不可能改造成四寸见方的传国玉玺。
所以从原料的采用上，秦始皇很可能是为了提高传国玉玺的高贵性，才宣称以著名的和氏璧制作而成。而再有镇湖、仙人归还等神话的点缀，使得传国玉玺成为宝器，再由它传达出君权神授的意图，这非常适合天下初定，且社会形态走向大一统的需要。所以不管制作它的材料如何，它所体现的含义就成为历代皇帝所追捧的根源。
而秦始皇的本意是百世传承于秦，而非历代帝王来替代他创立的江山。所以在传承上，历代帝王重视的是它对统治基础的影响，使官僚集团和人民拥戴自己。而不是对皇位的护佑，毕竟秦二世而亡是定在了史书中的，秦的命运并未因它而改变。那么就说明，只要宣称持有传国玉玺就行，就能令百官臣服、万民拥戴，所以后世仿制的例子比比皆是。
从汉代开始，就不一定是秦制玉玺的传承，且不说刘邦入关获得玉玺后是否棘手，但说他从得玺到称帝，经历了4年，此间远赴巴蜀、入三秦、出关中，大小战役亲临指挥，楚汉战争前期常惨败逃亡，甚至连儿女都被踢下马车，还顾得上传国玉玺吗？再有汉传玉玺到了王莽篡权时破了一角，王莽令人镶金补上，可后世文献诸如《资治通鉴》皆不提及破损一处。所以汉传玉玺可能与“斩白蛇起义”异曲同工，是以神话色彩树立刘邦政权的统治权威，事件的真与假都不重要。
所以后世不管在井里、河里、还是田地里，只要发现了传国玉玺，那就达到了目的，再造一方更加精美的玉玺都不是问题。造玺的数量增加也印证了传国玉玺难以“传承”，两汉至南北朝都坚持了“六方玺制”。到了唐朝则增设受命宝和神玺，建立“八方玺制”；武则天时又增至九玺、北宋增至十二玺、南宋增至十七玺、明朝增至二十四玺，清朝则手握“传国玉玺”，达到二十五玺，加之前朝收藏，清朝入关后，在紫荆城里居然存了39方历代国玺。而这39方玉玺中，有一方写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到了乾隆帝时，直接将此玺定为赝品，着实打脸。
传国玉玺传至十六国时期，在冉魏灭亡的时候，东晋、燕、后秦各得到了一块，都自称是真的，东晋的那一块自然是作为正统“传承”下来，毕竟是汉族政权。从五代之后，大多传国玉玺的传闻皆由野史杂记收录，这也说明了无论是统一政权还是格局政权，都对玉玺的影响力打了折扣。宋朝制玺趋于频繁，其意图也是削弱传国玉玺的光环，从宋太祖的“大宋受命之宝”、宋太宗的“承天受命之宝”来看，二者制玺都包含了更多政治意义，前者树立柴氏禅让的合法性，后者树立“兄终弟及”的正统性。二者皆未从传国玉玺入手，也不屑于编造谎言为政权买单，反而是宋哲宗时期的献玺事件，令人嗤之以鼻。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封建君主专制在不断的发展，“君权神授”的造势趋于弱化，因为儒家思想已经构建了忠君爱国的思想体系。且在皇权不断加强的进程中，帝王的权威更多的是以律法制度为基础，而非神话的加持。如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宋朝三司分权、明朝则直接废除丞相制，皇权逐步加强。到了清朝，在关外时尚且使用着“军事民主决议”性质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皇太极确实需要通过神话树立权威，且需为入主中原打下舆论基础，所以才有了赝品传国玉玺的存在。待入关之后，康熙朝的南书房、雍正朝的军机处，彻底将君主专制推向鼎峰，传国玉玺还有何用呢？所以乾隆皇帝可以大胆的鉴定出祖上供着的是A货！
综上，传国玉玺的谜题至今难解，或许是从源头就注定了它无法传承至今。1924年，11月5日，当溥仪被赶出紫荆城时，鹿钟麟追问其传国玉玺的下落，溥仪笑着说“那只是传说”，末代皇帝看透的这一切或许就是神话的真相，只是很多人不愿意去打破。就像袁世凯称帝登基时，不敢面对金銮殿龙椅上方的轩辕镜，正是因为沉迷在化身为龙的美梦中无法自拔。始皇帝或许早已将传国玉玺带入地宫，留给后世帝王的是他们自欺欺人的贪婪、以及终日不得安宁的内心惶恐。
参考史料：《史记》、《资治通鉴》、《旧五代史》、《宋史》
传国玉玺又称传国宝，是中国历代皇帝相传的印玺，被视为王朝正统的象征。
其外观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正面刻有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字，以作为皇权神授、正统合法之信物。嗣后，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奇珍，是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器。“传国玉玺”，又称“传国玺”、“传国宝”，为中国历代皇帝相传之印玺，乃奉秦始皇之命所镌刻。
此后，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奇珍，国之重器也。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表现其“气数已尽”。凡登大位而无此玺者，则被讥为“白版皇帝”，显得底气不足而为世人所轻蔑。由此便促使欲谋大宝之辈你争我夺，致使该传国玉玺屡易其主，一直到隋唐时期，玉玺不知所踪，后来宋朝和元朝时期的离奇出现
北宋时期：农夫捡到后上交国家，“靖康之难”被金国路走后失踪。
元朝时期：忽现于大都，元末随元惠宗北归漠北后失踪。
综上所述，我认为传国玉玺极有可能在五代十国时期随着后唐的灭亡就已经彻底失踪了，其后虽然多次出现，但可信度极低。一代美玉，国之瑰宝，就这样离奇失踪，实在让人扼腕叹息！
传国玉玺伴随着整个封建帝制，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以始皇帝的神话故事而开始，至末代皇帝的一句话而终结。秦始皇赋予它神的力量，清宣统帝则淡淡的说了句“那只是传说”。随着封建帝制的消亡，传国玉玺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此处的存在价值是指它被赋予的君权神授的象征意义。而根据历史的发展来看，传国玉玺很可能就未经传承，或许就随着秦始皇葬入了地宫。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以著名的和氏璧为原材料，于“六玺”之外，打造了一个象征帝王神权的玉玺，即我们所说的传国玉玺。上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然后令玉工在玉玺上端雕了五条龙，也叫印钮。
这就是为印玺奠定了等级差异，有了传国玉玺之后，秦始皇规定，从今往后，除了皇帝之外的任何人，公务及个人印叫做印，皇帝的印叫玺。这个玉玺要在大秦王朝世代相传，故而就被称为传国玉玺，成为皇帝执掌政权的信物。
怎么让这个信物带上点神话色彩呢？史书就记载了秦始皇巡行天下时，到了洞庭湖口，遇到风浪，为了平息疯了，就把这传国玉玺扔在了湖里，风浪则立刻平息了。然后过了几年，秦始皇巡行天下走到华阴，半路碰到一个神秘的人物，归还了这尊玉玺，然后就消失了。
这个故事必然是秦始皇以文人之笔树立“君权神授”思想的工具了，所以也成为历代皇帝追捧的对象，有了传国玉玺才象征着正统，象征着天命所归。那么问题就来了，哪个开国皇帝不想拥有它呢？哪个皇帝敢说自己没有它呢？所以后世的传国玉玺，编造和仿制的可能性很大！
公元前207年底，刘邦进了咸阳，子婴捧着传国玉玺就献给了刘邦。这个是有可能的，但刘邦能封存秦朝府库移交项羽，传国玉玺能蒙混过关私自带走吗？但不管怎么说，刘邦开国也就成了正统，汉传国玺当然得造出舆论，这传国玉玺就成了汉朝皇权的象征。
到了西汉末年，汉元帝两岁的时候，王太后临时代管玉玺，待王莽篡权后想起了玉玺，令人向太后索要，王太后一怒之下将玉玺扔于地上摔破了一角。王莽则令工匠以黄金补镶，这也成为后来辨别传国玉玺“真伪”的重要证据。
公元23年，王莽被杀，天下再度大乱，这传国玉玺就那么巧合，落在了远支旁庶一脉皇族后裔刘秀的手里。要知道刘秀是南阳郡（今湖北枣阳）起的兵，河北称的帝，传国玉玺是先飞到了刘秀手里树立的正统，还是称帝之后复刻了一方玉玺收拢人心呢？不管如何，它又成了东汉的皇帝信物，而且在史料里记载的有模有样，是经过了禁军校尉公宾、更始帝刘玄、刘盆子，再献于刘秀。
到了东汉末年，孙坚攻入洛阳，在一口破井里找到一具宫女尸体，脖子上挂着一个小匣子，匣子内就是传国玉玺。要说士兵打仗口渴寻找水源倒还可信，而非要说井口的五彩云气引来士兵的搜索，只能说这小宫女死的冤枉啊！孙坚得到传国玉玺后几经转手，由袁术回到曹操控制的汉献帝，曹丕篡权后由曹氏获得，再到司马家族的晋朝持有。
到了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使北方五个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纷纷建立了割据政权，天下再次大乱。不过不用担心，自带光环的传国玉玺不会丢。它周转了许久，经手前赵政权，再到后赵政权，石勒令人于玉玺右侧刻上“天命石氏”四个大字，又多了一项辨别真伪的证据。后又经过冉魏政权到了东晋将领谢尚手里，谢尚快马加鞭送回建康，传国玉玺由此“南迁”。
公元420年之后，南方经历了宋、齐、梁、陈四朝，传国玉玺又成了“居无定所”。如梁武帝时期的侯景作乱，攻进皇宫得到玉玺，而不久战败身亡，玉玺落入其手下侯子鉴手里。这个侯子鉴倒与众不同，认为玉玺谁拿谁倒霉，于是就扔进了栖霞寺的水井里。而到了陈朝，栖霞寺的一个老和尚，淘井的时候发现了传国玉玺，于是就把传国玉玺献给了陈武帝。
公元589年，隋朝灭南陈，使这传国玉玺重新北归于隋。30年后，隋炀帝死于江都（今扬州），萧皇后啥也不要，带着传国玉玺逃往漠北东突厥处。可是这一路辗转于宇文化及、窦建德处，这俩野心家居然都没点察觉。
所以唐朝建立之初，李渊、李世民手里都没有传国玉玺，所以李靖北伐突厥就被“赋予”重要使命，即寻回传国玉玺。李世民善待萧皇后则也成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动机不纯。萧皇后得到善待后交出玉玺，使之传承到唐末，经后梁传至后唐。后唐废帝李从珂战败于契丹后登楼自焚，传国玉玺就从此消失了。
后继政权没有传国玉玺怎么办呢？那就自己造呗！后晋造“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玉玺一方；后周造“皇帝承天受命之宝”玉玺一方、“皇帝神宝”玉玺一方，共计两方。到了宋朝，赵匡胤受禅时，将后周两方玉玺传承下来，另外又制作一方“大宋受命之宝”；宋太宗时又另外制作一方“承天受命之宝”；宋仁宗时更为“皇帝钦崇国祀之宝”。
到了宋哲宗时期，有一农夫在地里耕田，耕出一方玉玺，随即献给朝廷。经三十多位饱读诗书、见多识广的大学士“鉴定”，此物乃始皇帝制传国玉玺。这种劣迹斑斑的表演必然是招来诸多绯议，所以到了宋徽宗时，又另制印玺十方，这就淡化了传国玉玺的重要地位了。表明玉玺随时随地都能制作，不要再纠结哲宗一朝传国玉玺事件了，也算是为宋哲宗“遮羞”了。
靖康之后，北宋皇室尽掳于北方，而当元灭金之后，并未发现传国玉玺，说明当年金国在汴京城里也没找到传国玉玺。忽必烈去世的当年（1294年），元大都（北京）的市面上居然有人公开叫卖传国玉玺。左丞相伯颜花了重金购得，蒙古人也不信汉人的这些神啊鬼的，人家只信长生天，生长在伊利汗国的伯颜说不准还是个萨满教或者伊斯兰教徒，所以他将蒙元收缴各国的历代印玺统统磨平，分发给王公大臣刻制私人印章。
传国玉玺很可能就在这一波被磨平了，所以徐达打进了大都并未找到传国玉玺。但元顺帝是带上家眷、财宝以及大臣退回了蒙古草原。徐达深入漠北则被扣上一条目的，即寻找元顺帝带走的传国玉玺。直到打下应昌（今内蒙赤峰市），截留了北元带走的财物，但仍未发现传国玉玺。
据传，这个传国玉玺是元顺帝带走，传承到了他的后代林丹汗手里，所以明朝就从未拥有过传国玉玺。而林丹汗战败于皇太极后，玉玺就落到了后金手中，所以皇太极“顺应天命”改国号为大清，登基称帝了。
传国玉玺或许就不存在秦始皇在“六方玺制”以外制作传国玉玺，说明传国玺的现实意义是树立君王权威、树立正统之象征。所以秦始皇要为之添加一些尊贵和神话的成分。
从尊贵上讲，就是以和氏璧做玉玺，而这个说法有很多破绽。首先就是和氏璧的故事具有杜撰性，它最早出现在《韩非子》一书中，此书记载了诸多寓言故事，如“滥竽充数”、“守株待兔”等。所以“卞和抱玉”的故事很可能是为怀才不遇的志士鸣不平的，由于历史上出现了献壁之类的事件，所以又被收录于《战国策》这样的史籍。
其次是“卞和抱玉”的主人公，三次献玉的时间跨度太大，前后逻辑难以成立。卞和发现玉石的时候应当算是经验丰富的“玉石鉴赏家”。如今天的赌石一般，不切开就能断定它是一块美玉的一定都是道行颇深的老玩家。再经过三代楚王，尤其是楚武王在位50年，被砍断双脚的卞和熬到100岁，仍然执着的献出美玉，这种可能性微乎极微。
最后，和氏璧被切开后，应当是制作成了圆盘式的玉壁，《尔雅.释器》日：“肉倍好，谓之壁”，即外圈半径是内圈圆孔半径的三倍，这样的玉器被称为壁。一个很薄的圆形玉器，中间还有孔，应该不可能改造成四寸见方的传国玉玺。
所以从原料的采用上，秦始皇很可能是为了提高传国玉玺的高贵性，才宣称以著名的和氏璧制作而成。而再有镇湖、仙人归还等神话的点缀，使得传国玉玺成为宝器，再由它传达出君权神授的意图，这非常适合天下初定，且社会形态走向大一统的需要。所以不管制作它的材料如何，它所体现的含义就成为历代皇帝所追捧的根源。
而秦始皇的本意是百世传承于秦，而非历代帝王来替代他创立的江山。所以在传承上，历代帝王重视的是它对统治基础的影响，使官僚集团和人民拥戴自己。而不是对皇位的护佑，毕竟秦二世而亡是定在了史书中的，秦的命运并未因它而改变。那么就说明，只要宣称持有传国玉玺就行，就能令百官臣服、万民拥戴，所以后世仿制的例子比比皆是。
从汉代开始，就不一定是秦制玉玺的传承，且不说刘邦入关获得玉玺后是否棘手，但说他从得玺到称帝，经历了4年，此间远赴巴蜀、入三秦、出关中，大小战役亲临指挥，楚汉战争前期常惨败逃亡，甚至连儿女都被踢下马车，还顾得上传国玉玺吗？再有汉传玉玺到了王莽篡权时破了一角，王莽令人镶金补上，可后世文献诸如《资治通鉴》皆不提及破损一处。所以汉传玉玺可能与“斩白蛇起义”异曲同工，是以神话色彩树立刘邦政权的统治权威，事件的真与假都不重要。
所以后世不管在井里、河里、还是田地里，只要发现了传国玉玺，那就达到了目的，再造一方更加精美的玉玺都不是问题。造玺的数量增加也印证了传国玉玺难以“传承”，两汉至南北朝都坚持了“六方玺制”。到了唐朝则增设受命宝和神玺，建立“八方玺制”；武则天时又增至九玺、北宋增至十二玺、南宋增至十七玺、明朝增至二十四玺，清朝则手握“传国玉玺”，达到二十五玺，加之前朝收藏，清朝入关后，在紫荆城里居然存了39方历代国玺。而这39方玉玺中，有一方写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到了乾隆帝时，直接将此玺定为赝品，着实打脸。
传国玉玺传至十六国时期，在冉魏灭亡的时候，东晋、燕、后秦各得到了一块，都自称是真的，东晋的那一块自然是作为正统“传承”下来，毕竟是汉族政权。从五代之后，大多传国玉玺的传闻皆由野史杂记收录，这也说明了无论是统一政权还是格局政权，都对玉玺的影响力打了折扣。宋朝制玺趋于频繁，其意图也是削弱传国玉玺的光环，从宋太祖的“大宋受命之宝”、宋太宗的“承天受命之宝”来看，二者制玺都包含了更多政治意义，前者树立柴氏禅让的合法性，后者树立“兄终弟及”的正统性。二者皆未从传国玉玺入手，也不屑于编造谎言为政权买单，反而是宋哲宗时期的献玺事件，令人嗤之以鼻。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封建君主专制在不断的发展，“君权神授”的造势趋于弱化，因为儒家思想已经构建了忠君爱国的思想体系。且在皇权不断加强的进程中，帝王的权威更多的是以律法制度为基础，而非神话的加持。如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宋朝三司分权、明朝则直接废除丞相制，皇权逐步加强。到了清朝，在关外时尚且使用着“军事民主决议”性质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皇太极确实需要通过神话树立权威，且需为入主中原打下舆论基础，所以才有了赝品传国玉玺的存在。待入关之后，康熙朝的南书房、雍正朝的军机处，彻底将君主专制推向鼎峰，传国玉玺还有何用呢？所以乾隆皇帝可以大胆的鉴定出祖上供着的是A货！
综上，传国玉玺的谜题至今难解，或许是从源头就注定了它无法传承至今。1924年，11月5日，当溥仪被赶出紫荆城时，鹿钟麟追问其传国玉玺的下落，溥仪笑着说“那只是传说”，末代皇帝看透的这一切或许就是神话的真相，只是很多人不愿意去打破。就像袁世凯称帝登基时，不敢面对金銮殿龙椅上方的轩辕镜，正是因为沉迷在化身为龙的美梦中无法自拔。始皇帝或许早已将传国玉玺带入地宫，留给后世帝王的是他们自欺欺人的贪婪、以及终日不得安宁的内心惶恐。
参考史料：《史记》、《资治通鉴》、《旧五代史》、《宋史》
传国玉玺又称传国宝，是中国历代皇帝相传的印玺，被视为王朝正统的象征。
其外观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正面刻有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字，以作为皇权神授、正统合法之信物。嗣后，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奇珍，是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器。“传国玉玺”，又称“传国玺”、“传国宝”，为中国历代皇帝相传之印玺，乃奉秦始皇之命所镌刻。
此后，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奇珍，国之重器也。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表现其“气数已尽”。凡登大位而无此玺者，则被讥为“白版皇帝”，显得底气不足而为世人所轻蔑。由此便促使欲谋大宝之辈你争我夺，致使该传国玉玺屡易其主，一直到隋唐时期，玉玺不知所踪，后来宋朝和元朝时期的离奇出现
北宋时期：农夫捡到后上交国家，“靖康之难”被金国路走后失踪。
元朝时期：忽现于大都，元末随元惠宗北归漠北后失踪。
综上所述，我认为传国玉玺极有可能在五代十国时期随着后唐的灭亡就已经彻底失踪了，其后虽然多次出现，但可信度极低。一代美玉，国之瑰宝，就这样离奇失踪，实在让人扼腕叹息！
秦陵兵马俑，埃及金字塔，消失的楼兰古城，海市蜃楼，辽宁营口坠龙事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