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黄宗羲定律吗，今天小编给大家说的这一项定律算是对我国的税制改革影响深远，那么黄宗羲定律是什么呢，它出现的原因是什么，给我们带来的后果又是什么样的，相信大家看了下面的文章就会明白许多。
黄宗羲定律是什么什么叫“黄宗羲定律”?简单地说，黄宗羲定律就是某些传统王朝的赋税改革，将前面滥征的各种摊派与附加，与正税合在一起一并征收。然而改革之后，渐渐政府忘记了这一并征收的赋税，本身已经包含了摊派和附加，再次另行摊派。
结果是改一次，赋税增加一回。最典型的莫过于明代的一条鞭法，改革后公私称便，朝廷的岁入也大为增加，但是后来朝廷又增加各种新的摊派和附加，最后是民不聊生，引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朝廷葬送了自家的卿卿性命。这种现象，是明末大儒黄宗羲首先提到的，所以得了此名。
严格来讲，这算不上什么定律。只是一种历史上出现过，但并不算太常见的现象。近世学者也注意过这个问题，钱穆先生曾经提及于此。但它名声大噪，却还要归功于秦晖先生将之命名为“定律”，而此定律又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注意，以至于一时间，大报小报，嚷个没完，连我当年学农机的同学，都来问我是不是又出了一个叫黄宗羲的数学家，搞出了一个什么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定律产生的原因和问题对于黄宗羲定律产生的原因，学者张宏杰有其独到的见解，即改革之初总要让民众尝到改革的甜头，因此改革者就将税赋降到一个很低的水平，甚至低到无法覆盖正常行政运转的成本。捉襟见肘的官员们只能私下巧立名目捞钱，于是诸如“火耗”、“鼠耗”、“淋尖踢斛”等手法应运而生。更要命的是，统治者不仅知道而且还默许。对于统治者而言，“让利于民”的新政必须坚持，否则自己的威信和声望怎么维护;手下官员的荣华富贵也要保障，否则谁愿意替他卖命。
那就只能明里各一套，牌坊要立、婊子也要当，只不过让手下人来当，并美其名曰：“经是好经，可惜让歪嘴和尚念歪了”。私下各种捞钱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民众的实际负担越来越重，而且不出意外地高于改革前的水平，这就是“黄宗羲定律”屡试不爽的原因。我写本文当然不是为了做名词解释，而是想探讨一下“为什么改革后的税赋必然会高于改革前的水平”。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只要底线尚存，就不会允许官员肆无忌惮地捞钱。
他之所以开这个口子，默许官员巧立名目，完全是出于名义上的税赋不足以维持官僚体系运作、不足以维持官员们体面和威仪的考虑。在统治者看来，官员可以捞钱，但要适可而止，弥补日常用度后即可收手，否则就算贪腐了。事实上，除了海瑞之类的极品例子，所谓清官大多都遵循“捞钱适当”的准则。在官场这叫“陋规”，丑陋是丑陋了些，好歹也是规矩嘛!然而问题就出在了这个“规矩”上。
一旦默许了不合法的行为，并任由其演化成一种规则或规矩，那么它的蔓延恶化就将超出预想者的掌控。在明面上，由于是“陋规”、是潜规则，自然不能放到台面上来讨论，也无法对其做出明确的规范和有效的监督，大家只能意会、只能心照不宣，具体操作起来也只能凭良心、靠操守;在暗地里，不合法的口子已经开了，那么多捞一点不合法，少捞一点也不合法，既然都不合法，与其少捞不如多捞。可以说，正是“陋规”激励着官员们大捞特捞，税赋也随着改革越改越重。
如何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如何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呢?杜绝一切“地下规矩”是一方面，正视人的逐利欲求则是另一方面。不要先用“圣贤的标准”来标榜人，再用“牲畜的标准”来放纵人。我曾在一家日资企业实习过，该公司规定如有要事出差外地可打的前往。当时有同事提出，是否可以自驾，在打的费用和油费之间报销一个适中的额度，这样公司与个人都得益。
对于这个提议公司断然拒绝，理由是“公私必须分清”。该公司用相对较高的成本来保障员工的权益，杜绝“营私舞弊”的可能，然而与营私舞弊所造成的损失相比，这点成本又算得了什么呢!要想“黄宗羲定律”不再适用，政府须得走出自己的中世纪，去掉自己身上的陈年老味。现在，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如果一时还难以实现民选的话，至少，政府的事务要公开，税收要体现民意，也就是说，没有民意授权，就不能随意增加税费。当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都跟税收的民意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经得民意机构允许才能征税是现代行政的基础，只有实现了这一基本原则，我们才算真正摸到了现代国家的大门，现代行政的大门。跟眼下肆虐的SARS一样，所谓的“黄宗羲定律”其实不是什么定律，只是一种古已有之的，只有政府才会感染的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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