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76年的一个夏天，在陕西宁陕东江口镇的一处建筑工地上，一群农民工正在紧张地挖地基。这处工地是镇搬运社的建筑工地，他们要在这里建办公室。
农民工都在埋头挖土，突然一个农民工“啊”地一声惊叫，大家看见他扔下铁锹跳到了一旁。在场的农民工都放下手里的工具跑过来查看：“咋回事啊？”
“你们看！”受惊的农民工指着他刚挖出的一样东西，大家仔细看时，发现那竟然是人的头盖骨。上世纪七十年代，人们思想还比较保守，迷信观念也较重，所以遇到人骨这样的事，大家心里都非常害怕，谁也不能安心继续工作了。
而且这里没有坟墓，也没有棺椁，却挖出了人的头盖骨，说明这人很可能是非正常死亡，大家经过冷静商讨之后，决定向组织汇报。
东江口镇的领导接到报告以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马上派人到现场勘探，他们看到了人的头盖骨以后，判断下面很可能还有人骨，于是让农民工继续往下挖。大家按照要求继续挖掘，最后竟然挖出了4具完整的尸骨。
在一个坑里挖出4具人骨，这可不是小事情，镇领导很快联系了公安局。公安局迅速派干警来到现场。干警们首先怀疑是凶杀案，于是对周围群众进行调查，看有没有最近失踪的人。
干警们对附近的村民挨家挨户排查，主要寻找有无失踪人员。但是经过多日的全面调查之后，并没有发现失踪人员，而且公安局也没有接到相关报警，更没有发现恶性杀人案件。
那么这几具尸骨到底是谁？为什么他们会被集中埋在一起呢？
中央派来了调查组4具尸骨根本找不到死亡原因，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埋的，这成了一桩悬案。公安局没有办法，只好对尸骨进行重新掩埋，并做了备案。这个案件也只好这样搁置起来。
当时这件事虽然也曾轰动一时，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也渐渐淡忘了，甚至连当时挖出尸骨的农民工也把这事忘到了脑后。
时间过了8年，也就是到了1984年，突然从北京来了一帮人，这些人来到了宁陕公安局，重新对那4具尸骨进行调查，原来这是中央派下来的调查组。
调查组经过一番调查核对，说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这4具无名尸骨，原来是1946年，中原军区王震将军派到西安去跟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他们分别是张文津、吴祖贻和毛楚雄，另外还有一位是给他们带路的农民向导。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谈判代表失踪1946年，全国军民刚刚打败了日寇，国民党就挑起了内战，蒋介石调动13个军共计30个师几十万大军围剿我中原军区，企图在48小时内消灭我中原部队。
蒋介石
当时的情况是敌我力量悬殊，中央指示中原军区采取多省跨动的战术，既要设法突破敌人的围堵，又要在保全自身实力的情况下，牵制住国军的大量部队，以策应华中和华北的对敌斗争。在寡不敌众的情势下，司令员李先念和王树声、王震两位副司令员等领导决定首先进行突围。
李先念和王树声副司令员各带一支人马分别从北路和西路杀出重围，他们冲破了敌人的多道防线，进入了豫南平原和周围的山区。
王震率部经过苦战，也顺利完成了突围。王震的部队突围之后，又顺带攻占了镇安县城，而镇安距离西安只有100多公里，对西安形成震慑，胡宗南一看形势对他不利，于是多次跟我方联系，希望双方进行谈判。
王震将军
王震向中央进行了汇报，中央指示可以跟胡宗南谈判。王震虽然知道胡宗南谈判不过是缓兵之计，但是，只要有一线希望争取到和平，他还是想做一下努力。
于是王震派出谈判代表，准备到西安跟胡宗南进行谈判。中方代表由两人组成，一位是张文津，时任干部旅的旅长，一位是吴祖贻，他是干部旅政治部主任。但是，在代表要出发的时候，有一个人却主动请缨要求参加谈判，这个人就是毛楚雄，他是毛泽覃的儿子，毛主席的亲侄子。
提到毛楚雄，需要简单介绍一下。毛楚雄从出生就没大跟父母在一起，他是跟外婆长大的。他的父母忙于革命，无法照顾他，更无法担负教育他的责任，毛楚雄从记事起只见过父亲一面。父亲毛泽覃身为闽赣军区司令员，在1935年，为了掩护游击队壮烈牺牲。
毛楚雄从小聪明伶俐，他知道父亲是为革命而牺牲，决心继承父志，为革命建功立业。所以在王震1945年率部南下湖南的时候，他就参加了王震的部队，参军那年，毛楚雄只有18岁。
后来王震见到了毛楚雄，看到毛楚雄长相酷似其伯父毛泽东，特别是毛楚雄居然像他伯父一样，下巴上长了一颗痣。于是王震忍不住对身边的人们说：“你们没见过毛主席的，看看楚雄，就知道毛主席长什么样了。”
毛楚雄在部队一直担任文职，他先在政治部做宣传员，后又调到司令部做电报员。这显然是王震的刻意安排，因为毛楚雄是毛泽覃留下的一根独苗，王震不想让他去前线冒险。但是毛楚雄却一心想像他的父亲一样建功立业。中原突围的时候，他因为机智勇敢，表现突出，被提拔为连长。但是他仍然一直受到王震的保护。
毛楚雄其实不想受到保护，所以当军区打算派代表去西安跟胡宗南谈判的时候，毛楚雄感到自己立功的机会来了，于是主动要求参加谈判团，要和谈判代表一起行动。这一回王震居然答应了，王震的考虑是，参加谈判还是安全的，胡宗南再下作，也不至于会对谈判代表下毒手。但事实是胡宗南和老蒋比他想象的还要下作。
王震还有一个安排，他交代张文津，他们到西安以后，就把毛楚雄送到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然后经过办事处，把毛楚雄送到延安，好让毛楚雄去跟他的伯父团聚，而且延安总比在一线打仗更安全些。总之王震的一切安排都出于对毛楚雄安全的考虑。但是令王震想不到的是，代表团却遭遇了不测。
代表团的3人准备停当，就从宁陕县的杨泗乡出发，前往西安。出发的时候，他们还请了一位当地的农民当向导。当时毛楚雄的身份是警卫员，而且他用的是化名李信生，这样安排仍然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因为如果暴露他毛泽东侄子的身份，显然是极其危险的。
王震
可是代表团出发之后，就从此失去音信。王震立即派部队沿着代表团行进的路线去寻找，结果什么线索也没有找到。后来王震的44团打回东江口的时候，王震命令44团派人打探、寻找3人的下落，仍然找不到任何音信。
王震立即向中央进行了汇报。毛主席知道侄儿失踪的消息以后，心里的难过自然无法形容，他知道既然失踪，肯定凶多吉少。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国民党残害我方人员，不择手段，也不是头一次。
当时周恩来在南京，叶剑英在北京，他们就我方代表失踪一事，分别向国民党交涉，他们先向国民党进行抗议，要求他们释放我方代表，他们还利用媒体，通过舆论对国民党进行施压。但是国民党矢口否认有这回事，他们这种无赖嘴脸，我们也是见识多了。
周恩来
王震还派人跟胡宗南部进行联系，甚至派人直接质问胡宗南。但是胡宗南部当然也是矢口否认见过中方代表团这回事。我方利用报刊揭露国民党残害我方谈判代表的事实，但是由于没有证据，胡宗南拒不承认。这件事从此就成了一个谜，成了一个悬案。
对3位代表的追踪调查3位代表神秘失踪，我党并没有遗忘，李先念和王震当时是中原军区的领导，后来他们又成了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也没有忘记这几位党的好干部，更何况其中还有毛主席的亲侄子。
特别是王震将军，代表是他派出去的，他一直保护着毛泽覃的这个独苗，结果却让他死于非命，老将军一直到逝世都不安心，他怎么给毛泽覃一个交代，怎么给毛主席一个交代啊。
李先念
1984年，毛主席已经逝世多年，中央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准备彻查3位代表失踪之事。王震还专门接见了调查组的同志，给他们提供当时的一些情况，并对他们的调查工作提出要求，老将军说：“一定要调查清楚3位英烈的牺牲真相，一定要找到毛楚雄3人的尸骨，只有这样才能对毛主席和毛泽覃有个交代，才能减轻我的愧疚。”
调查组首先来到代表团出发地杨泗乡，对当地群众进行调查走访，后来调查的范围又扩大到全县，甚至扩大到周围的柞水等县。
调查组首先对当时王震部队的活动情况进行调查，特别是对当地发生的一些恶性案件进行审核。一件杀人案进入了调查组的视野。
这个案子发生在一个名叫朱家沟的村子，当年在村子的石灰窑里发生了一桩命案，有3个男子被杀害。因为代表团也是3人，所以调查组首先怀疑这很可能是3位失踪的代表。
调查组立即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发现这个案子虽然也涉及3人被杀，但是这3个人却不是代表团的3位代表，他们是去延安的干部，当时随身携带着一些财物，犯罪分子见财起意，杀害了这3名干部。案件主犯是一位保长，他当时就已经认罪伏法，受到了应有的处罚。
本来调查组看到了一线希望，查实之后，案件又失去了方向。调查组于是又去寻找其他的一些案件。就在这时，前面提到的在东江口挖出的4具尸骨，引起了调查组的高度重视，调查组到现场勘察之后，开始对相关人员展开调查。
调查组首先找到了一个名叫邓耀俊的人，他是当时东江口乡的伪副乡长，据他说当时担任乡保安队队副的唐进玉曾经对他提到过中方谈判代表的事，唐进玉是这么说的：“共军的谈判代表要去西安跟国军谈判，石星一乡长已经接到上级命令，要石乡长把他们活埋掉，并且连活埋的位置都明确指令，就在城隍庙的后面。”
调查组又找到一个人，他是当年在民团当差的石友成，石友成也承认：
“46年8月的一天，我们乡来了3个人，他们穿着共军的军装，听说是去西安跟国军谈判的。当时东江口的驻军是胡宗南的一个团，团长名叫岑运应，岑运应还在东江口的一家名叫魁星楼的饭店摆酒席欢迎共军代表。几天以后，我在跟江口区的区长姜捷三说话的时候，就提到这件事，我说这下好了，国共要谈判了，谈判就不用打仗了。姜捷三听后却说，谈个屁！他一边说，一边还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他的意思是，共军代表，已经被杀害了。”
据石友成说，城隍庙后面埋的就是共军的3名代表。
调查组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又搜集到大量的证据，因为代表团找了一名向导，这样4具尸骨也就对上了号。至此，可以确证，农民工挖出的尸骨，就是3位代表和一名向导的尸骨。3位代表失踪之谜时隔38年，终于被揭开了。
3位代表被害真相根据大量的人证和物证，3位代表被害的经过基本可以还原。
当年，张文津、吴祖贻和毛楚雄确实是从杨泗乡出发，因为是去同国军谈判，所以他们的身份是公开的，他们带着相关的证件，身着军装，从杨泗庙出发，在1946年8月10日来到了东江口镇。国军181团的哨兵拦住了他们的去路，于是代表们拿出了随身的证件。
张文津
3位代表说明了自己的身份，说他们是中共代表，要去西安跟国军谈判。哨兵向团部进行了汇报，岑运应团长闻讯后亲自带人前来迎接，而且还设宴款待3位。
但是第二天岑运应却变了脸，把3名代表给扣押起来。原来，岑运应得知中方代表进了他的防区以后，就向胡宗南进行了汇报，胡宗南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不希望中方代表到西安跟国军代表谈判，于是他密令胡宗南对中方代表“秘密处决”。胡宗南就给岑运应下达了命令。
岑运应派出四连连长李清润和乡长石星一以及唐进玉具体执行。3个刽子手把3位代表押到了一座城隍庙，在城隍庙附近的一条水渠旁埋杀了3位代表。
城隍庙附近有一个小村庄，村里住着二十多户人家，但是当时的村民因为躲避国民党，逃进了山里，所以李清润等人在残杀中方代表的时候，村民对此事一无所知。
胡宗南
国民党自以为害死我方代表，做得极端秘密，但是纸里终究包不住火，他们不讲道义，用极端残忍的手段残害我代表的行为终于大白于天下。
至此，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3位烈士被害的真相已经完全查清，我们也可以稍稍告慰3位为革命捐躯的好干部。
有关部门对烈士的遗骨重新安葬，为他们建立了高大的坟墓。为了供后人凭吊瞻仰，陕西省还在3位烈士安葬地拨专款修建了东江口烈士陵园，竖立起一座高大的纪念碑。
李先念作为当时中原军区的司令员，亲自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向革命先烈学习，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纪念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烈士》，在这篇文章里，李先念缅怀了3位英烈，对他们大义凛然、坚强不屈的精神进行了高度的赞扬，称赞他们具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
李先念还亲自在纪念碑上题词：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烈士永垂不朽！
1976年，陕西一农民盖房子挖出人骨，揭开毛主席亲侄子遇害之谜
众所周知，毛泽东主席一家为了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毛主席的六位亲属为了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其中包括他的妻子、儿子、胞弟、妹妹、以及侄子。
在毛主席为革命牺牲的所有亲属中，最年轻的就是他的亲侄子：毛楚雄，牺牲时年仅19岁。
不过，在毛楚雄牺牲后的30多年里，他牺牲的具体过程、具体地点一直是一个谜，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
直到1976年，一名家住陕西省宁陕县东江口镇的农民，在盖房子挖地基时挖出了人骨。8年后，负责调查毛楚雄等革命烈士遇害的联合调查组找到了这条线索，毛主席亲侄子的遇害之谜才逐渐地被揭开了。
关于毛主席亲侄子毛楚雄的遇害之谜，还要从1945年的国共和谈讲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威胁国内和平的外部因素已经去除，因抗战而合作的国共两党之间再次出现摩擦。
虽然我党一再宣称，愿意和国民党以及各民主党派共同组建联合政府，和平建国。但蒋介石却仍然想着搞独裁统治，不愿和我党联合执政。
因为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全国人民纷纷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美国也公开宣布不支持国共内战。蒋介石为了掌握主动权，三次向延安方面发电，邀请毛主席前往重庆共商“和平建国问题”。
为了体现我党的诚意，戳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真实想法，毛主席、周恩来以及王若飞，在美国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前往重庆，经过43天的谈判后，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因为这一天是10月10日，所以这份文件也被称为《双十协定》。
在双十协定中，国共双方一致同意应避免内战的爆发，但蒋介石坚决不肯承认共产党政权、军队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国共双方在东北地区爆发了激烈冲突，为了促成和平建国，共产党、国民党以及美国代表经商议后决定，于1945年12月在北平成立一个“军事调处执行部”，下辖38个执行小组，对国共内战进行调停。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公然撕毁《双十协定》，调遣大军围攻我中原解放区，国共内战正式爆发，而被蒋介石包围的我军部队中，就包括毛泽覃烈士的独子毛楚雄，这一年他刚满19岁。
蒋介石对这次作战有着极大的信心，称被包围的中原军区部队已经成了“瓮中之鳖”，“只需48个小时就可以全部歼灭”。
李先念和王震等高级干部商议后，决定先率领部队继续突围，伺机和国民党方面进行联络。
1946年8月初，王震率领部队攻克距离胡宗南驻守的西安市只有100多公里的镇安县城，此举相当于在为进攻延安做准备的胡宗南的头顶上架起了一把钢刀，惊慌失措的胡宗南赶紧再次派遣飞机向新四军（ 解放战争初期为展现我党诚意，八路军、新四军仍然沿用原番号 ）投下信函，邀请李先念派出代表前往西安“共商和平大业”。
李先念、王震向党中央请示后，决定派遣干部旅旅长张文津、政治部主任吴祖贻、以及毛楚雄组成谈判小组，一同奔赴西安。
毛楚雄是毛主席幼弟毛泽覃的独子，刚出生6个月父亲就在红林山战斗中牺牲了，一直跟在外婆身边。
一年前王震率领部队离开延安时，毛主席专门找到王震，叮嘱他路过湖南时将毛楚雄一块带上。王震收到中央同意和谈的电报后，考虑到部队接下来转移途中前途未卜，前方还不知道有什么危难在等待着部队，因此决定让毛楚雄作为代表去西安。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王震相信国民党方面应该会保证谈判代表的安全。
不过，毛楚雄的身份毕竟比较特殊，如果胡宗南知道毛楚雄是毛泽东的亲侄子的话，有可能会谋害他，因此毛楚雄在代表团中的身份为“张文津旅长的警卫员李信生”。
从镇安去西安要越过秦岭，一路上除了要越过深山老林、急流险滩外，还有遇到各种吃人猛兽的危险，与此同时，当时的秦岭上还有打家劫舍的强盗以及国民党的层层哨卡，可以说路上并不太平。
为了顺利抵达西安，张文津等谈判代表找到了一名熟悉本地情况的向导，于1946年8月7日正式出发了。
之后，我党就再也没有包括毛楚雄在内的三名谈判代表的消息了。
三名谈判代表在去谈判的路上离奇失踪，无疑是一件天大的事情，王震多次派出部队沿着谈判代表的踪迹一路查访，结果查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他们三人的下落，认为他们可能被国民党扣押了，只得向党中央作了汇报。
当正在南京谈判的周恩来与正在北平军调部工作的叶剑英，得知谈判代表被国民党扣押的消息后十分愤怒，分别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毛主席在得知侄子毛楚雄“失踪”的消息后也倍感惋惜。
为了营救三名被扣押的谈判代表，解放区内的《解放日报》于8月21日刊登了名为《蒋方阻我与第九小组联络，李先念将军代表被扣》的文章，对蒋介石方面无端扣押我谈判代表的无耻行为做了揭露和批判，与此同时，国统区内的《新华日报》也于两天后正式发表了《李先念将军代表被胡宗南部扣押，中共代表团向国方抗议》的文章，指出：
“ 国方此举为欲隔绝李先念部与第九小组之联络，以便破坏中原停战协议，实行其追击与歼灭中原部队的计划。 ”
国民党方面对《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的指控当然不肯承认，仗着我方没有他们扣押谈判代表的证据，矢口否认己方部队曾扣押中共谈判代表。
虽然我党这边强烈要求第九执行小组调查此事，美方也对此表示认可，结果胡宗南却以各种理由阻止第九执行小组进行调查，拖着拖着“国共和谈”就彻底破裂了，我党只得暂时放弃追查此事，调查三名谈判代表失踪之事也就成了空谈，三名代表到底如何失踪，是否存活也就成了一个谜团。
“暂时放弃”并不代表永远放弃，我党一直没有忘记三名谈判代表离奇失踪的事情。1984年初，为了解开三名代表失踪事件，有关部门成立了“中原部队和谈代表被害案联合调查组”。
联合调查组成立后，迅速赶往三名代表和大部队分别的地点：陕西省镇安县杨泗乡，并对三人离开部队后的行踪展开了调查。
在中共镇安县委、镇安县政府的协助下，调查组顺利的调查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镇安县文家乡朱家沟的一座石灰窑之前曾挖出过三具无名男尸！
调查组迅速对这三具尸体进行了深入调查，经过一段时间的明察暗访，虽未查明这三具尸体的身份，但找到了杀害他们的杀人凶手。
凶手是三个人，其中两人在当年的镇反运动中被镇压了，另一名凶手在解放前畏罪自杀了，无一存活，不过县《镇反档案》还保存着凶手们的口供。
沿着凶手们提供的线索调查组进行了深挖，经过不懈努力，成功查到了这三具男尸的身份，这三人的确是我党干部，但并不是张文津三人，而是三名奉命前往延安的干部，他们在路上不小心露出了随身携带的金条，才遭此横祸。
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就此中断了，联合调查组的调查工作也因此陷入了困境，为了寻找更多的线索，联合调查组决定去王震将军处碰碰运气，看他能不能回忆起更多的细节来。
当王震知道联合调查组的来意后，坚定地表示一定会予以配合，“小毛”的失踪已经快成了他的心病了，他将毛楚雄当初如何参军，以及自己当初让他作为代表去西安的经过详细地讲了一遍，之后王震深切地叮嘱道：
“你们一定要找到小毛的遗骨，一定要把他们牺牲的具体经过搞清楚，要不然我真的没法向毛泽覃的在天之灵交代！
这些年里，每当我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小毛当初离开部队的情景。那一天小毛他们穿着灰布军装，牵着两匹马，为了安全找了一个农民向导，然后飞快地向着有枪声的地方跑去。我对他们喊道‘注意安全！’小毛回过头来对我挥了挥第九执行小组的旗帜，说敌人越多的地方越安全。”
听王震说到这里，联合调查组感觉自己终于找到了方向，迅速辞别王震后，找到了一张1946年8月陕南地区国民党军队的布防图，将张文津三人的失踪地点锁定在了镇安县、柞水县、宁陕县之间，推定三名失踪谈判代表很可能是在这三个县城里某个国民党军队控制的村庄、关卡、城镇、或者要道里面失踪的。
有了具体的方向那就好查了，联合调查组对有关地区进行了深入调查， 并召开了大大小小上千个座谈会，征集了上万条线索，经过工作组成员的严格筛选，来自宁陕县东江口镇的一条重要线索浮出了水面。
1976年，东江口镇江口搬运社的一名农民在旬河岸边盖房子挖地基时，挖着挖着挖出来了一堆人骨，当地生产队长丁祥录和一名叫做谢满银的农民将这些人骨收拾了一下，埋到了白家嘴胡医士家的三棵核桃树下了。
联合调查组迅速赶往了东江口镇，在走访调查时，联合调查组得知镇子里有一位叫做邓耀俊的老人，解放前曾担任本地的副乡长，赶紧找他进行了谈话。
据邓耀俊透露，1946年时，的确有三名穿着灰布军装的新四军和一名便衣打扮的老百姓来过这里，当时驻扎在本地的是国民党整编36师123旅以及61师181团，团长名字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姓岑。
当初岑团长对新四军的到来十分欢迎，告诉大家来人是共产党的谈判代表，还动员邓耀俊等人一块儿去魁星楼“拍手”。
过了两天，岑团长说谈判代表们去西安了，结果邓耀俊的老同学唐进玉却悄悄地告诉他：“岑团长在撒谎。”
唐进玉跟江口区区长姜捷三聊天时，提起了谈判代表的事，说:“共产党代表去西安了，看来天下终于要太平了！”结果姜捷三冷哼一声，告诉他：“太平个屁！”然后拿右手往脖子上一划，小声说道：“埋城隍庙后面的河滩里边了。”
联合调查组经过对比后发现，城隍庙后面的河滩和挖出白骨的地方基本一致。
可以说，东江口镇很可能就是3名烈士遇害的地方，但是联合调查组还是担心会出现朱家沟石灰窑那种乌龙，而且联合调查组也不知道那名姓岑的团长为何要将张文津等人杀害，他们的调查工作还远没有结束。
联合调查组首先对岑团长的身份进行了调查，既然岑团长的长官是胡宗南，那他解放后很可能在四川一带，于是联合调查组赶忙奔赴了四川，经过没日没夜的调查，终于查到61师181团团长叫岑运应，至于他去了哪里就没人知道了，有人说跟着国民党残军经云南去了缅甸，有人说他被我军俘虏，还有人说他上山做了土匪，在一次战斗中被枪毙了。
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就这么再次中断了，要说联合调查组成员没受打击是不可能的，消沉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再次强打精神，准备寻找新的线索。这时一位调查组成员灵光一现：我们要不要查一查西南军法处的档案？
说干就干，联合调查组立刻对西南军法处的档案进行了仔细审查，成功地在1953年5月20日的《法字第0202号对罪犯韩清雅的刑事判决书》中找到了相关线索：原国民党第61师181团少校团指导员韩清雅，曾在陕西省宁陕县参与谋杀我党谈判代表张文津等三人。
找了这么长时间，终于找到确凿证据的联合调查组成员无不欣喜若狂，迅速找到了韩清雅的审查表，顺便还翻到了在181团当营长的邹寿珊的旁证，结合这些文字记录，当年那场失踪案件的真相，逐渐显现在人们面前。
1946年8月10日，张文津等三名谈判代表在农民向导的指引下到达宁陕县东江口镇时，遇到了181团4连连长李清润率领的部队，李清润看到代表们的军服后立马生出了警惕，谈判代表们见状掏出了证件和介绍信，告诉李清润：“我们是受你们胡长官邀请，去西安谈判的代表。”
李清润确认证件无误后，给军衔为上校的张文津敬了个礼，命一名士兵回去通知团长“有重要人物来访”，然后带着张文津等人慢慢的向魁星楼走去。
当他们一行人抵达魁星楼时，181团团长岑运应带着一众国民党军官和地方官员笑呵呵地走了过来，说道：“久仰大名，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们给盼来了，等你们到了西安和我们的代表谈完，那么我们国共两党就再也不用打仗了！”
之后三名谈判代表被岑运应请了进去，好吃好喝地招待了他们一顿。
当胡宗南从岑运应处知道共产党的谈判代表已到达东江口镇后，立即就此事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知道，一旦刚刚从沙场上活着回来的新四军代表，在西安谈判桌上吐露出中原突围的真相，那么全国人民都知道自己是内战的发起者，自己在美国人面前也无从辩解。因此他迅速给胡宗南下达命令，要他“迅速解决共党代表”。
胡宗南没敢立即将三名代表杀害，只是给岑运应下令要他把共党代表扣押起来，岑运应接到命令后立马换了一幅面孔，让指导员韩清雅将谈判代表们关押起来进行审讯。
一连过了几天，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都没有给王震传递谈判代表们抵达西安的消息，担心出事的王震多次派人寻找无果后，认为三位代表可能被国民党扣押了，迅速向中央做了汇报。
岑运应接到命令后，叫来了几个本地的国民党官员，让他们在城隍庙后面的河滩上挖了几个坑，将谈判代表和那名农民向导一块活埋了。
1987年8月，镇安县委党史办公室经调查后认定，那名为谈判代表带路的“农民”叫做肖善义，谈判代表在杨泗乡和大部队分别时他刚参军，连军服都没穿就跟着代表们离开了。
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审阅联合调查组提交的报告时，批复：“调查清楚”，后亲笔题词：“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烈士永垂不朽！”
1984年中央重启38年前悬案陷入困境，王震：要给主席一个交代
1976年，毛主席病重在床，对于生死早已经看淡的他对于自己的病情并不十分在意，但是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有一件事却成了他一生的遗憾之一，那就是侄子死亡的真相还没有调查清楚。
1946年毛楚雄跟随张文津前往西安参与和国民党的谈判，结果这一去便再也没了消息，王震将军亲自调查了许久也没有找到毛楚雄的遗骨。
毛主席更是将这件事视为终生之憾，可惜的是还没有等来最终的结果他便与世长辞了。
8年后，为了完成毛主席的意愿，中央特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重新开始调查这件事，而此时距离毛楚雄被害已经过去了将近四十年。
那么调查组究竟能够找到当年的真相吗？毛主席的侄子究竟是如何牺牲的呢？
毛泽东家中有两个弟弟，一个是毛泽民，另一个是毛泽覃，只是革命发展的道路凶险，这两个弟弟还没来得及看到新中国成立，便离世了。
被毛主席惦记了一辈子的侄子便是毛泽覃和周文楠唯一的孩子毛楚雄。
毛楚雄1927年出生于长沙，这时候中国正处于革命的危难关头，他出生不过半年时间，就和母亲周文楠一起被抓进了国民党的监狱中。
所幸的是，国民党当局并没有掌握实质的证据，民众们对此也是极为不满，怨言遍地，我国民党迫于压力只好释放了他们母子俩，年仅半岁的毛楚雄这才幸免于难。
10岁的时候，毛泽东原本想要将这个侄子接到延安读书，但是毛楚雄的外婆觉得孩子年纪尚小，便未能成行。
抗日战争结束这一年，毛楚雄已经18岁了，他怀着一腔热血告别外婆。独自踏上了参军的路。
他参与的第一支队伍就是王震带领的南下支队，在鄂豫皖边区，毛楚雄亲眼见到了国民党的残暴和独断专行，因此他决定一定要为党和国家做些什么。
1946年夏季，蒋介石公然撕毁“双十协定”，调集30多万兵力，兵分四路对我军驻地发起猛烈地进攻。
双方你来我往的一直打到七月中旬，毛楚雄奉组织的命令赶到了河南淅川，李先念则是带着军队继续伺机突围。
为了保证毛楚雄的安全，王震特意将毛楚雄带在身边，血气方刚的毛楚雄好几次提出想要上战场打仗，但是王震认为他还没有作战经验，便没有同意这件事。
8月初，王震带领部队攻克了镇安县城，此时距离胡宗南的部队只剩下100多公里，国民党围攻的计划失败了。
他们眼看围攻无望，只好向李先念发来两封信，提出前往西安进行和谈的请求。
王震当即将这件事汇报给了中央，得到中央的允许后，他亲自指定上校参谋张文津、政治部干部 吴祖贻 作为中共代表，前往西安，参与谈判。
此时双方的战斗进行得愈发频繁，王震考虑到自己可能要长期在这个地方打游击，毛楚雄一直跟着自己不安全，去西安总比在自己身边安全，便将毛楚雄安了个警卫员的身份，让他跟随 张文津 两人一起前往西安。
所以这次行动表面上毛楚雄是两人的警卫员，但是张文津和吴祖贻两个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负责将年仅19岁的毛楚雄送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然后再前往延安。
收拾妥当之后，他们很快就在预定的时间出发了。
三个人打扮成农民的模样，在一位农民向导的带领下，沿着旬河向北出发了。
但谁知从镇安县杨泗庙出发后，三个人便杳无音讯，再也没了消息。
王震将军长时间没有收到三人的消息，担心三人遭遇不测，便亲自带领着部队一路北上，沿着他们走过的路线一路探寻。可是却始终没有找到他们的踪迹。
察觉到事情异常的他当即将这件事报告给了中央，周总理和叶剑英身为北平的和谈代表，当即向国民党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可是国民党对于我方和谈代表失踪一事，并没有任何表示，身为当事人的胡宗南更是否认见到了我方代表。
尽管周总理下令一定要彻查这件事，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阻挠，这件事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一直成了一件悬案。
毛主席的侄子，毛泽覃唯一的儿子究竟下落如何？是生是死便再也没有人知道了。
1976年毛主席病重之际心中还始终牵挂着这件事，尽管毛主席对于生死之事一向看得很开，但是弟弟唯一的儿子下落不明这件事，毛主席觉得如果不查明真相，就是自己终生之遗憾。
因此在还能走得动路，说得清话的时候，毛主席曾几次向周围的人说起这件事，还不止一次地提到了弟弟的名字。
但是因为当时的形势复杂，这件事最终不得已搁置了下来，主席最终也没能得知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会让自己的侄子一夕之间像是人间蒸发一样，半点消息都没有。
一直到1984年，为了完成毛主席的遗愿，同时也为了给这三位或许已经为国牺牲的烈士一个交代，中央成立了联合调查组，重启了对这件事的走访调查。
此时距离他们失踪已经过去了将近40年，时过境迁，究竟还能不能找到当年的当事人都成问题，他们又要从哪里下手呢？
调查组的工作人员只感觉到肩上仿佛压着千斤重担，此时已经76岁高龄的王震在知道了这件事之后，也满怀悲痛的对调查组的工作人员说道：“ 当年我没能查到一个真相，愧对主席，也愧对这三位同志，你们一定要查清真相，给主席一个交代。 ”
调查组的工作人员先是调查了镇安县的镇反档案，从这份档案中，档案中清清楚楚地记载着殷克明和陈尤均提供的供词。
当年他们奉了胡宗南的命令，要和新四军进行周旋，同时还要负责搜捕新四军的突围人员。
1946年8月9日晚上，殷克明带着詹咸孝等人开展过一次突袭检查，在村民张吉贵和杜明月家中发现了五个南方口音的陌生人。
一对自称是夫妻，远道而来是为了找儿子，至于另外三个男人他们并不认识，只是路上偶然遇见，便结伴而行。
但是殷克明却心中存疑，怀疑他们就是新四军，抱着“宁可错杀一百、不能放过一个”的心理，殷克明当即命人将他们几个人拉出去解决了。
可当时殷克明并没有确定这几个人的身份，所以调查组的工作人员也无法确定这几个人是不是毛楚雄等人。
调查组的人员干脆以杨泗庙地区为中心，在方圆一二百里的地方展开地毯式的搜寻。
果不其然，调查组在镇安县文家乡朱家沟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一座石灰窑中曾经发现了三具男性尸骨，只可惜当时三具尸骨究竟是谁，又为何会被埋在这里，谁也不知道。
但是调查组的工作人员认为，这极有可能就是张文津、吴祖贻和毛楚雄三位烈士的遗骨，但是当时暗中前往西安的还有张成台等人，调查组无法确定这几句尸骨究竟是谁的，因此他们围绕当年的事情在这里展开了更加严密的调查。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找到了曾杀害中原部队零散突围人员凶手事件的人员—— 陈永寿 。
陈永寿原来是中原军区十五旅四十五团的一个营长，1946年在转战镇安县穆王坪的时候，曾遇到过一个上门的当地农民。
这个老农民是军分区副司令孙光的旧识，一见到孙光，他就激动地说道：“ 首长，前几天我在路过朱家沟小沟口的时候，看见几个穿着国民党衣服的人拦住了4男1女，把他们给劫走了。 ”
“ 你有没有看清他们的样子？ ”
老乡摇摇头：“ 没看清，但是我看到有两个人一直反抗，被他们打死了，另外三个人就被推进了石灰窑里面活埋了，手段实在是太残忍了。我听到他们被埋之前一直喊着‘共产党万岁’，想着是你们的人，这才找到你们的。 ”
当天晚上，陈永寿就带着大批人马冒着硕大的风雪，将这群人绳之以法。
根据陈永寿的说法，他们当时从犯人手中缴获了不少财物，很有可能就是几位烈士身上的，但是他们并不清楚这几位烈士的真实身份。
这让调查组的调查陷入了僵局。
因为毛楚雄等人是代表党组织到西安参加谈判的，按理说身上不会携带如此巨额的财物，所以他们断定，这几乎尸骨应该是张成台等烈士的。
从当时遗留下来的大量金条、银元等东西看来，倒是和供给部部长吴先元的身份比较符合。
为了查清楚这究竟是不是毛楚雄的遗骨，调查组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再次拜访王震将军。
这次拜访也让调查组有了新的思路。
调查组这次将目光放在了1946年国民党在陕西镇安、柞水、宁陕三个县区所有的关卡、城镇和村庄。
他们通过走访等形式，对三个县市展开了详细的调查，这时宁陕县东江口镇的一堆神秘人骨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这堆人骨也是在1976年发现的，是江口搬运社在旬河边挖地基时发现的。
当时负责基建工作的孟洪以为这只是战乱年代遇难的村民的遗骨，便请人将人骨埋在了别的地方，后来又被转移到了白家嘴胡医生核桃树下的坡地中。
为了查清楚这堆遗骨的情况，他们找到了原国民党的副乡长 邓耀俊 和民团的成员 石友成 了解当年的情况。
从石友成口中，人们终于了解到了被掩埋了多年的真相。
1946年8月初，东江口镇来了三个自称是共产党的人，石友成虽然没有和这几个人见过面，但是他听说这几个人都是共产党方面派来和谈的代表，另外还有一个穿着便衣的人，应该是带路的。
当时是岑团长带人亲自迎接他们，石友成当时还感慨，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国内马上就要恢复和平了。
结果江口区区长姜捷三却忽然怒斥道：“和谈个屁！”随后用手做了个向下劈砍的动作。
石友成这才意识到，这几个人或许已经是凶多吉少。
1946年8月10日，战场上的形势依旧焦灼，张文津等人身为和谈代表，正满怀期待地打算和国民党商谈和谈事宜，殊不知，此时胡宗南已经向岑运应下达指示，要将他们就地解决。
很快，负责这件事的四连连长李清润命人在宁陕县东江口镇城隍庙下面挖了几个坑，然后采用强硬的手段将几个人带了过来，直接活埋了。
后来石友成也是偶然听人提起才知道了沙坝滩那里埋着的究竟是什么人。
新中国成立后，石友成担心自己被判刑，只好将这件事当成一个秘密烂在了心底。
调查组的人员当即就让石友成带路查看了当年埋尸的地点，和后来建房子的地点是半分不差。
为了对这件事进行最后的确定，调查组再次赶赴四川，调查了四川省各级公安部门、党史军史部门、档案部门以及成都军区部门军事法院所有的卷宗，终于从这浩瀚的卷宗中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李清润和乡长石星一采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将他们生生活埋。
最重要的是，这份口供中交待了带头人的身份，正是张文津将军。
时隔将近四十年，这件被毛主席惦记了许久的悬案终于宣告结束，杀害他们的凶手都已经被绳之以法。
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后，相关部门对他们的遗骨进行了妥善的安置，以纪念这几位不屈的革命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