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拐卖儿童最为严重的一个朝代，很多人拐卖儿童不光是为了买卖挣钱，还会用于更加恐怖的行径。
清人吴炽昌在《客窗闲话》中记载了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案件：乾隆初年，浙江乌程县富子文和他的妻子沈氏、儿子富大，与陈大、余九龄、鲍二、谢世荣、富大金等几个人，组成一个拐卖儿童的犯罪团伙，每年的五月五日，一起驾驶着小船到很远的地方去拐骗孩子，然后带到太湖杀之以祭邪神。祭祀的仪式走完之后，再把孩子的肉吃掉，将遗骨炼为丹丸，认为这种丹丸吃了可以治疗肺结核，可以刀枪不入，在被官府抓住时熬住大刑。
在《清裨类钞》中有一篇《棍骗类》。用强硬手段侵害别人叫做“棍徒”；用诡计欺骗别人叫做“骗子”，《棍骗类》中记载的也都是一些不法之事。其中有一则《拐带妇孺》，专门讲这些人是怎么样诱骗妇女儿童，又卖到哪里去，用来干什么，简直是触目惊心，全都是“吃人”两个字。
当时拐卖人口的现象普遍存在于比较繁华的地方，而以上海最甚。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个时候上海鱼龙混杂，有本地人、有外地人、还有洋人，而且交通极为便利，可以把拐卖来的人运输出境。这些人有被内地拐卖到上海的，也有从上海拐卖出国的，要么成为奴仆，要么成为“猪仔”（被骗到南洋干苦力的华工）。而这些受害者当中，有很多妇女和儿童，大概是因为比较弱势的缘故吧。
这种“拐带妇孺”的行为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产业，妇女叫做“条子”，多数被运到东三省；小孩叫做“石头”，多数被运到福建、广东这一带。运输的时候走水路，人贩子还给船上了保险。因为人贩子事先和侦探通过气，又给警察一些好处，所以警察和侦探都不管这件事。
诱骗妇女有两个方法。第一种是守株待兔。当时在上海的工资高，发财的机会多，因此有很多妇女想要来上海做佣人。人贩子就谎称给她们介绍，然后带到偏僻旅馆，后面的事情自然就不用多说。还有一种主动出击。有一些女人贩子骑着驴在村落间闲逛，看到村妇骑着驴出来就往上套近乎。如果村妇的丈夫在后面，人贩子就暗中加快驴速，甩开男人。如果村妇说迷了路，人贩子就谎称附近有亲戚，把她带过去，结果同样也不必多说。
小孩的命运就更悲惨了，他们通常都会受到残酷的身体伤害，比如断手断脚，割伤面部，然后带出去赚钱。其中最惨的莫过于两种。一种是“侏儒状”，把小孩放在瓮里养大，只把头部露出来。久而久之，小孩就变成头大身小的样子；另一种是“人首兽身状”。把小孩的皮肤割坏，用动物皮贴上，最后就长在一起了。而且这些受害者不仅在身体上受害，在人格上也有缺失，成为他人的工具，不可谓不悲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