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齐泽垚 曾江）：10月的成都金风送爽、丹桂飘香。经过多方努力，共同筹备，10月22日，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成都顺利召开。本次大会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厅等给予了大力支持。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捷克、蒙古、俄罗斯、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柬埔寨、越南、洪都拉斯等13个国家的390余位专家学者将在大会上进行交流。本次大会还邀请了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考古学界的老专家作为特邀代表参会。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围绕这一主题，中国考古学会下设的16个专业委员会将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研讨。为了集中展示四川地区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大会还专门组织了“古蜀文明及四川考古专场”。此外，还将组织面向公众的16场考古讲座。为配合本次大会的召开，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拍摄制作了8集《考古中华·四川篇》，在大会期间播出。
国家文物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顾玉才，四川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甘霖，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巍，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杨兴平，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考古学会原副理事长童明康同志，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光冀，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中国考古学会原副理事长李季，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杰西卡·罗森，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刘全胜，四川省文化厅厅长、省文物局局长周思源等领导和专家出席本次会议。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星灿研究员主持。
中国考古学会成立于1979年，为推动中国考古事业的长足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全国考古工作者的支持下，在夏鼐、苏秉琦、宿白、徐苹芳、张忠培等理事长的正确领导下，中国考古学会已经成为我国考古学界最为重要的学术团体，始终引领着中国考古学的前进和发展方向。近年陆续成立了16个专业委员会，为考古学科建设搭建起新的交流与合作平台，将考古学界的专业研究人员组织在一起，更好地发挥考古学会的专业指导作用。
顾玉才先生在发言时对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的胜利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谈到，中国考古学大会是考古学界的一次盛会，也是传播、推进考古科研成果的一个重要平台。文物工作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全社会的重视，近年来广大考古工作者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工作，努力奋斗，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如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大局，雄安新区、冬奥会等基建考古有序开展，中华文明探源、考古中国等重大课题不断揭示出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良渚遗址、海昏侯墓等重大发现层出不穷，大遗址保护、考古遗址公园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科技考古不断深化，多学科、跨学科合作成效显著，国际合作广泛开展，中国考古学者越来越活跃在国际科技考古的舞台上。
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中，一代代考古人艰苦奋斗、不断探索，使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画卷日益清晰，使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中华文化多样性及其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等重要的研究课题得以不断深入。王巍先生在发言时指出，近数十年来，特别是进入21 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和考古学研究的深入，中国考古学在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和考古研究中不断引入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使得田野考古技术不断提高，借助科技考古所获取的古代人类与社会的信息愈发综合全面。在这一基础上，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考古也蓬勃展开，中国考古学作为一门交叉融合的学科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已经在学术舞台上展现出独特和动人的魅力。
中国的考古学研究成绩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国外专家代表、英国牛津大学杰西卡·罗森教授在发言时对中国考古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赞叹。她说，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中国的考古工作也因为覆盖了如此辽阔的时空而充满了挑战，需要许多不同的机构和学者共同参与，我们所有这些外国学者在此祝贺中国的考古工作取得的显著成绩。从几十年前我就出入中国，亲眼见证了中国考古的巨大变化和显著发展。我们的一个任务就是把从中国学到的知识和经历带回去分享给我的同事和学生，并且告诉他们，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确实存在很大的不同，需要用中国的语境去理解和对待中国文化，只有这样才能认识中国的先人所作出的贡献，理解早期欧亚各文明之间的共通和差异。
为褒扬先进，表彰考古学界做出卓越成就的先进组织与个人，激发广大考古工作者的学术科研热情，本次考古学大会特别设立终身成就奖、田野考古奖、金鼎奖、金爵奖等奖项。
著名考古学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石兴邦研究员荣获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终身成就奖。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承担的宁夏青铜峡鸽子山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等荣获第二届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名单附后）。
李锋等（著）:《晚更新世晚期中国北方石叶技术所反映的技术扩散与人群迁移》、《欧亚大陆最东端的莫斯特遗存：内蒙古金斯太遗址研究》等十个项目荣获第二届中国考古学会金鼎奖（名单附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周振宇副研究员等十人荣获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青年学者奖——金爵奖（名单附后）。
当前，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复兴的历史节点上，同时也处于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对于考古学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考古学研究中，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到考古学研究中。唯物史观是当代中国历史和考古学研究的旗帜和灵魂，是当代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指南。在这一正确理论、方法的指引下，通过中国考古学界广大同仁的不懈努力，中国考古学可以丰富和发展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道路、动力等一系列重要历史问题的认识，乃至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独特的贡献，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提供新的动力。
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获奖名单
荣获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三等奖共9项，分别是：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安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承担的贵州贵安新区牛坡洞洞穴遗址考古发掘项目；
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高陵区文体广电旅游局承担的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考古发掘项目；
3.山东大学承担的山东章丘焦家遗址考古发掘项目；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博物院承担的福建明溪南山遗址考古发掘项目；
5.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的湖北武汉市黄陂盘龙城遗址考古发掘项目；
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承担的河南新郑市郑韩故城遗址考古发掘项目；
7.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承担的河南洛阳市伊滨区庞村镇白草坡村东汉陵园遗址考古发掘；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的江苏扬州市蜀岗古城北城门遗址考古发掘项目；
9.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合川区钓鱼城古战场遗址博物馆承担的重庆钓鱼城范家堰遗址考古发掘项目；
荣获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二等奖项目共有5项，分别是：
1.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北仑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承担的浙江宁波大榭史前制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
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天门市博物馆承担的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项目；
3.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的宁夏彭阳姚河塬遗址考古发掘项目；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的新疆奇台半截沟镇石城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
5.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太仓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承担的江苏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考古发掘项目。
荣获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一等奖项目共有4项，分别是：
1.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承担的宁夏青铜峡鸽子山遗址考古发掘项目；
2.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通海县文物管理所承担的云南通海兴义遗址考古发掘项目；
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凤翔县文化旅游局承担的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考古发掘项目；
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渠县历史博物馆承担的四川渠县城坝遗址考古发掘项目。
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研究成果奖——金鼎奖获奖名单
1.李锋 等（著）:《晚更新世晚期中国北方石叶技术所反映的技术扩散与人群迁移》《欧亚大陆最东端的莫斯特遗存：内蒙古金斯太遗址研究》；
2.刘莉、陈星灿（著）：《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编）：《豫东考古报告：“中国商丘地区早商文明探索”野外勘察与发掘》；
4.宋江宁（著）：《区域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商代关中的考古学研究》；
5.张卫星（著）：《礼仪与秩序：秦始皇帝陵研究》；
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编）：《巩义黄冶窑》；
7.杜正贤（著）：《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以考古为中心》；
8.杜金鹏（著）：《文化遗产科学研究》；
9.杨建华 等（著）：《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
10.夏正楷（著）：《中国环境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包含专著和多篇论文）。
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青年学者奖——金爵奖获奖名单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周振宇 副研究员；
2.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张海 副教授；
3.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侯卫东 副教授；
4.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曹斌 副教授；
5.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赵俊杰 副教授；
6.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孟原召 研究馆员；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吕鹏 副研究员；
8.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陈坤龙 副教授；
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李飞 馆员；
10.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马健 副教授。
相关报道：“科技考古正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侧记
据中国科技网（唐婷）：银灰色短发的杰西卡·罗森，是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著名考古学教授。10月22日，作为与会的外国专家代表，她在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上致辞。
“几十年来，我来过中国多次，亲眼见证了中国考古的巨大变化和显著发展。正是这样的变化，让今日的成就显得更令人欣喜。” 杰西卡·罗森在致辞时说道。
同样为之感到欣喜的，还有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顾玉才。他指出，近年来，考古工作者扎实工作、努力奋斗，使得考古工作取得丰硕成果。比如，雄安新区、冬奥会等基建考古工作有序开展；良渚遗址、石峁遗址等重大发现层出不穷；科技考古不断深化，多学科、跨学科合作成效明显。
谈及对各地文物部门和考古单位的要求时，顾玉才提出，要注重学术科研。各地文物部门和考古机构应主动策划重大考古科研项目，推动专项、专题研究，不断推动中国考古学发展。
在杰西卡·罗森看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科技考古正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她认为，“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最初的农业社会的起源和发展，也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与中亚及欧亚草原直接的早期交流”。
大米是中国人餐桌上常见的主食之一。事实上，从古人直接采食野生水稻，到今天人们选育栽培优良稻种，走过了相当漫长的岁月。那么，稻作农业是如何起源和发展的？
长期从事植物考古研究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赵志军，试图借助浮选法等技术手段，去揭开上述谜团。会上，他给大家分享了题为《农业起源与文明起源关系探讨——以稻作农业起源为例》的报告。
稻作农业由采集狩猎转变而成，其间经历了数千年的渐变过程。赵志军将其分为3个阶段：稻作农业的孕育阶段、形成过程，以及稻作农业社会的建立。“一系列考古学证据说明，至迟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终于取代采集狩猎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赵志军指出。
相比较农业起源，人类的起源似乎是一个更为久远的话题。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在会上做了题为《东亚现代人起源与演化研究的突破与进展》的报告。
事实上，近30年来，现代人类起源问题成为学界炙手可热的焦点。在中国及东亚，围绕“多地区进化”和“出自非洲”假说形成两派针锋相对的学术阵营，进行着激烈的学术论辩。
高星认为，有关现代人“出自非洲说”及相关讨论，主要证据来源与论述落脚点是非洲和欧洲、西亚。中国的材料很少被这个假说纳入研究视野，尤其是东方的“早期智人”被忽视，导致相关研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随着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在中国地区新材料的发现和新成果的产出，中国乃至东亚逐渐成为解决现代人起源与演化问题的重点地区。“未来相关研究的突破乃至重大理论的改写、创新，很可能发生在中国乃至东亚！”高星指出。
“考古学给了我们共同的语言来分享我们对这个世界过去的理解，而中国在发展和分享考古这门语言中起着杰出的作用。” 杰西卡·罗森说道。
相关报道：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成都开幕
据华西都市报（四川日报记者吴梦琳）：10月22日，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成都开幕，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日本、蒙古国、巴基斯坦等13个国家的220余个考古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近400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开展对话和交流。
本次大会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大会主题为“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中国考古学会下设的旧石器考古、新石器考古、夏商考古、文化遗产保护、新兴技术考古指导、公共考古指导等16个专业委员会将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研讨。这是中国考古学界发现与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中外考古学界一次重要合作和交流。大会期间，将展示中国考古和世界考古重大进展、考古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等。
为集中展示四川地区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大会专门组织了“古蜀文明及四川考古专场”。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始终保持着紧密联系，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尊、罍，金沙遗址出土的石人、石虎，罗家坝墓地随葬的晋地、楚地风格青铜礼器等，都提供了“古代文化交流”的最佳例证。
会上，对中国考古学大会终身成就奖、田野考古奖、研究成果奖（金鼎奖）、青年学者奖（金爵奖）等奖项进行了颁奖。考古学家石兴邦获中国考古学大会终身成就奖。宁夏青铜峡鸽子山遗址考古发掘等4个项目获得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一等奖；浙江宁波大榭史前制盐遗址考古发掘等5个项目获得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二等奖；贵州贵安新区牛坡洞洞穴遗址考古发掘等9个项目获得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三等奖。《晚更新世晚期中国北方石叶技术所反映的技术扩散与人群迁移》《欧亚大陆最东端的莫斯特遗存：内蒙古金斯太遗址研究》等10项成果获得金鼎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周振宇等10人获得金爵奖。其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渠县历史博物馆承担的四川渠县城坝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获得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一等奖，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李飞获得金爵奖。据了解，渠县城坝遗址是近年来四川汉晋古城的重大考古发现，在南方首次全面揭示了一座郡县级的城址、宕渠城城址，还发现了四川地区极为罕见的十余枚汉简，为探讨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的经营和管理提供了重要材料。
除专业学术交流外，此次大会还设置16场公共讲座，走进博物馆、图书馆、学校等，讲述人类起源、文明起源、考古技术等。同时还有6场特色主题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其中不少中外珍贵文物是首次在成都展出。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甘霖，国家文物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顾玉才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副省长杨兴平出席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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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宁夏日报（王玉平）：10月22日，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成都开幕，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在会上揭晓。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承担的宁夏青铜峡鸽子山遗址考古研究项目获得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一等奖，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的宁夏彭阳姚河塬遗址获得二等奖。
青铜峡鸽子山遗址发掘出距今4800年、10000年和12000年3个文化层位。直径不足2毫米的鸵鸟蛋皮装饰品是同时代发现最小的同类型遗物，革新了考古界对万年前人类运用复杂技术能力的认识。植物考古提取到了植物种子的遗存，意味着早在1.1万年前，先民就开始了对植物的利用。呈条带状分布的柱洞和数十处结构性火塘则揭示了居住和用火的状况。入选2016年十大考古新发现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幼平点评：“该遗址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荒漠中，之前我国同类型地貌单元的文化遗物都是地表采集，缺少明确的时空框架，此次发掘学术课题明确、考古过程科学规范，多学科合作充分，首次在西北沙漠边缘地区建立了距今约1.2万年至5000年，即晚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早中期的文化序列。”
彭阳姚河源西周遗址考古发现具有重大意义。发掘的甲字形大墓与中原地区同时代的大墓规模相同，应是西周诸侯级别的墓葬，这是西北地区首次发现的西周诸侯国级别的墓葬。出土了种类丰富的珍贵文物，其中瓷器是目前考古发现最西北的原始瓷器出土地；发现的铸铜作坊是目前所知西周早期位置最西北的一处，有助于对西周铸铜技术体系及铸铜业进行深入研究；出土西周甲骨文，在1块卜骨和1块卜甲上，发现了甲骨文字200多个，可辨字形有“王”“至”“月”“薛”等单字，这是继周原凤雏遗址之后，全国第二处发现微雕甲骨文，在西北地区尚属首次发现。其中刻辞文字，是继周公庙单片刻辞之后所发现的第二刻辞甲骨。在201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会上，专家评委们认为，姚河塬遗址内涵丰富，包含仰韶时期、常山下层、晚商、刘家、先周、西周和战国秦汉等多时代遗存和文化类型，特别是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更具代表性。其中商代晚期遗存含有刘家、中原、寺洼等地文化因素，说明商代晚期姚河塬已经是一处具有多文化杂居的中心性遗址，并与中原商文化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显然已经成为一处西北边陲的都邑性遗址。数座带墓道的诸侯级墓葬和铸铜手工业作坊及带字甲骨的发现，不仅说明这是一处政治中心，更为研究晚商到西周时期中原王朝与西北边陲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资料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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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成都全搜索新闻网（王玲 但唐文）：10月22日报道 今天上午，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成都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文物考古专家齐聚一堂，围绕“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这一主题开展交流研讨活动。考古前沿成果、新锐思想观点、学术问题探讨，都在大会中进行碰撞、交流。此外，本次考古学大会特别设立“古蜀文明与四川考古专场”，带领大家从考古认识巴蜀文明。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成果、东亚现代人起源与演化研究的突破与进展、农业起源与文明起源关系探讨-以稻作农业起源为例、四川（院）考古大数据——巴蜀考古回眸与前瞻、携手合作共创巴蜀考古新局面、近年成都考古的主要收获等六大主题报告，将把国内考古界的前沿观点和盘托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研究员王巍在报告中介绍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以《农业起源与文明起源关系探讨-以稻作农业起源为例》为主题，介绍了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之间的关系。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以《东亚现代人起源与演化研究的突破与进展》为主题，他表示，文化证据在东亚现代人起源与演化研究的突破与进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具体体现在，通过考古中发掘出的文化证据，可以看出石器的开发利用方式、制作技术、形态和组合特点，以此可以证明东亚文化并没有出现跳跃式的发展变化，也并没有被其他文化所干扰。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员高大伦以《四川（院）考古大数据——巴蜀考古回眸与前瞻》为主题，发表了主题报告。他在演讲中提到，四川是最早开展基建考古的省份，经过多年的发展，四川考古在全国都走在前列。“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首设了虚拟考古体验馆、首设文物医院，这些举动让四川考古在全国名声大振。”不仅如此，高大伦还表示，四川考古还注重考古探险，在考古的同时发掘其中的文化线路，并向着深度和广度拓展。“未来我们将更注重巴蜀并重的考古研究。主要包括四川古建筑大系研究、四川散件唐宋龛窟研究、四川石刻保护工程等，同时和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合作，打造高校精品课程《走进考古》。”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霍巍重点介绍了巴蜀考古方面的内容。他表示，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谱系建立，到以三星堆、金沙、十二桥遗址为代表的青铜文化，从南方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再到宋代画像石室墓的出现，这些文化的发展，巴蜀文明是原动力。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江章华介绍了成都近年来考古的主要收获。史前聚落考古、秦汉考古，宝墩遗址、双元村墓地，老官山汉墓遗址、这些考古现场的发现为城市考古成果提供了研究基础。“例如从天府广场附近的秦汉遗址中能看出秦汉时期政府办学等重要信息，汉代遗址出土了一些很重要的遗物和大型的建筑基础，此外，还有唐宋时期的街坊遗址、正科甲巷遗址的发现等，也为研究成都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基础和考证。”
相关报道：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昨日在成都隆重开幕
据成都市政府网站（记者 李雪艳 王嘉 摄影 张全能 张青青）：成都迎来中国考古学界的国际性高端学术会议！昨日，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成都隆重开幕。本届大会主题“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日本、蒙古、巴基斯坦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220余个考古研究机构及高等院校近400位专家学者，开展对话和交流。
推动区域文化交流 古蜀文明与四川考古成亮点
“本次大会可以说是中国考古学界发现与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中外考古学合作交流的一次难得的机会。古蜀文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中原文化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尊、罍，金沙遗址出土的石人、石虎，罗家坝墓地随葬的晋地、楚地风格青铜礼器，巴蜀大地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提供了‘古代文化交流’的最佳例证。”开幕式上，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研究员王巍表示。
开放怀抱的文化交流，在巴蜀大地延续千年。在会议期间，中国考古学会下设的16个旧石器考古、新石器考古、夏商考古、文化遗产保护、新兴技术考古指导、公共考古指导等专业委员会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研讨。四川尤其是成都的考古成果近年来颇受瞩目，为了集中展示四川地区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大会专门组织的“古蜀文明及四川考古专场”将在今日举行。
此外，为集中展示四川地区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大会还专门组织了“古蜀文明及四川考古专场”。面向公众的16场公共讲座也将持续开展。
我省考古再添殊荣
城址考古、公共考古受嘉奖
开幕式上，组委会现场公布了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金鼎奖和金爵奖评选结果。其中，四川渠县城坝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荣获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一等奖，参与“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项目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李飞获得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金爵奖。此外，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终身成就奖，则由著名考古学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石兴邦获得。
记者了解到，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为中国考古界最高奖，旨在奖励在田野考古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的考古研究单位和个人。金爵奖则是为新锐青年考古人设立的奖项，现场共有1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年考古工作者手捧金爵奖。“我们意识到很多青年学者也在积极为考古作出贡献，有着很多有意思有特色的研究，金爵奖对这些年轻学者的成长应该支持。以前部分考古学家总是侧重于墓地考古，渠县城坝遗址的成果告诉我们，这样的城址考古重要性绝不亚于宝藏丰富的墓地，授予这个奖也是对这种风气的支持。”王巍告诉记者。
“这个奖实质上是颁给公共考古的，意在拉近考古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李飞告诉记者，小到田野调查时给当地老百姓讲一次考古故事，大到在全国巡回开展考古科普讲座、设立考古体验馆，这些措施都是传统考古学走出“象牙塔”的尝试。“公众对考古的兴趣和关注，既能激发考古工作者的成就感，也能激励更多热爱科学、重视文物保护的考古人员。”李飞说。
中国考古学界最高规格大会缘何落户成都？ 考古发现层出不穷 内容形式全国领先
文化，历来是成都最厚重的底色，是成都人最骄傲的荣光。千百年来，成都既传承着灿烂辉煌、弦歌不辍的巴蜀文脉，又书写出丰富多彩、独具魅力的天府文化。昨日，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成都开幕。大会会聚了来自国内外近400位专家学者，就“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进行交流研讨，展开脑力激荡。会议期间将举行30余场公共讲座，为市民呈上考古文博大餐。这个中国考古学界最高规格的大会为何会选择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研究员王巍给出答案：“将成都选为举办地，是因为四川地区从史前至宋元明清时期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公共考古活动丰富多彩，内容形式全国领先。”
一个“绚”字 概括成都考古发现
“考古学大会主办地有一个重要条件：这个地区一定要有新的重要发现和新的工作亮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王巍表示，他高度评价了四川、成都近年来考古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巴蜀大地，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早在夏商时期，四川盆地已出现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精美绝伦的青铜神树、青铜面具等珍贵文物，揭开了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四鸟绕日”金箔饰，更是成为国家文物局确定并发布的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对于成都的考古发现，王巍用一个字概括——“绚”：“成都的考古发现相对于全国的考古发现来说，是特别绚的。像金沙遗址发掘的器物，金灿灿的特别绚丽。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工艺，更体现在思想和信仰等方面，这是成都考古发现的一个特色。”
上世纪50年代，在成都北郊发掘的羊子山土台，是距今3000年左右中国同一时期最大的祭台建筑。1986年，三星堆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让古蜀文明“一醒惊天下”。以新津宝墩遗址、金沙遗址等为代表的考古发掘对古蜀文明序列的建立，以及城市考古、白酒作坊遗址的发掘，屡有斩获。自1990年以来，四川已有12个考古项目进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列全国前茅。更多的考古成果，见证着秦汉成都的繁华：2008年发现的成都锦江区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这里的唐宋时期街道、房址和排水设施等重要遗迹，填补了成都城市考古空白；而成都东华门遗址，不仅发现了此前存在于文人骚客诗词中的隋唐“中央公园”摩诃池和唐宋园林建筑基址，还发现了明代蜀王府后花园水道等各种遗存，成为成都市中心两千多年发展史上城址未变、中心未移的见证；2011年11月，东汉蜀郡太守李君、裴君的德政碑在东御街出土，这是四川发现的体量最大、文字最多、保存最好的汉代碑刻，对汉代成都的官制、文教、社会等方面有重要记述；在天府广场东北侧发现的重约8.5吨大型石犀应是李冰治水时所作的五枚镇水神犀之一，是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先秦时期石刻；2013年，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第一次出土完整的西汉织机模型，填补了中国丝绸纺织技术的考古空白;同时出土的900多支医学竹简，随着研究的深入，或将中医临床理论体系提前400年……
让民众在玩乐中 体验古蜀文明
目前，成都正举全市之力打造世界文创、旅游、赛事名城和国际美食、音乐、会展之都的“三城三都”城市品牌形象，进一步筑牢世界文化名城的城市发展定位。对此，王巍建议把成都辉煌的考古发现，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出来，要以更加直接的方式让民众在玩乐中体验古蜀文明，助力成都建设世界历史文化名城。
近年来，成都博物馆用在成都地区考古出土的文物，串起“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基本陈列展，导视流畅的参观路线、现代化的色调和设计理念，让展览鲜活起来，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在最近一项全国热捧的十家博物馆评选中，四川三星堆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和成都博物馆同时上榜。
成都是一座拥有4500年历史文化积淀的城市，在这里，平均每13.5万人就拥有一座博物馆，博物馆总数和非国有博物馆数量均在全国城市中位居第一。成都的博物馆不仅数量多，各大博物馆的文化供给还有质量优、种类齐、活动频的特点。2016年9月15日，成都博物馆新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三年来，成都博物馆共迎来观众近600万人次，周末观众达4万人次。成博基本陈列《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和专题陈列《影舞万象·偶戏大千——中国皮影木偶展》向公众展现纵横五千年、波澜壮阔的成都历史画卷。两年间，大大小小20余场临展、特展，为市民带来了丰富的文化盛宴，助力成都加快建设世界文化名城。2016年在成都博物馆举行的“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上演了持续数月的“现象级”文化盛宴，创造出总计108万人次的观展纪录，互联网上更是引发逾2000万网友互动。目前，正在成博展出的“秦蜀之路 青铜文明特展”预展时就受到10万观众青睐。“逢展必火”“排队看展”现象在成博已不足为奇，逛成博已成为市民休闲的生活方式之一。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高水准展览外，成都的博物馆还不断创新服务，网上预约看展、文化讲座手机预订等创新服务，更让成都的公共考古文博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相关报道：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成都举行 颁发多项考古大奖
据中国新闻网（孙自法 岳依桐）：以“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22日在成都开幕，中外近400位考古专家学者共襄盛会，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和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终身成就奖、研究成果奖“金鼎奖”、青年学者奖“金爵奖”也一一揭晓并颁奖。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巍研究员致辞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于1979年，已经发展成为中国考古学界最为重要的学术团体。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中，一代代考古人艰苦奋斗、不断探索，使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画卷日益清晰，使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中华文化多样性及其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等重要的研究课题得以不断深入。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杰西卡·罗森代表与会外国学者致辞称，中外学者在考古领域既有各种合作项目，也有合作发掘。“考古学给了我们共同的语言来分享我们对这个世界过去的理解和对未来的愿景，而中国正在发展和分享考古这门语言中起着杰出的作用”。
在颁奖环节，宁夏青铜峡鸽子山遗址考古发掘项目、云南通海兴义遗址考古发掘项目、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四川渠县城坝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等4项获颁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一等奖，另有新疆奇台半截沟镇石城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等14个项目分获二、三等奖；主持西安半坡遗址等考古发掘的著名考古学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石兴邦研究员荣获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终身成就奖；《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等10项研究成果获“金鼎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周振宇等10名青年学者荣获“金爵奖”。
相关报道：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成都启幕 390余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
据四川在线（记者 吴梦琳 摄影 吴传明）：10月22日，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成都开幕，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日本、蒙古、巴基斯坦等13个国家的220余个考古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390余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开展对话和交流。
本次大会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大会主题为“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中国考古学会下设的16个旧石器考古、新石器考古、夏商考古、文化遗产保护、新兴技术考古指导、公共考古指导等专业委员会将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研讨，这是中国考古学界发现与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中外考古学一次重要合作和交流。为了集中展示四川地区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大会还专门组织了“古蜀文明及四川考古专场”，古蜀文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中原文化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尊、罍，金沙遗址出土石人、石虎，罗家坝墓地随葬的晋地、楚地风格青铜礼器，巴蜀大地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提供了“古代文化交流”的最佳例证。
开幕式上，还颁发了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终身成就奖、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研究成果奖(金鼎奖)、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青年学者奖(金爵奖)。其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渠县历史博物馆承担的四川渠县城坝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获得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一等奖，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李飞获得金爵奖。据了解，渠县城坝遗址是近年来四川汉晋古城的重大考古发现，为探讨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的经营提供了重要材料。
相关报道：高星质疑现代人“出自非洲说” 指谜团破解或在中国和东亚
据中新网成都10月22日电（孙自法）：针对分子生物学主流观点认定东亚最早现代人来自西方，中国及东亚现代人类族群的祖先在约6万-5万年前从非洲迁徙而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22日予以强烈质疑称，有关现代人“出自非洲说”及相关讨论，主要证据来源与论述落脚点是非洲和欧洲、西亚，中国的材料很少被这个假说纳入研究视野，尤其是东方的“早期智人”受到严重忽视，带有很大的偏见、局限性。
他表示，随着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在中国地区古人类研究新材料的发现和新成果的产出，中国乃至东亚将逐渐成为解决现代人起源与演化问题的重点——复原人类起源与演化的历史版图。未来，人类起源的相关研究突破乃至重大理论的改写、创新，很可能发生在中国和东亚。
以“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当天在成都开幕，高星以《东亚现代人起源与演化研究的突破与进展》为题做大会主题报告说，近30年间，现代人类起源问题成为学界炙手可热的焦点，在中国及东亚，围绕“多地区进化”和“出自非洲”假说形成两派针锋相对的学术阵营，进行着激烈的学术论辩。
“出自非洲说”主要观点包括：现代人类(即晚期智人)是有别于直立人和早期智人的一个新的物种；现代人大概在20万-1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非洲是现代人的唯一起源地，其他地区的现代人群都是在非洲诞生的早期现代人群向外迁徙扩散的结果，早期人群包括北京猿人和尼安德特人等，都没有留下后代；在东亚地区，现代人先到达东南亚，然后由南向北迁徙扩散；在中国，现代人大约于6万-5万年前从南部进入并向北迁移；现代人到来之前，东亚本土人群已经因末次冰期而灭绝，距今10万-5万年存在古人类生存的空白。
高星分析指出，人类化石的新发现和研究一方面将现代人在非洲和邻近区域出现的时间提前，早于分子生物学者所推断的距今20万年，另一方面也揭示出现代人与其他化石人类基因交流或共存的证据。
对距今约30万-25万年的陕西大荔人颅骨的新研究表明，该个体表现出古老型人类(早期智人)和早期现代人特征的混合体，所代表的进化世系可能比中国的直立人、非洲的中更新世人群等对东亚地区现代人的形成做出过更大的贡献。
贵州盘县大洞距今约30万-13万年的人类牙齿已经呈现出早期现代人的特征；广西崇左智人洞距今约10万年的人类下颌骨上出现一系列现代人性状，同时保留有古老型智人的特点。这些化石特征说明此时期中国南方和中部存在从古老型智人向现代人演化、过渡阶段的人群，属于形成中的早期现代人。
此外，对距今11万年左右的河南许昌灵井人化石的研究，揭示出古老型形态特征与现代特征镶嵌的特点。而湖南省道县福岩洞发现的47枚具有完全现代人特征的人类牙齿化石表明，在距今12万-8万年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在华南地区已经出现，这表明完全的现代人在东亚出现的时间早于“出自非洲说”的推断。
高星认为，东亚地区的化石记录表明，当地现代人的起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近现代东亚人不可能仅仅是迁徙而来的非洲人种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既包括非洲人，又包括在不同时期进入东亚的其他人群以及更早的东亚人。
他还反驳“出自非洲说”的东亚本土人群因末次冰期而灭绝观点称，对黄土高原的季风气候研究表明，中国大部分地区在末次冰期期间并不存在足以导致生物大灭绝的极端气候条件，即使在最寒冷的时段仍有很大区域适宜人类和其他生物生存，东亚不存在距今10万-5万年间的人类演化空白。“如果长期生存在当地的本土人群应无法适应气候变冷而灭绝，从非洲热带地区迁徙至此的人群为何能够存活？”
在距今10万-5万年间从非洲的确扩散出一支人群，成为欧洲和西亚现代人祖先的主体人群，但他们只是全球意义上现代人祖先的一个支系。原本生活在各地的本土人群(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对现代人演化做出一定程度的遗传贡献。
高星表示，遗传学、古人类学和考古学在现代人类起源问题上正在逐渐接近，不同理论流派之间针锋相对的局面正在改变，不同假说的排他性正在淡化，正在向科学真理的方向趋同发展。学术界逐渐意识到，现代人类起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关现代人起源研究还处于盲人摸象阶段，还只是在局部问题与材料上做分析和解释，尚无法得出全面、能被普遍接受的研究结论。
他希望推动古人类学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本身的进步与发展，并期待古DNA领域的技术创新和研究突破，尤其是对东亚“早期智人”基因的破译，来帮助揭开现代人类起源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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