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王建及其“接班人”王益人两代人的西侯度考古故事
据山西晚报（孙轶琼）：3月28日，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圣火在西侯度遗址采集，当人们为圣火点燃的刹那欢呼雀跃时，却鲜少有人知道西侯度遗址的“前世今生”。要知道，西侯度的一把“圣火”，记录了180万年前人类对火的最早的触摸。这里，也是我国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是目前经考证确定的中国最早的人类活动栖息地之一。在这一切的背后，更是汇聚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两代考古人的心血和奋斗历程。2019年，在西侯度遗址发现60周年到来之际，在二青会即将亮相三晋大地之际，我们要讲的，是山西考古研究所两代考古人的故事。在漫漫60载岁月长河中，我国著名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王建先生以及其“接班人”王益人薪火相传，对西侯度遗址进行持续不断的挖掘和研究，使其彰显了在中国远古文化上的历史地位。
圣火为何在西侯度遗址采集？人类文明的第一把圣火在此燃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奔腾的黄河水穿越晋陕大峡谷由北至南直撞华山，在风陵渡转了一个小于90度的“几”字大转弯，掉头东去，奔腾到海。西侯度遗址就位于这个大转弯——芮城县风陵渡镇以北约7公里，高出黄河水面170米的一个黄土峁中下部的沙砾层中。很多人或许好奇，为何圣火要从这里采集呢？一切，得从我省考古学家王建先生说起。
早在1929年，我国史前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裴文中教授在北京周口店遗址发现50万年以前“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人类用火遗迹和人工石器，震惊世界，被认定为“北京猿人是人类最早祖先。”我省考古学家王建在仔细观察周口店遗址，发现“北京猿人”已经能够控制、管理和使用火，能够用3种方法打制石器，显然“北京猿人”已进化成了能够直立并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人，因此王建大胆推断：“北京猿人”不是最早的人类，在他之前一定有更加原始的人类存在。王建的推断得到他的辅导老师、我国古人类学家贾兰坡教授的肯定。
为了证明他们的理论推断，贾兰坡、王建等人从古地理、古气候方面分析，努力在泥河湾期的地层中寻找人类的遗骸遗物。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山西的西南部，投向了孕育华夏文明的黄河中游地区。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多次发掘，贾兰坡、王建在西侯度“人疙瘩岭”下部地层中发现了鹿角化石、具有人工打击的石块，后又陆续发掘出动物烧骨化石、打砸石器等，根据古地磁学测定，这些遗存距今约180万年前。
这次发现再次震惊了世界。后又经多次考古发掘，学术界反复论证认定：这是人类最早用火的遗存，属早更新世，推翻了原“北京猿人是最早的人类”的论断，从而证明贾兰坡、王建等人的观点是正确的，西侯度遗址是我国乃至东亚地区首次发现的属于早更新世初期的人类文化遗存，也确立了西侯度遗址在考古界的地位。人类文明的第一把圣火，就这样从黄河岸边开始燃起。
上世纪60年代的考古发掘艰难的“证明”之路
贾兰坡、王建曾在西侯度遗址考古报告中描述，“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艰难曲折的”。西侯度遗址的发现也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而要想挑战人们所熟知的人类最早祖先乃是距今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或称“中国猿人”的“记录”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考古学上，发现才是硬道理。西侯度是不是最早人类的踏脚地？还要看考古人的发掘和研究。从1959年到1960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先后两次进行调查和发掘，发现旧石器地点16处。又在西侯度村后的“人疙瘩岭”下部地层中发现一件距今100多万年前的早更新世轴鹿角化石和3块具有人工破碎痕迹的石块，这一发现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深切关注。1961年8月，贾兰坡、王择义、王建公布了他们的初步研究成果。在《山西芮城匼河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中，从地层、动物化石及石器等方面综合研究，认为匼河遗址的地质时代属于更新世中期最初阶段，即与周口店中国猿人化石产地下部堆积(约第10层以下)或周口店第13地点的时代相当。并认为当时的人使用的工具比中国猿人还要原始。并且提到了在西侯度的早更新世初期地层中发现了“几块极有可能是人工打击的石块”。之后，国内考古人发现的元谋人、蓝田人以及泥河湾的东谷坨、小长梁等人类遗址或地点不断地充实着中国早期人类演化的足迹，使得西侯度不再孤单。
1962年，王建等再次对西侯度遗址进行发掘。这次发掘从3月15日开始一直到7月26日结束，获得了大量的动物化石。从他与贾兰坡先生的通信来看，发掘是十分艰苦的，发掘队员因饥饿患上了“浮肿病”长期不能痊愈。据王建的家人介绍，王建先生是穿着棉裤出发的，回来的时候棉裤变成了仅剩两层布的单裤，里面的棉花都用来包裹化石了。
1978年，《西侯度——山西西南部早更新世初期古文化遗址》的正式出版，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高度重视。改革开放以后有许多外国学者专程来访，观摩西侯度遗址出土的标本。1988年西侯度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子承父业坚守西侯度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又现新亮点
3月28日，在圣火传递中，今年59岁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益人担任第三棒，而他所跑的那段路，也恰恰就是60年前考古工作者发现西侯度遗址鹿角化石和石块的那个重点地点。考古人担任火炬手，非常稀少，但却意义独特，因为上文中提到的王建先生是王益人的父亲，而他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在从事考古工作之后，也继续把热血挥洒到了西侯度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上，解决西侯度遗址所面临的争议和分歧。
为何会子承父业继续投身到西侯度遗址的考古发掘中？王益人告诉山西晚报记者，因为西侯度文化的时代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关于在西侯度遗址的石器的性质和用火问题的质疑在学术界从来没有间断过，因此也就需要通过进一步发掘获得新的发掘材料。
从2005年起，已经在旧石器考古领域中卓有成效的王益人率队再次进驻西侯度进行抢救性发掘。其间，进行了50余天的发掘，获得石制品和动物化石标本1500余件。本次发掘从发掘方法到石制品打击痕迹与自然碰撞的对比，以及原料环境、埋藏环境、河流流向、砾石层的来源和走向等许多考古学相关性信息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揭开了西侯度遗址这个存在了将近半个世纪谜底。
2010年以来，王益人与南京师范大学沈冠军教授、美国普渡大学达里尔·格兰杰教授、南非金山大学凯瑟琳·库曼教授组成的国际团队，对西侯度遗址进行等时线埋藏测年研究，充分肯定了西侯度遗址石器的人工性质，并在测年和石器分析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测年结果显示，其年龄大于200万年，大大超出原来180万年的古地磁年龄，预示着西侯度遗址可能存在与欧亚大陆西侧的能人年代相近的远古居民。
2016年，王益人又在西侯度遗址附近早更新世或上新世地层中发现了几个明确的石器遗存，证明了西侯度遗址并不是“孤单”存在的，而这些新发现遗址的年代还有可能早于西侯度遗址。时至今日，王益人也到了花甲之年，但他的发掘探索之路在持续延伸，从运城盆地，到中条山南麓再到吕梁山盆地，都留下他与远古时代对话的脚印，“我们相信这里是寻找早期人类文化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地区，也必将做出应有的贡献。”王益人说。
一个考古项目，两代考古人，这是王建和王益人对于西侯度遗址的坚守，也是对于古人类文明探索的坚守。王益人说：“父亲曾说，用火是人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他的考古生涯中，西侯度遗址是其里程碑的一部分。作为我，我希望能守护好这尊里程碑，用考古人的力量，守护远古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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