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项目考古工作计划（2021—2025）的批复》（文物保函〔2021〕277号），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为抓好项目实施，配合推进“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工作理念，联合国内39家科研机构、大学院校以及科技公司共同开展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以及新发现六座“祭祀坑”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等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一、考古发现
（一）遗址祭祀区
2020年至2022年，祭祀区共计开展发掘面积1834平方米，基本确认了祭祀区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的长方形分布范围，与北侧紧邻的三星堆城墙平行，面积将近13000平方米。
祭祀区内分布的商代遗存均与祭祀活动有关，包括1986年发掘的一号坑、二号坑以及本次新发现的6座坑，在8座坑的周边分布着矩形沟槽、小型圆形或矩形祭祀坑，以及南侧的灰沟、西北部的建筑。西北部的建筑平面呈长方形，面积约100平方米，建造程序复杂，因紧邻分布着相似的建筑，故该建筑很有可能属于大型建筑群的一部分。
灰沟、建筑基础以及小型祭祀坑出土有金器、有领铜瑗、跪坐石虎、跪坐石人、石琮、石璧、玉凿、绿松石和象牙等珍贵文物。在现有祭祀区表面堆积（第⑤层）之下还分布着埋藏整根象牙或相对完整玉石器的祭祀坑，表明该祭祀区延续使用时间较长，目前发掘的6座新坑为代表的祭祀遗存为该祭祀区偏晚阶段遗存。
祭祀区之外的区域以及祭祀区叠压的早期堆积均发现居住遗存，夹杂较多灰烬、烧土颗粒和破碎陶器，被祭祀区叠压的居住遗存年代最晚距今约3800-3700年，祭祀区之外且叠压祭祀区的居住遗存，年代最早距今约3000年。
（二）新发现的“祭祀坑”
截至2022年5月，K3、K4、K5、K6已经结束野外发掘，其中K3、K4进入整理阶段，K5、K6正在开展实验室考古清理，K7、K8正在进行埋藏文物提取阶段。
6座新坑直接开口于宋代堆积层之下，其中K6打破K7。祭祀坑平面形制可分为宽长方形、窄长方形和近似方形三类，K8面积最大，约19平方米，K5和K6分别仅有3.5平方米和4.1平方米，面积甚小。面积越大深度亦越深，K3和K8最深，深度均超过2米，K5最浅，深度只有50厘米上下。所有“祭祀坑”的方向均非正南北向，长轴方向大致呈东北—西南向（K1、K2、K3、K4、K5）或者西北—东南向（K6、K7、K8）。
各坑的埋藏堆积，除了K5和K6在填土堆积之下只有一层埋藏文物之外，其余几个大坑以K7相对简单，直接在填土之下掩埋象牙和薄片状为主的金器、铜器和玉石器，K3、K4在象牙堆积和填土堆积之间均有一层灰烬，不过K4的灰烬遍布全坑，而K3的灰烬层只分布于坑东北部。K8堆积最为复杂，先是埋藏众多大小不一、质地各异的铜器等，之后埋藏大量象牙，再之后于南、北两侧填充夹杂红烧土块的黄褐色粉沙土，之后铺满整坑灰烬，再之上填充夹杂大块红烧土和“石磬”碎块的黄褐色粉沙土，最后填土掩埋。以上几座大坑不同埋藏堆积层之间并无明确界限，部分象牙实际上也混杂在各类埋藏文物之中，而K3还有几件铜器显然是象牙埋入坑之后才入坑的。K3、K4和K8的灰烬也并不单纯，包含烧土颗粒以及较多细小文物或大型文物的残片、构件。
6座坑共计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3155件。K3出土1293件，包括铜器764件、金器104件、玉器207件、石器88件、陶器11件、象牙104件、其他15件；K4出土79件，包括铜器21件、玉器9件、陶器2件、象牙47件；K5提取23件，铜器2件、金器19件、玉器2件；K6只出土两件玉器；K7出土706件，包括铜器383件、金器52件、玉器140件、石器1件、象牙62件、其他68件；K8出土1052件，包括铜器68件、金器368件、玉器205件、石器34件、象牙377件。较为典型的文物有K3的金面具、铜顶尊跪坐人像、铜顶坛人像、铜顶尊人头像、铜戴尖帽小立人像、戴立冠铜头像、铜爬龙器盖、铜盘龙器盖、铜大面具、铜圆口方尊、铜兽首衔鸟圆尊、铜小神兽、神树纹玉琮、刻纹玉器座，K4的铜扭头跪坐人像，K5的金面具、鸟形金饰、象牙雕刻，K6的玉刀、木箱，K7的龟背形网格状器、铜顶璋龙形饰、三孔玉璧形器，K8的金面罩铜头像、鸟脚曲身顶尊铜人像、铜神坛、铜巨型神兽、铜龙、铜着裙立人像、铜戴象牙立人像、铜猪鼻龙形器、铜神殿形器盖、石磬等。
二、文物保护与多学科研究
目前，K3、K4器物已全部提回文物库房，正在进行清理保护与多学科研究；K5坑底器物层分区域整体切割回实验室，拟进行精细化清理；K6“木匣”及条状木器已经整体提取，也正在进行实验室考古清理；K7、K8象牙已全部提回象牙保存专用库房，正在进行清理保护。
至5月底，已清理保护青铜器77件，玉石器120件，金器44件，象牙678根（段），象牙雕刻残件46件。通可逆性物理支撑加固方法，使大口尊、圆口方尊、顶尊跪坐人像、顶坛跪坐人像、扭头跪坐人像及金面具、金面罩等一批代表性器物以“原有形态”展示在公众面前。在清理保护与开展多学科研究的同时，力求做到保护修复流程，修复操作行为，分析检测指标的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根据项目需求，制定了《现场采样与管理规程》《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保护修复（清理）规程》《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分析研究规程》《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保护修复研究成果清单》等多项制度与规程。
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首次将实验室考古与预防性保护理念与方法前置到考古现场。在考古现场构建了以应急保护平台、考古发掘舱、多功能考古发掘平台、环境监测系统、环境调控系统、智慧云台为核心的全新保护体系。开展了考古、检测、监测方法与设施设备的创新与探索实践，实现保护理念、保护技术、考古设施设备、监测方法的创新与集成。目前已申请受理发明专利10项，获得实用新型专利12项。
采用显微观察、显微CT、扫描电镜能谱、拉曼光谱、X衍射、X光探伤等分析技术对部分典型青铜器、玉器、金器的本体与锈蚀产物的成分与结构、铸造工艺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对祭祀坑出土青铜器、金器基体成分有了初步了解，现有分析表明，三星堆出土青铜器块范法铸造，同时采用了芯骨、销杆榫接、铸铆接连等特殊工艺。显微观察显示金面具、金面罩等金器采用锤揲工艺；玉器采用了片切割与线切割等开料工艺、管钻与实心钻等钻孔工艺、线锼镂空与砣刻等雕刻工艺。
采用超景深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红外光谱、拉曼光谱、CT、碳氮同位素质谱等方法，从外观形貌、显微结构和材质成分等角度开展系统分析检测，从3、4、7、8号坑出土30余件器物上发现了丝绸残留物，其多为平纹组织，部分为斜纹组织。同时，采用电化学免疫传感器技术，在6号坑木匣底部土样中检测出丝蛋白信号。该发现填补了殷商时期巴蜀地区丝绸考古的空白。
通过液质联谱与气质联谱相结合的方法，从蛋白质组学及脂肪酸成分与比例，初步分析得出在部分陶器与木匣底部泥土中存在符合黄牛、野猪等动物的蛋白质与脂肪酸成分，这项工作还在陆续开展。
植物考古表明，4号坑残留碳化物与植硅体中有有极少的水稻扇型、双峰型、大量的禾本科扇型、竹亚科扇型、竹亚科鞍型、芦苇扇型、画眉草亚科短鞍型、莎草科、多边帽型、海绵骨针、硅藻、棕榈科及部分难以鉴定到科、属、种的阔叶木本植物。通过4号坑植物考古推测，三星堆时期，该地区气候温暖潮湿，祭祀区周围淡水资源丰富。同时，在四号坑埋藏特征、象牙溯源等方向都取得阶段性研究成果。
除此之外，正在进行的多学科研究工作包括象牙表面灼烧影响、玉器沁变分析、玉器玉料与微痕分析、金箔成分检测、青铜器金相分析、象牙古DNA分析等，成果将陆续显现。
2022年至2023年，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出土文物保护修复方案的意见》及专项资金安排，拟对三至八号出土的3637件器物（残件）进行研究性保护修复，其中青铜器（含残件）1493件、金器218件、象牙及雕刻残件400根（片）、玉石器（含残件）408件、陶器（残片）1118件。本次保护修复重在研究，对于出土青铜器、金器和玉石器，在保护修复过程重点开展表面残留物信息提取、器物病害状况、病害成因、器物成分、组织结构、制作与加工工艺、矿料溯源等方向的多科学研究；对陶器（残片）主要开展残留物分析、陶器化学组成、形貌结构、烧成温度、物理性能、物相组成、色度以及制作工艺与使用痕迹等信息提取与研究；对象牙开展日常保养监测与前期研究。
三、重要意义
第一，确认了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对近200个样品进行了14C测年，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出土陶尖底盏、陶高领罐、陶敛口瓮等与金沙遗址兰苑地点同类器物形制近似，可知除了存在打破关系的五号坑和六号坑年代稍晚之外，其余几座坑的埋藏年代一致，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解决了过去三十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第二，多学科研究丰富了三星堆文化内涵。本次发掘发现了青铜大面具、扭头跪坐人像、神坛、玉刀等之前未见的器物，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铜器类别；研究认为三星堆的铜器铸造工艺为范铸法和分铸法相结合，采用了铆接、芯骨等技术；通过显微观察和丝蛋白分析在多个坑中发现了丝绸，填补了西南地区夏商时期无丝绸实物的空白；四号坑通过植物考古明确坑内灰烬主要以竹为主，另有楠属、阔叶树材、棕榈科、芦苇、禾本科、甘蓝、大豆、菊叶香藜等，表明古蜀国的气候温暖湿润，祭祀区紧邻河边且植被茂密；残留物分析显示祭祀用牲有黄牛、野猪等，诸多新发现呈现出更加完整、丰富的三星堆遗存种类和文化内涵。
第三，实证是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显示出三星堆遗址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的密切文化联系，三号坑、八号坑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三号坑、四号坑发现的玉琮来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三号坑、七号坑、八号坑发现的有领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各坑大量发现的金器则与半月形地带自古有之的金器使用传统相符。而神树、顶尊跪坐人像以及大量龙形象器物则表明三星堆遗址的使用者在自身认同、礼仪宗教以及对于天地自然的认识与国内其他地区人群相近，无疑确切表明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员。
第四，创新考古和保护工作机制。本次发掘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单位合作”的工作理念，在发掘之前就对研究课题进行了全面规划，并将研究前置到发掘之时同步开展，同步进行的还有文物保护和现场保护，为此在现场搭建了现代化考古发掘大棚、恒温恒湿发掘舱、现场应急保护平台、多功能考古发掘操作系统等。整个发掘工作实现了跨领域联合、多学科融合，40家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数字化服务等单位联合攻关，考古学、历史学、物理学、化学、古生物学、古地质学、古环境学等多个相关领域学者近200人参与现场发掘、科技考古以及文物保护等工作，确保高质量考古工作水平发挥。
第五，积极向社会共享新成果。新建成三星堆考古国际网站，面向世界介绍三星堆考古新进展与新成果。通过网络直播、全球推介、二次创作等多种方式，向全世界、全社会宣传本次发掘的最新进展与成果，呈现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让三星堆的文物焕发活力，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作者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副研究馆员）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