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孟子·尽心下》中有这么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这里的“书”，指的是《尚书》，《武成》则是《尚书》中的一章，所以这句话的本意是“如果完全相信《尚书》，那不如没有《尚书》，我对于《武成》这一章，只取其中的两三个竹简。”《尚书》，是一本史书，而《武成》的内容则是关于武王伐纣，血流浮杵。
这句话也可以推而广之，适用于大部分史书，道理很简单，一来人力有时而穷，史书的编写者无论多么用心，由于种种原因，难免还是会出现疏漏。
其次则是后人有意或无意的修改，使得本来无错的内容出现错误。有意的修改自不必细说，古往今来并不少见，而无意的修改也同样不少，譬如开篇提到的那一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现在这一句的意思完全是教导孩子们不能全信书本。和原意相去甚远，但这并未有意为之，仅仅是流传过程中的自然流变。
那么，书回正题，既然史书很难没有差错，号称是史界离骚的大名鼎鼎的《史记》，又有没有错漏呢？这当然是有的，《史记》被篡改的内容不少，而且，由于秦朝本身信奉法家，和儒家结怨甚深，所以有关秦朝的历史，更是被篡改的重灾区。
譬如说李斯和二世的死，书中记载简直称得上一句离奇曲折，尤其李斯之死，更是有明显的前后矛盾，实在难以信服。而关于“指鹿为马”一事，其发生时间更是奇怪，此时秦二世应该已经被杀了，又何来“指鹿为马”呢？这些脱漏之处，我将在下文中一一叙述。
一、指鹿为马
“指鹿为马”一事在《史记》多有提及，无论是《秦始皇本纪》或者《李斯列传》中，都有记载，这本身即有刻意之嫌，“指鹿为马”只是一件小事，而非事关天下的军国大事，又何必分别在两处记载呢？
而在《秦始皇本纪》中，当先一句“八月已亥，赵高欲为乱”。这一句更是奇怪，秦汉史料的搜集流传非常困难，能指出具体月份的更是少之又少，而能精准到日的，几乎无一例外全是震动天下的军国大事，试问，“指鹿为马”这一件小事何德何能与这些事并列呢？
而翻阅《秦本纪》还有更加奇怪的事情，秦朝诸位皇帝，从孝文之后，每位皇帝的祭日都有记载，唯独少了秦二世。
“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五月丙午，庄襄王卒，子政立，是为秦始皇帝。三十七年....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十二年....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九月辛丑，葬”。那么，秦二世是什么时候驾崩的呢？在《秦楚之际月表中》有记载，是“二世三年八月，赵高杀二世”。
指鹿为马是什么时候呢？是二世三年八月已亥，这两件事是同一月发生的，请问，赵高何必要在杀二世的前十天，用这么一个愚蠢的办法试探群臣呢？但假定“指鹿为马”一事为后人故意篡改而来，那么反而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八月已亥”之后原本并非是所谓的赵高指鹿为马，而是“赵高杀二世”。也正因如此，《秦本纪》中才会唯独缺少了秦二世的祭日。
二、邯郸献姬
吕不韦“以吕易嬴”有伪，已是学界定论，众多学者都论证过吕不韦所献赵姬是否已有身孕，也就是始皇究竟是否出自吕门上。其实邯郸献姬本身有着更明显的脱漏之处，首先我们看一下原文“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子楚向吕不韦索要赵姬，吕不韦略有犹豫随即就将赵姬送出，可见赵姬身份之低下。但继续向下看，“赵欲杀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在这里，赵姬摇身一变，又成了赵国的豪家女，试问，赵家这种敢于对抗赵国的家族，其宗女又怎么会沦为吕不韦的姬妾，被转送犹如货物呢？
清代钱大昕所做的《二十二史考异》中就发现了这个矛盾，并提出了一种解释“盖不韦资助之，遂为邯郸豪家”。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吕不韦本身也只不过是个略有家资的商人罢了，世家豪家，吕不韦巴结都来不及，怎么能在挥手间造就一个豪强呢？
因此，赵姬被如同货物般转送和赵姬是赵豪家女两条记载，是前后矛盾的，司马迁写史的基本逻辑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为了上下文的逻辑自治，他甚至可以自行修改史实，例如将为燕谋齐的主角由苏秦改为苏代。因此，这种显而易见的错误绝非司马迁本人手笔，是很明显的后人篡改。可能的篡改者太多，例如被秦始皇强行迁移的世家豪强估计抹黑，又或者吕后执政时期的吕家自证高贵，是秦皇之后。
三、尉缭评秦王
“秦王为人，峰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这是秦汉史料中极为稀少的关于秦始皇相貌及性格的直观描写，也因此，成为了各个学者引用的高频语句。同时，这也是史记中唯一一次记载尉缭。我们今人研究史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叫做孤证不举，因此，史记中仅仅记载一次尉缭在我们眼中就显得很突兀。在深入的研究之后，发现这其中确实有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在于“时间”，今本《尉缭子》开头即有记载“梁惠王问尉缭子”。按照《史记·六国年表》中记载，梁惠王死于公元前335年，而上面这段评价的时间是始皇十年，也就是公元前237年。前后相距82年之久，除非尉缭能活个130往上，他才能轻易的纵贯梁惠王和秦始皇两段人主。
由于之前我们一直认为今本《尉缭子》是伪作，因此对这个问题不做讨论，但近年来在银雀山汉墓中出土《尉缭子》，其内容与今本相同，排除了《尉缭子》为伪作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尉缭子》与《史记》关于尉缭的记载，必有一假。研究《尉缭子》的内容，可见其内容多有吴起等战国时人，因此尉缭其实是梁惠王时人的可能性更大。
而《史记》全篇仅记载尉缭一次，也十分可疑。虽然不能确定，但这段记载是后人为故意抹黑秦皇的概率较大，也就是后人篡改《史记》之内容，其实本无此记载。至于原因，非常简单，无论是汉朝统治者还是讨厌法家和始皇的儒生，都有足够的理由来做这件事。
对于《史记》已在学界被确切指出的错漏，还有很多，但碍于篇章，再次不多赘述，对于秦汉史的研究而言，《史记》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有关秦朝的史料非常匮乏，因此，对于秦朝的研究，《史记》几乎是最主要的研究文本。
但由于汉朝政府以及后人有意的窜改，其脱漏窜乱也十分严重，班固的《汉书》中就指出，司马迁的《史记》有“十篇缺”。裴骃《史记集解序》也说过“考校此书，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辩其实”。关于《史记》的考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的重重矛盾和诸多疑点，还等待学界能给出更加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