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分是二十四节气之首，语意即春季的一半。那么春分的日期会变化吗？
春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等长，均为12小时。从天文学上看，春分是指太阳从天球的南方向北方移动过程中，行进到天球赤道和黄道的交点之处。而春分点就是太阳直射到地球赤道的那一刻。作为天球计量、计算、定位的基本理论之一，春分点对于天文学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由于太阳、月亮、行星引力影响等原因，地球的地轴一直在进行缓慢的周期运动，从而使天球上的节气点也在不断地“漂移”。
换种更直白的说法，每年春分的固定时间，在地球上的固定地点仔细观察太阳，会发现太阳不是在同一位置。这种现象叫“岁差”，是由我国西晋一位官N代学者命名并算出较精确值的。他一生淡泊名利，长年孤守观星楼，终于“揪”住了漂移的冬至点和春分点，并进而推算出岁差的数值。
不喜欢当官的虞喜
东晋成帝咸和年间的某个黄昏，天空已现点点繁星。在会稽郡余姚城外的观星楼上，一位宽袍大袖、头发微白的学者，静静地观察着星空，并不时在身边的星图上作记号。
他一直在找一组星宿，即位于东壁九度的壁宿。按他的推理，壁宿是冬至日的标志星宿，只要找到它们，就表示冬至已到。为此，他入了迷，也不知找了多少年。这样做，缘于他的出身和爱好。
他叫虞喜，出身余姚望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地道的“官N代”。与其它望族不同的是，虞氏族人自三国起就对天文历法颇感兴趣。虞喜的曾祖虞翻，是三国吴大帝孙权的重臣，政务之余编有《易律历》；翻第六子虞耸，官至西晋河间太守，著有《穹天论》一书。
或许受家族影响，虞喜自小博古好学，比同龄孩子早熟且有思想。他年轻时致力于天文历法研究，由于在《安天论》一书中反对天圆地方的“盖天说”而声名鹊起。
出身名门，学富五车，在封建社会按说应该身居庙堂，鼎食钟鸣。
虞喜对这一切无动于衷。更有甚者，他对朝廷伸来的橄榄枝也避之不及：会稽太守诸葛恢聘其当功曹（相当于郡守的助手），他拒绝了；朝廷一再征辟他为博士等，他不置与否……
“不营世务，耽学高尚，操拟古人。”屡请不至，开明的皇帝干脆下个诏书，表扬虞喜淡泊名利，品行高尚，并特许他专心搞学问。
于是，虞喜利用家族之财，在余姚城外建了一座观星台，吃住都在里面。从此，他便用肉眼在星空中寻找东壁九度的壁宿。
因为，只有找到那组星宿，才能证明从古至今冬至的标识星宿（即冬至点）一直在西退。换言之，冬至日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前移。由此确定，其它节气日也像冬至日一样前移。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春分，因为古代有文化的人都知道，春分对一年四季划分、对科学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果对此事不加重视，若干年后，人们便不能能用某个星宿来判断冬至或春分是否到来，进而无法划分四季，影响农业生产。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二十四节气的标志星宿真会变？
命名岁差复算值
关于农历节气的标志星宿会不会变的问题，晋朝之前的天文学家已有关注。
研读古籍时，虞喜发现对前人对冬至日的标志星宿记录有所不同。《尚书▪尧典》所载“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意思是如果太阳落山后看到昴宿出现在中天，那表示冬至到了（东周以前把冬至叫叫日短，春秋时始出现“冬至”名字）。后来，他在《史记》、《春秋》等古籍中发现，随着朝代的变迁，人们发现冬至的标志星宿变为胃宿、娄宿、奎宿等星宿。
“难道是古人记错了？”虞喜脑海闪出一个念头，但随即否定了，“每次记的星宿都不一样，似乎这里面有什么规律。”
于是他大胆推测，由于某些原因，冬至的标志星宿在不断西退。细心的他按古籍所载，把天空中这些星宿的所在位置连起来，隐隐发觉是一条自东向西的弧线。
认为此事非常重要的虞喜经过精密推算，确定最近若干年冬至日的标志星宿是壁宿。只有找到壁宿，才能确定冬至到了。当然，找壁宿的同时，他也没忘记寻找标识春分、夏至和秋分的星宿。
在没有天文望远镜，没有宇宙飞船的年代，用肉眼观察星空，并非怪事。汉朝发明地动仪的张衡，刘宋时编制《大明历》的祖冲之等人都观察过。不过像虞喜一样一看就是几十年，还真是罕见！天道酬勤。公元330年冬至日的黄昏，49岁的虞喜终于在中天发现了若明若暗的壁宿！
理论加实践出真知。结合观察记录，虞喜联系古籍的记录得出一个结论：“尧时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余年，乃东壁中，则知每岁渐差之所至。”很显然，从上古开始，由于冬至的标志星宿发生变化，所以每岁的冬至都有极细微的差别。
后人根据此话，将太阳两次回到冬至点的周期（即回归年）比地球围绕太阳绕一圈的周期（即恒星年）差一小段的现象命名为岁差。
冬至点有岁差，春分点自然也有。只有找到岁差数值并运用到新历法中，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于是，虞喜在观星楼里没日没夜地计算岁差数值。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算出了结果。
虞喜最终是这样算的：从上古尧帝到东晋，约二千七百年；从昴宿到东壁九度，西移共五十多度。由此相除，岁差值为五十多年西移一度。（目前科学所测为七十一年八个月西移一度）
虞喜发现岁差并计算数值，可谓中国天文学史上的大事。虽然他发现岁差比古希腊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依巴谷发现岁差晚了两百年，但他比依巴谷所提“每百年差一度”的数值更加精确。因此，后世科学家认为他的成就可以与祖冲之精确计算圆周率相媲美。
好事多磨。虞喜穷其一生提出的岁差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备受冷落。南北朝科学家祖冲之虽然把岁差数值作为常量应用到《大明历》的编制中，但此历法受顽固派阻扰，“岁差说”也少受关注。另一方面，晋朝过后是战乱的南北朝和短暂的隋朝，这段时间没人修晋朝史书。唐朝初年朝廷修《晋书》时，任命天文学家李淳风撰写天文、历法模块。李淳风根本不相信有岁差存在，所以在虞喜的传记中不提岁差字样。
历史是公允的。继祖冲之之后，隋代刘焯编撰《皇极历》、元朝郭守敬编撰《授时历》，曾多次演算岁差值，使其日趋精确。而唐代李淳风死后，朝廷组织了几次关于岁差的辩论会，“岁差说”深入人心，为后世天文学家所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