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依族，中国西南部一个较大的少数民族，民族语言为布依语，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与壮语有密切的亲属关系，通用汉文。布依族由古代僚人演变而来，以农业为主，布依族祖先很早就开始种植水稻，享有“水稻民族”之称。
布依族源于古“百越”，秦汉以前称“濮越”或“濮夷”，东汉六朝称“僚”，唐宋称“蕃蛮”，元、明、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称“八蕃”、“仲家”、“侬家”、“布笼”、“笼人”、“土人”、“夷族”等。
布依族自称“濮越”或“濮夷”，用汉字记音写为“布夷”、“布依”、“布越依”、“布绛”等等。在布依族语言里，“布”是“族”或“人”的意思。
故旧方志中，有将布依族记为“夷族”、“夷家”、“夷人”者。除自称之外，不同地区布依族之间还互相称为“布笼”、“布那”、“布土”、“布都”、“布央”、“布笼哈”等等。1953年，根据本民族意愿并经国务院批准，统一命名为“布依族”。
有学者认为，西汉时的“夜郎”国与布依族有一定渊源关系。其证据为：“夜郎”国辖地虽广，但其中心区当在布依族聚居的今贵阳市、安顺市、黔西南或黔南自治州一带；其次，“夜”与“越”、“郎”与“骆”音近，而“郎夜”与“骆越”含义也是一样的，意为“以郎氏为首领的越人国”。“郎”、“骆”是古代越人对“郎”氏族王、官、领袖或头人首领的音译。
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布依族、壮族被称为“俚僚”、“蛮僚”或“夷僚”。五代以后称布依族为“仲家”，宋代称壮族为“壮”。“仲”与“壮”同音异写。后来，由于长期分居，便逐步形成了布依与壮两个民族。
秦、汉时代的布依族地区，已经产生世袭的王或侯。王侯居住的地方已经形成了“邑聚”，并有强大的武装力量。这说明当时社会生产力已有较大发展。据考古证明，在布依族地区出土的两汉时代文物，主要是铜器和铁器。
西汉以后，“夜郎”地方政权被汉王朝所统一，置牂牁郡。从此，布依族地区和中原地区的接触逐渐增多。唐代，中原王朝在布依族地区设置了一些羁縻州县，以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刺史，世袭其地。
五代时，增设了“八蕃”土司。
宋朝继续推行“羁縻政策”，分别授给当地首领以刺史、司阶、司戈、将军等职衔，分别划归四川路、湖南路和广南西路节制。
元代置罗甸宣慰司、顺元路军民安抚司、都匀军民府、于矢部万户所及泗城州军民府等。明代的土司制度更加趋于完备，一直到清雍正年间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以后，统治布依族地区达一千多年的羁縻制度和土司制度，才逐步结束。
明末清初，布依族地区社会生产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这时期，农具中锄头的重量和长度都普遍增加了，锄口也由过去的贴钢改进为夹钢；稻谷脱粒由从前使用棍棒改为使用挞斗，劳动效率大大提高。罗甸、安龙和平塘等地还使用了水碾。
由于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粮庄百姓”和“私庄百姓”逐渐发生两极分化，其中一部分人日益贫穷而沦为佃农，另一部分却日益富裕而形成富农、地主。
而清朝“改土归流”运动，为布依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持，客观上加速了布依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领主经济、土司制度的崩溃。但是，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土地高度集中，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却越来越加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激起了布依族人民无数次的反抗斗争。
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发生于清嘉庆二年，由安龙县布依族农民韦朝元、王阿崇和汉族桑鸿升领导的“南笼”起义。王阿崇是清朝中期布依族一位杰出的农民女领袖，出身于贵州安龙县洞洒寨的贫苦农民家里。清嘉庆元年，她与韦朝元一起领导“南笼”农民起义时还不到二十岁。
嘉庆三年九月，王阿崇等起义领袖不幸被俘英勇就义于北京。事后，当地人民曾把王阿崇、韦朝元等人的塑像安放在安龙县城和当丈寨里，其英雄事迹至今仍为布依族人民所传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