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枕戈待旦，默默守护着祖国的繁荣安定。
而“火箭军”这个名字，最初是由导弹之父钱学森所提。
但令人意外的是，在我国导弹部队正式成立命名之时，周总理却并未采纳此名。
这是为什么？
那么，这支部队现在为何又成了“火箭军”？
中国也可以搞导弹
1955年，中国用十几名美国王牌飞行员战犯，把钱学森从美国换回了国。
而钱学森回国第一件事，就是考察东北。
当时，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陈赓在陪同参观期间，问出这样一句话：
“钱先生，你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
后来，这成了屡被引用的经典台词。
钱学森那年44岁，就已经是世界顶尖级别专家。
他半分犹豫也无：“有啥不能？外国人能造出来，中国人难道就不行了？”
“好！钱先生，我要的就是您这句话！”
不久后，一场钱学森给军队高级将领的讲课，就被定了下来。
时间安排在1956年元旦下午。
听课者有贺龙、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元帅等高级将领。
显然，这规格相当之高。
可见军委有多看重钱学森的讲课。
就是在这一次课上，钱学森在黑板上写下了对新中国意义非凡的三个字——“火箭军”。
火箭武器，也就是导弹。
火箭军，也就是导弹部队。
钱学森建议军委，成立一个装备火箭的新军种。
当时，我们国家才从出朝鲜战场上下来，需要休整。
再加上，那一仗虽然赢了，但却叫我们认识到自己与美国武器装备的鸿沟。
我军的高层指挥员，大多连导弹都不晓得是怎么回事。
更别说火箭军了。
在他们的固有认知里，就清楚陆、海、空三军部队。
如今告诉他们要搞一支能够远距离高精准打击目标的部队，听起来就像是天方夜谭。
也难怪钱学森刚一提出，就遭到质疑。
但即便如此，他还是信心满满地保证：“中国人搞火箭，完全可以自力更生！”
听闻此，大家才放下了悬着的心。
讲课结束，钱学森还与周总理进行了一次会面。
并在不久后，其递给总理一份意见书。
然而，正是这个意见，引发了党内巨大的讨论。
那就是，中国到底要先搞导弹，还是先搞飞机？
不少人都觉得，中国连战斗机都还没有搞定，就想搞火箭，多少有点激进。
毕竟，基础都没打好，怎么能建高楼。
更何况，制造导弹的难度比飞机大多了。
如果耗在导弹上一直造不出来，那不也耽误了飞机的发展。
对此，钱学森有理有据一一解答，最终说服了所有的将帅们。
首先，一代战斗机的研制，绝没有想象中简单。
要知道，发达国家都经历了十五年的钻研，才把战机列装到部队。
按我国才起步的工业水平，15年大概率是做不到的。
而且，战机研发出来后，是要批量生产的。
仅凭当时我们的经济实力，的确很难实现。
除此以外，飞机制造出来还需要人驾驶反复使用，确保过关、保证安全。
但凡一个部件出问题，损失将十分惨重。
可导弹不一样。
它是一次性使用，无需人操作。
即使部件一般，但组合起来，同样能达到效果。
而且，导弹不需要像战机大批量产出，打击威力大，适应范围广。
地面、空中、海上都能有效打击，正好弥补了我国海军弱、没战机的情况。
就这样，一锤定音，新中国做出了研制“两弹”的战略决策。
总理不用“火箭军”
就当时中国科研水平来说，研制导弹，组建火箭军，可是个空前艰巨的大工程。
为此，周总理立马化整为零，将大难题分成了三块任务同步进行。
第一个任务，导弹的理论研究。
彼时，总理主持组建了导弹管理局和导弹研究院。
由钱学森带头力克难关，突破制造导弹的技术。
同时，我方还与苏联协议，引进导弹样品、专家、设备与技术。
考虑到中国在导弹这块完全是一张白纸，钱学森决定从仿制开始，逐渐转到自主研发。
这一过程中，更重要的在于吸纳外国导弹的设计思维。
然而令国人措手不及的是，就在仿制来到关键阶段，中苏关系恶化。
一时间，专家设备图纸统统被撤离了中国。
但即使如此，在钱学森等科学家的带领下，中国还是努力突破了核心技术，研制出我国的首枚导弹“东风一号”。
第二个任务，建立导弹试验基地。
周总理将这个重任交给了开国中将孙继先。
那时，他在朝鲜当第二十兵团副司令，调回来才晓得组织是让他负责这么大的事情。
孙继先
接着，其与陈锡联、苏联专家组成勘察队，最终将基地选在一望无际的额济纳旗戈壁滩。
彼时，孙继先提出“干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
就这样，喊着口号，他带领众人开始了如火如荼的基地建设。
那段时间，孙继先从正经兵团司令变成了基地光杆司令，强拉硬拽找军队要人，找高校要学生。
硬着头皮向万毅、罗瑞卿甚至周总理伸手要钱，厚着脸皮捡各种施工边角料。
只不过，对此他却动力十足，丝毫没有考虑什么面子问题。
在孙继先看来，只有完成党和国家交给他的任务，才算真正长志气。
1958年，我国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靶场建成。
此举为独立发射导弹打好了基本功。
两年后，我们成功发射了首枚地对地近程导弹“东风1号”。
第三个任务，组建导弹部队。
1957年，炮兵教导大队成立。
这个部队隶属炮兵，旨在培训一批精通导弹的现代化军事人才。
那段时间，三个任务同时进行。
当然，第一步是关键。
如果没有理论技术上的突破，也就不用谈后面的试验与部队组建了。
虽然当时我们勒紧裤腰带，倾斜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干这三件事。
但最后的成果对得起众志成城的付出。
1964年秋，我国首枚原子弹试验爆炸成功后，中央趁热打铁，立即下达了组建战略导弹阵地的命令。
也就在这个时候，负责考察选址的副总参谋长张爱萍想到：
应该成立一个新的领导机构，来领导导弹部队。
毕竟，导弹与炮兵的炮弹都不同，训练与作战方式也不同。
张爱萍很快向中央提出这个建议。
只可惜，那个时候，我们只有几个规模不大的导弹团。
研发的导弹运输工具以及原子弹还不成熟，事情就搁置了下来。
张爱萍
直到1966年，中央才终于通过了“成立中国战略导弹部队领导机关”的决定。
接着，军委撤销了公安军，但保留了里面领导机关。
然后将之与炮兵下辖的导弹部队技术部合并。
而导弹部队司令部，主要以炮兵技术部的人员为主。
政治后勤部则以公安军的人员为主。
各取所长，合二为一。
一切敲定后，就剩最后一个问题了。
这个战略导弹部队应该叫什么名字？
张爱萍倾向钱学森曾写在黑板上的“中国战略火箭军”。
毕竟，这看起来是最贴合实际的名字。
然而，当呈批件送到周总理案头，总理却没有采纳火箭军的名称，而是取名为第二炮兵。
就这样，1966年7月，第二炮兵部队正式成立。
很多人不太理解，战略导弹部队从炮兵里独立出来后，为什么还要叫炮兵呢？
而且，第二炮兵并不是继海陆空军后的第四个军种，依然是一个兵种。
兵种和军种，别看一字之差，待遇却大不相同。
要知道，军种一般都包括若干个兵种和专业兵。
有领导指挥机关、科研机构和后勤保障系统。
这都是兵种不能比的。
既然要建设专门的一支战略导弹部队，又为什么不给予最好的配置促进其发展呢？
从二炮到火箭军
周总理做事向来是稳重细致，滴水不漏，之所以取名第二炮兵，必然有他的用意。
一个原因是，火箭军的名称，别国也有用。
第二炮兵这个名字更能突出中国特色，一听就知道这是中国部队。
当然，这只是次要的。
最关键的还是在于，政治上的考虑。
在当时，世界上拥有导弹部队的，除了中国，就是苏联与美国了。
苏联战略火箭军成立于1959年。
这也是苏联唯一没打过仗的军种。
但它的威力可无人敢小觑。
即使苏联解体了，俄罗斯至今都保留着这支火箭军，成为俄罗斯国防建设的重点。
不同于苏联，美国其实并没有专门成立一个火箭军。
他们也像中国一样，把导弹部队以兵种的形式，分散在海陆空三军之中。
三军各自为政，都不愿让渡导弹资源与军费。
出于这种激烈的竞争关系，直到80年代，其才成立了专门的战略导弹部队。
现在隶属于战略空军司令部，由总统直接指挥。
美国和苏联都是拥核强国，而中国只是刚刚步入其中的一个新手。
如果一上来我们就高调组建火箭军，全球都会把中国视为威胁。
况且，在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国际上的中国核威胁论已经甚嚣尘上。
再整这么一出，那可真是有口也难辨。
不得不承认，从实际出发，我们的实力与美苏差太多。
苏联的火箭军是军如其名，在1957年就拥有了射程高达到8000公里的R-7洲际导弹。
其火箭军总兵力也有50万人。
而美国，别看人家没组军种，但实力摆在那里。
毕竟美国那是全球唯一一支执行过核打击任务的力量。
所以，我们既不同于苏联火箭军的规模，更没有美国战略空军的打击力；
还是归到兵种系列里边低调做人，埋头苦干，争取缩小差距，比较实际。
不得不说，周总理考虑得很周全。
对当时的中国来说，“第二炮兵”是最适合的名称。
不过事情到了2015年，又发生了变化。
当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正式成立。
火箭军的授旗仪式引起世界的瞩目，所有人都在关心一件事。
那就是，“二炮”一直是中国国防力量的定海神针。
改名后的导弹部队，是否定位也有所改变？
没错，这不单单是改名换姓这么简单。
其中，另有玄机。
首先改名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
我国的国防政策也正在走向透明，不需再遮遮掩掩。
其次，世界其他国家的导弹部队大多都叫做火箭军。
这样也是为了方便与他国开展军事交流合作。
最重要的一点，从兵种升级为军种，火箭军的战力意味着比之前有所提升，还是提升了一大截。
军事专家分析，二炮之前的主要任务是遏制他国对中国用核、常规导弹打击。
其主要武器是运载核弹头或常规弹头的战略导弹。
升级之后的火箭军，可能更加专门化，更专注于战略打击。
意思是，原来短程战术导弹打击力量，分散给各集团军，火箭军就专门远程战略核威胁。
当然，这一举动肯定会再次引起一些国家的紧张。
尤其是对中国向来不怀好意的美西方。
美国海军上将帕帕罗就表示：“只有傻子才不担心中国火箭军。”
非但这样，他还说，美国每天都在努力开发应对火箭军的作战程序和武器系统。
对此，中国还是那一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中国始终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但也始终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