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30年前，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便断言，“自由、民主政体”可能构成“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和“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因此，人类历史可能已进入最终定型的阶段，也就是“历史的终结”（来自其文《历史的终结》）。
福山的结论虽然“夜郎味”十足，也不能完全代表西方社会的理想共识，但其言语所揭示的根本内涵却不容置疑——“自由”＋“民主”就是西方社会的核心架构。事实上，不只今日，自从其诞生以来，“自由”和“民主”便是西方世界的思想基石。由此也可知，“自由”、“民主”既是走入西方思想的必由之路，也是欣赏西方社会的最佳窗口。
正因如此，本文就先来介绍“自由女神”的前世今生；至于“民主先生”的来龙去脉，则留待下文继续。
与“民主”（democracy）相比，“自由”（liberty）的历史并不悠久；“民主”早在希腊的“城邦时代”便已成形，而“自由”则是一个近代才有的新概念。但是，“新概念”不等于“新思想”；作为一个所谓近代的“新概念”，“自由”的实际内涵其实早已有之。这就是希腊世界的“无君无父”文化。
一，“自由”的前世，希腊“无君无父”文化纵观整个人类的思想史，任何一种理念或思想的产生，都不是无中生有的“灵感乍现”，而是原有意识有迹可循的“自然演进”。在此过程中，人类已有的情感走向、文化传统等等，都有可能诱发或催生“新的思想”。事实上，降生于近代西方的“自由”思想，就是古希腊已有的“无拘无束文化”的演变结果。进一步而言，近代所谓“全新的”自由思想，其实是古希腊“狮兽野性”，经过西方的“理论升华”，而形成的“思想成果”。
以上判断基于如下依据。首先，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所谓“迈锡尼文明”与“希腊文明”都属于原始而野蛮的“文明形态”。其次，只有“原始而野蛮”的文明，以及“崇尚自然”的生活姿态，才会孕育出“随心所欲”的文化认同。也只有“无拘无束”与“随心所欲”的文化底色，才能为“自由女神”的未来崛起提供适宜的文明环境。
这一点，既可在“希腊神话”里，也可从“希腊哲学”中得到充分的印证。
1，希腊神话的“无君无父”现象
当初，古希腊人之所以创造一个宙斯家族，无非是要给“无法又无天”的“伯罗奔尼撒世界”找一份精神的依托，或心灵的慰藉。然而，从“希腊神话”中我们看到，作为希腊世界的“天大王”，“管天管地又管人”的宙斯明显有些“德位不配”。
具体而言，虽然宙斯功成名就（将其父一举赶下‘神山’、自己得以成功上位），且家族显赫（权倾天下的‘十二主神’就都是宙斯的家眷亲属），但“天王”却有个好色的“老毛病”——他不仅在天上胡来，与众多“神灵”不清不楚；更常常到人间乱搞，多次勾引“良家女子”。例如，“特洛伊战争”的头号罪魁、曾引得无数“英雄”竞折腰的“西方头号美人”海伦，便是宙斯与斯巴达皇后勒达的私生女。
其实，如果用中华的标准衡量，宙斯无疑是典型的“无道昏君”，也早该被“有道明君”取而代之。不过，由于西方祖上的“立神标准”明显低于中华祖先的“为君之道”；因此，尽管宙斯如此荒淫无道，却仍可稳坐天王宝座。只要“法力”犹存，天王便可保其“魅力”不减，并继续将整个希腊世界玩弄于手掌之中。
而宙斯自身的“品质瑕疵”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希腊文化始终无缘领略“君临天下”的“王者之仪”。最终，希腊文明生出的是一种“天王本无道”、“凡人自无德”的道德传统；时至今日，这一“淡薄道德”的古老传统仍旧制约着西方世界的伦理深度。
此外，传统的希腊文化不仅“无君”、而且“无父”。希腊“无父文化”的典型表现，便是希腊神话中不时闪现的“弑父情结”。借助广为流传的“希腊神话”，西方文明不仅结识了“用镰刀阉割”其父的克洛诺斯（即天王宙斯之父，后又被宙斯赶下神坛），也听说过“弑父娶母”的俄狄浦斯。后人则将希腊神话的此种现象概括为西方世界“弑父文化”，好一个西方特有的“弑父文化”。
所以，明向行远认为，从根本上看，“希腊文明”就是一种既无君、也无父的“野蛮文明”；用西方自己的说法，“希腊文化”则是一个合乎自然的“天性文化”。
2，希腊思想，“个人为本”
就在“无君无父”成为希腊文化的同时，“自我为本”意识也在希腊世界得到普遍认同。具体而言，希腊人“自我为本”的思想意识主要表现形式有，“个人的哲学”、“雄辩得真理”、“怀疑一切”。
其一，“希腊哲学”，“个人智慧”
英文philosophy来自希腊语philosophia，字面意是“热爱（philo）”＋“智慧（sophia）”。可见，在希腊人看来，“哲学”就是“个人”出于对“智慧”的爱好而从事的一项脑力活动或“思想旅行”。由此还能看出，希腊的“哲学”一开始便从“个人”出发，并以“自我”为中心。例如，作为“西方实用主义鼻祖”的普罗泰戈拉（约前480年—前410年），就有一句名言传颂至今：“人是万物的尺度；既是存在物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物的尺度”。在这里，“以人为本”的“哲学态度”扑面而来——“人”说什么样，宇宙就是什么样。而这里的“人”并非“普通人”，其实是“哲学家”或“诡辩家”（又称‘智者’）。
此外， 苏格拉底虽然自称“一无所知”，但他却被后人推举为“大哲学家”，并且培养了一位高徒柏拉图。其实，他的“哲学”可以一言以蔽之，“不轻信” 任何人、任何事；就是用“怀疑的眼光” 看待一切。同时，他也有一句名言，“未经检验的生活不值得一过”。将以上两点结合起来，便是，只有经过“自我”“检验”的生活才有意义，只有“自我认可” 的智慧才是“真理”。
当然，也正是由于其始终教人（青年人为主）“用怀疑一切的眼光看世界”，“大哲学家”才被雅典社会指控“伤风败俗”、“毒害青年”，并最终被处以死刑（服毒而亡）。
其二，“雄辩”得“真理”
根据以上对“希腊哲学”的初步分析，我们很容易发现，“个人的哲学”只要往前再迈一步，就可能进入“个人的真理”。
事实确实如此，在“希腊三贤”老大（即苏格拉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下，“个人色彩”浓重的“希腊哲学”果然结出了“真理”的果实。不过，该“真理”不叫“个人的真理”，而是“诡辩的真理”（‘诡辩’也称‘雄辩’）。当然，主导“诡辩术”的也不是“爱智”的“哲学家”，而是以“智者”自称的“诡辩士”。
因此，尽管遭到以“希腊三贤”为代表的“爱智者”（即‘哲学家’）的明显歧视，但无论在城邦的希腊、还是共和甚至帝国的罗马，“诡辩家”们的日子始终过得有滋有味。不仅如此，由于其群体更大、且更接地气，注重实用的“诡辩家”就比孤芳自赏的“哲学家”更有市场，也更代表彼时社会的主流意识。
就这样，“诡辩术”便顺理成章地变成希腊罗马社会名副其实的主流“显学”；不仅“打官司”需要诡辩，“升官发财”更离不了雄辩。以西塞罗为例，他不只是罗马著名的政治家、法学家，更是一位名扬天下的大雄辩家（诡辩家）；离开他的“如簧之舌”，他的“辉煌人生”恐怕将成“无本之木”。
最终，不知不觉中，长盛不衰的“诡辩术”、风光无限的“诡辩家”，就把希腊罗马变成了一个“诡辩的世界”；在这里，“真理”不是“别人的”，而是“诡辩家的”。
其三，“怀疑主义”兴起
接下来，除了“眼高手低”的“哲学家”，与“颠倒黑白”的“诡辩士”外，热闹非凡的希腊哲学界还迎来了另一位姗姗来迟的“怀疑论者”，其哲学主张就叫“怀疑主义”。“怀疑论者”以皮浪、高尔吉亚为核心，他们的核心思想只有一句话，既“不相信”现实世界的真实性，更“不承认”人类判断的可靠性。不仅如此，进入近代以来，“怀疑主义”依然宝刀不老，启发出了“不可知论”和“虚无主义”。直至今天，它对西方社会的道德意识、真理概念、甚至人生理念，都有深刻的影响。
由此可见，远在希腊罗马时代，无论是“高雅无双”的希腊哲学、还是“不可理喻”的怀疑主义，或是“俗不可耐”的诡辩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我的思想我做主”。这些，都在客观上，为千年后“思想的自由”打下了哲学的根基。
简而言之，远在“古典时代”，不仅“无君无父”的希腊文化，而且“自以为是”希腊哲学，它们都在为西方未来的“自由思想”而铺路搭桥、默默奉献。
不过，在随后的基督时代，这些“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真理”、“主义”，都将被“万能的”上帝一扫而光。同时，即使在“黑暗的”中世纪，这些“无拘无束”的文化、“我即真理”的哲学都没有灭绝；它们就像“冬眠”的动物，一旦“惊蛰”到来，便会一跃而起、满血归来。
二，文艺复兴：“自然”回归，“自由”诞生终于，西方世界祈盼已久的“文化惊蛰”终于到来了，这就是将会改变整个人类文明的西方历史“三剑客”，“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正是在这场人类文明大变革中，希腊传统的“无拘无束”文化才得以脱胎换骨，并出落成“自由女神”。
1，“天性”本“野性”，“自然”生“自由”
西方近代的所谓“文艺复兴”，其实是“希腊文艺（文化）”的复兴；例如，曾被誉为“诗人中的诗人”的雪莱就曾说过，我们全是希腊的，我们的法律、文学、宗教、艺术，根源都在希腊。因此，这次“复兴”的主要内容，基本都是希腊原有文化及传统的“翻新”或“升级”。
首先，古希腊特有的“狮兽文化”，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 和“再加工”，便演变成对“自然”（Nature）的崇尚。当然，这里的“自然”（ Nature）主要不是指“大自然”，而是万物的“天然状态”（拉丁语 Natura意‘出生，天然’）。因此，在近代西方的语境里，“崇尚自然”就不仅只是 “肯定和赞赏人与万物（以动物为首）的天然状态”；而且它更强调“人和兽”或“人与动物”的共性与平等。例如，在英语里，“兽性”与“天性”都可称为the nature of the beast；而 Animal spirits虽然字面意为“动物精神”，但它既可代表“动物的活力”，也能表示“人的生机”。此外，“文艺复兴”之后，西方文学、艺术界还出现过一种“高贵的野蛮”（the noble savage）时尚，就是“以野蛮为高贵”。而“高贵”与“野蛮”之所以能够“热情拥抱”，本质上还是起源于对“自然野性”热衷和向往。
再如，希腊时代“无君无父”的古老传统也有新的发展。以“弑父情结”为例。便成长为更高层次的“弑父文化”。进入近代，作为一种西方独有的、野蛮而反人性的邪恶心理，“弑父情结”先是被轻描淡写成普通意义的“叛逆意识”，从而得到“同情”和“理解”；不久之后，“弑父”被进一步“升华”，变身成了“反抗权威”的“可贵精神”，进而升格为一种具有魅力的文化现象。例如，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弗洛伊德就把西方民主制度的产生直接归因于儿子对父亲的反抗；他认为，文明的过程就是从专制的“原始父亲”向民主的“兄弟联盟”的转变。
另外，希腊哲学“以个人为中心”的传统同样在近代得以延续，并在笛卡尔手上得到发扬光大；由稍显蛮横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发展成清新脱俗的“我思故我在”。
就这样，在希腊“自然天性”全面复苏的大背景下，在“野蛮（即）高贵”、“弑父有理”等意识或理念的簇拥下，早就习惯了“无君无父”的西方文明，终于迎来了心仪已久的“自由女神”。
［另注，西方世界的“自由”一词（英语Liberty）来自拉丁语liber，其本意是“从事自由职业的人”；进入近代、尤其“文艺复兴”之后，“自由”才有了“自主、自立、拒绝强制、人格独立”等等丰富内涵。]
2，“自由”得名，“资本”获利
从文明进化的高度来看，应运而生的“自由女神”确实没有辜负西方社会对她的千年期待；她不仅很快便显露出卓越的领导力和强大的整合力，并迅速在众多领域掀起了影响深远的系列“革命”。因此，考虑到“自由女神”在其中发挥的核心作用，我们也可将这场西方近代的“社会革命”称之为“自由的革命”。
从时间上来看，近代西方的第一场革命发生在宗教领域，史称“宗教改革”。在这场“改革”中，首先由于“自由意识”的有力推动，又借着罗马教廷引发的“天怒人怨”，西方社会一举推倒了罗马教廷对“神的世界”的千年垄断；不仅夺回了“阅读圣经的自由”，还争得了“解读上帝的自由”。从此以后，“万能的上帝”不仅失去了高高在上的“神圣地位”，还必须认真倾听、甚至坚决服从西方世界的“民意”；否则，广大信徒就会不断“改革”，直到如愿以偿。总之，无论在“神的世界”，还是“精神的世界”，西方都获得了彻底的“自由”。
接下来，“自由女神”再接再厉，又从“实践”与“理论”两个方面，向“黑暗的”现实世界发起了全面进攻。
在实践方面，“自由女神”亲自领导了近代以来不计其数的“自由之战”。既有“争自由”、“争平等”的国内革命，如英国式的“光荣革命”和法国式的“大革命”；也有“争解放”、“争独立”的民族战争，如意大利、希腊的“独立战争”。自然，在所有这些有关“自由”的“战争”或“革命”中，“自由女神”都表现不俗。例如，在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中，“自由女神”不仅冲锋在前，而且还是“赤膊上阵在”。因此，作为匈牙利解放运动的著名诗人，裴多菲便对“自由女神”极为崇拜，并喊出了响彻世界的自由呼声，“若为自由故，二者（生命与爱情）皆可抛”。
‘自由引导人民’：‘自由’不是吹的，而是打出来的
在理论方面，由于不便“抛头露面”，“自由女神”一般都借助“思想家”、“哲学家”之类的“文人墨客”，来阐述和传播自己的“自由”思想与理念。以包括了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经济自由、自由市场等全套自由方案的“古典自由主义”为例，其主要代言人就是著名的亚当▪斯密。
下面，我们则主要回顾一下，在“自由”思想的武装与协助下，“金钱”如何变身“资本”，“资本”又何以成为改变世界的“资本主义”。
首先，尽管外表上金光闪闪，但“金钱”（即‘货币’）其实原本也只是一种可以买卖的“东西”（即‘商品’）。只是由于其特别善于“做买卖”，“金钱”便因此逐步变成了“买卖的媒婆”，也称“交易的媒介”。总之，直到近代之前，人类对这位“擅长交际”的“商品媒婆”并不十分热衷。例如，古人对“金钱”就远不如对“土地”或“房子”的热情那么大。
然而，进入近代，在西方世界，随着“自由女神”横空出世，以及“自由竞争”、“功利主义”等新思想不断涌现，不仅“人”自身获得了空前的自由，而且“人的劳动”（即‘劳动力’），以及“人的劳动的成果”（即‘产品’）也都变得越来越自由。这一过程也叫 “人的劳动成果”和“劳动力”的“商品化”。
在此背景下，从前貌不惊人的“金钱”身价大涨，并成为商业场上必不可少的“商品货币”。紧接着，“货币”的地位再度攀升，进而成为通行世界的“资本大佬”。马克思把古老“金钱”的这次“华丽转身”称为“货币的异化”；同时他还指出，在“货币异化”的背后，还隐藏着更为关键的“人的异化”与“劳动的异化”。
其次，我们必须明确，在近代西方的这场“自由大革命”中，尽管“自由”曾经大出风头，而且也算功成名就；但最终来看，这场“文明大变革”的最大赢家其实是含而不露的“资本大佬”。历史告诉我们，在借着“自由”的威力赶跑国王、贵族之后，尽管有过一些“历史的反复”（如法国的多次‘革命’），但“资本”还是最终（通过议会）掌握了西方社会，将“民族国家”成功地改造成实质上的“资本国家”。
明向行远小结：从源头来看，诞生于近代的“自由女神”，既是客观历史的“必然结果”，也是希腊“野性文化”的“时代成果”。总之，无论“抛开文化谈历史”，还是“抛开历史谈文化”，其实都是“独眼看世界”；既不“立体”，也不全面。
三，“战后”的西方：“自由”步步紧逼，“道德”节节败退战后以来，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西方原有的“自由”思想也在不断演变。其主要特征就是，“个人自由”不断膨胀、“伦理道德”日渐缩小；“资本自由”走遍全球、传统文化“四面楚歌”。
首先，与传统的“自由”相比，战后的“自由”在内容和指向上都有重大调整。传统的“自由”基本与“解放”相当，其主要任务也十分明确，就是“反压迫”、“反专制”，以及“解放人性”。而进入战后，“自由”的内涵却逐步向“权利”靠拢，其使命也从“解放人性”逐渐转向“争取权利”，甚至成为“争权夺利”的幌子。以“罢工自由”为例，当初西方社会确立“罢工权利”的初衷本来是“制衡资本、捍卫工权”；但在今天，为了“捍卫”一己私利，西方的工会就往往用“罢工”来“制衡”整个社会。比如，规模庞大的法国公共事业机构，就喜欢在关键时候“掉链子”，让整个社会“有理无处说”。
其次，随着“自由”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不仅对“他者自由”的尊重逐渐淡化，其对传统伦理的敬畏也在缓慢消失。以传统的“恋爱自由”为例，其最初的“光荣任务”本是打破“门第观念”、“家庭束缚”、甚至“阶级阻隔”，以实现真正的“情感自由”。可是，五十年代以来，以美国式的“性自由”（又称‘性解放’）为转折，西方的“爱神”便如同“脱缰的野马”，漫无目的地一路狂飙……最终，不仅“恋爱自由”变成“乱爱自由”，更给世界带来个送不走的“瘟神”（艾滋病）。
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看到，一旦越过“情理”（英语为common sense）的界限，“自由”必然会闯入“道德”的领地，而与之发生冲突。届时，“自由”将与“道德”展开一场“零和博弈”——“自由”的“所得”必以“道德”的“所失”为代价，反之亦然。
而事实早已证明，这其实是一场实力悬殊的“零和游戏”。因为，在西方世界，与风光无限、人气爆棚的“自由女神”相比，从古至今，“道德”都是一种聊胜于无的“虚拟存在”。无论对于“荒淫无耻”的天王宙斯，还是“个人为本”的希腊哲学家，乃至“理性至上”的近代思想家，“道德”都只是生活中的一个“配角”，而且是“很小的”配角。
就这样，面对“自由女神”发动的一次次猛烈攻势，曲高和寡的“道德先生”只有招架之力，被迫节节败退。以“毒品”在西方世界的逐步泛滥为例。战前，每每涉及到这一敏感话题，西方社会一般都会听取一下“道德”与“教会”的意见或看法；而到了战后，随着“自由”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瘾君子”的“人权”同样“与时俱进”，并且“水涨船高”。（据明向行远的最新消息，从2023年1月起，在加拿大不列颠及哥伦比亚省，不仅一定量以下的毒品消费全面放开，而且当局还将向瘾君子们提供必要的‘消费’指导）
最后，我们简单谈一谈“资本大佬”的“自由进展”。随着“柏林墙”倒塌、隔断东西的“铁幕”消失，一贯“视自由为生命”的“资本大佬”果断抓住时机，迅速向全球扩张。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为引领，以资源配置“全球化”为口号，“资本大佬”不仅要把“整个地球”改造为资本的“一个村子”，还要将“整个人类”驯化成永不知足的“消费动物”。
当然，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除了再次搬动“自由”这位“女神”外，“资本大佬”也离不开“狮兽文明”这位“老搭档”。于是，在“大佬”的精心导演下，仿佛一夜之间，“地球村”、“全球化”便成了整个西方的口头禅。
自由女神：外表虽然很美，内心其实很野！
明显行远小结：与西方的“狮兽文明”类似，诞生于西方的“自由女神”同样具有“狮”和“兽”的两重性。因此，我们既要认清“自由”野性十足的“兽性”一面（如极端自由主义对西方及整个世界造成的道德侵蚀）；也应看到“女神”充满活力的“狮性”一面（曾为人类社会带来过“反压迫”、“反剥削”等等进步思想）。总之，适度的自由可捍卫人性，过量的“自由”必助长兽性。
姜文张嘉译的一部电视剧叫什么?
《北京人在纽约》
《北京人在纽约》是由郑晓龙、冯小刚执导，姜文和王姬主演的第一部境外拍摄剧。
《北京人在纽约》讲述了一批北京人在纽约奋斗与挣扎的生存故事。
本剧已于1994年1月1日上演。
剧情简介
美国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讲是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度，来自大洋彼岸的消息也不相同，有人说那里是天堂，有人说那里是地狱。大提琴家王起明和妻子郭燕从肯尼迪机场下机伊始就陷入了一种可怕的幻灭感中，为了谋生，王起明进餐馆打工，郭燕去工厂干活。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们放弃了同甘共苦的初衷，走上了一条充满竞争，心酸，冷漠的人生之路。 王起明暴发有了钱，郭燕找到新的家，但都没有因此获得幸福安宁，在新的生活波折中，王起明大起大落一贫如洗，郭燕被逐出家门流落街头，他们的女儿也要离家出走。
自由女神依然冷傲注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涌入纽约淘金寻梦，又有一批中国人走出肯尼迪机场，望着他们兴奋的面孔，王起明百感交集。
以上内容参考：北京人在纽约
美国国会大厦介绍
小学语文课本上有一篇课文叫做人民大会堂，介绍了人民大会堂的雄伟壮观。人民大会堂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许多大事件。人民大会堂在中国人民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可以说是中国政府的标志性建筑。如果说中国有人民大会堂，那么美国就有国会大厦。
美国的国会大厦是美国国会的工作地点，坐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山上。代表的是美国政权，是美国的核心建筑之一。美国国会大厦有着悠久的历史，修建于1793年，是由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亲自奠基，于1800年建成使用。
美国国会大厦的命运是多灾多难的，1814年，第二次英美战争爆发，美国大陆陷入战争之中。首都华盛顿的建筑在战争中被战火燃烧殆尽，国会大厦也未能幸免于难，于1814年遭到焚毁。战争结束后，美国重新修复国会大厦并且进行了扩建，至今，国会大厦已经经过了多次扩建工程，形成了如今的格局。
美国国会大厦最为著名的形象就是出现在各种电视新闻中的大圆顶。这个大圆顶成为了世界各大电视电台在美国报道新闻的最佳背景。美国国会大厦圆顶的内部是一个大厅，能够容纳三千人。圆顶顶端是一座六米多高的自由女神像，圆顶之下是圆柱式门廊，门廊内有三座铜质的“哥伦布门”。象征的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情形。圆顶之中的圆形大厅有着美国自成立到现在的政治缩影，挂有八副大型油画，记录的是美国的历史。大圆顶内部画有大型画作，画作内容为美国总统华盛顿与自由女神和胜利女神及其他十三位女神，代表的是美国开国之初的十三个州。
美国国会大厦现在全长233米，有三层之高。大圆顶的南北两侧分别是众议院和参议院所在地。众议院会议厅模仿巴黎万神庙建造，属于古典复兴风格，美国总统每年都会在此地宣读国情咨文。国会大厦东方有着一个大草坪，美国总统换届时就在这里宣誓就职
美国国会大厦是美国人心中民享政治的标志，代表的是民有、民治、民享。是美国政权的标志，在历经了沧桑的历史之后，如今的和平年代，国会大厦见证着美国重大政策的通过与否决。它就像一个巨人一般，见证着美国的衰落繁华，荣辱兴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