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3月的某一天，陕西汉中城固县宝山村突然出现了三个“怪人”。三个人都是一身工装，脚上穿着套鞋，上面沾满了泥浆，看样子像是从工地里边出来的，可是他们手中拿的工具却很奇怪，村里儿是从来没有见过。而且他们三个人的行为也很奇怪，他们先是在村里边见人，就打听问有没有看到过残破的瓦片呢？当看到有一个土堆，他们在土堆上面又翻又捡，看到残破的陶片和瓦片的时候，就兴奋得手舞足蹈。
这三个人会是什么人呢？久居深山的村民感觉这三个人很神秘，事实上这三个人的确不是普通人，领头的是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赵丛苍教授，不过当时的他还不是这个身份，而是在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在读的硕士生。那么这几个学生为什么要跑到深山沟里边去找这些陶片呢？是找什么宝贝呢？赵丛苍当年去宝山，为的是要破解一个困扰了古代金石学家长达近千年的大谜团，那就是城洋青铜器之谜。
众所周知，青铜器是我国商周时期的一种独有的器物，像著名的后母戊鼎、四洋方尊、莲鹤方壶、越王勾践剑、曾侯乙编钟等等这些青铜器是享誉世界，代表了我国早期的金属冶炼和高超的铸造水平。
那么城洋青铜器之谜又是怎么回事呢？上世纪70年代的一天，城固县宝山镇苏村的一位村民在挖姜窖，几锄头下去，竟然挖出了一个“老地窖”。他跳下去一看，窖两边的洞里，还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铜碗和梭镖。他凭直觉判断，这可能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于是便把这事汇报给了县文化馆，文化馆随之派人前往现场进行清理。在这个器物坑中，发现出土了多达410件青铜器，其中包括2件方罍，97件兵器，32件面具及280多枚青铜泡钉。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些青铜器的出土仅仅只是“神奇”的开始。从1955年到2004年的49年之内，在城固县和紧邻的洋县，青铜器就像是被人撒下了种子一样开始不断地长出新的青铜器来，临近湑水河狭长的地域内共计出土了700多件各类青铜器，这些青铜器数量可观，器形多样，包括各类容器、兵器、工具、仪仗等。其中，达到国宝级别的就有9件。在城洋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一些重器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方罍形制几乎一样。
查阅史料后，学者们发现，其实早在北魏时期，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记载了“湑水河两岸埋藏有大量青铜器”的事实。“婿水又东径七女冢。冢夹水罗布，如七星，高十余丈，周回数亩。元嘉六年，大水破坟，坟崩，出铜不可称计。”“婿水”，指的就是今天的湑水河，七女冢则是沿河交错分布的七座土丘。困扰古代金石学家、现代考古学家的城洋青铜器之谜，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出土了700多件青铜器的城洋地区，很多人期待会有重要的遗址发现。然而上世纪90年代之前，人们在整个汉中地区，都没有发现与这批青铜器同期的商周时期遗址。
城洋青铜器究竟是何人在何时铸造？属于哪一个势力所有？最终又为何被埋藏在这里呢？带着这些疑惑，当时还是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研究生的赵丛苍毅然决定以此为选题，去找到一个与此相关的商周遗存。在田野调查中，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注意到湑水河东岸的一处低缓山丘——宝山。在宝山上出土的灰陶，令赵丛苍感到激动不已。在商、周时代，对灰陶的使用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这与城洋青铜器的年代正相吻合。而后，赵丛苍又在宝山台地上发现了一个距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的人类聚落遗址。
在五次关于宝山遗址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窖穴、灰坑、陶窑、墓葬、环壕、烧烤坑以及上百平方米的房屋基址。一些陶器的窖藏也不断涌现，有造型新颖、烧造精致的陶器高颈小底樽、折腹杯等。此外，出土的成年男女墓、幼童墓、直肢葬、屈肢葬等给研究当时人们的生活和葬仪葬俗都提供了足够的资料。其中，这里出土的四棱体铜针，是迄今我国出土古代文物中最早的青铜针实例。
科学考古逐渐证实：宝山遗址，是一个商代的居民聚居地；宝山人，正是城洋青铜器的冶炼者与使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