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分析将从最直接的要素入手，由具体到抽象。有研究指出，特定的地理环境促成了中华文明的扩张和绵延，其生态因素包括三个特征：首先，广阔的水网分布不仅成为了天然的交通运输网络，更将拥有同样文化却散居在不同地方的人们联系起来。其次，广袤的土地为承载大量人口的农耕经济提供了保障，促使越来越多的族群和人们加入了中华文明。
最后，古代中国人的聚居区（中国北部地区）气候比较寒冷，所以这里的人们比同时期处于较温暖地区的人们，如古埃及人、印度人和巴比伦人，需更勤奋工作。为了抵御寒冬，中国人需要搭建屋舍、准备衣物和柴火。中华文明即是源起于较寒冷的北方（黄河流域），之后逐渐迁徙扩展至较温暖的南方，从长江流域到珠江两岸。
相比之下，西方文明起始于温暖的南方（希腊和罗马），并逐渐向北面扩展，先到西班牙和葡萄牙，再到西欧（荷兰、比利时、法国、英格兰、德国等），最终到达俄国。
文化、宗教和制度因素
一系列的文化、宗教和制度因素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何中华文明能扩展并影响其他远离黄河流域的族群。在这些因素中，有一个特别的因素就是，古代中国人有一种与“天”紧密联系的世俗宗教。
尽管现代中文里的“天”在英语中翻译成“Heaven（天堂）”，但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天”是高高在上的，是仁慈与先知的化身，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控着宇宙中的秩序，包括统治人类社会。虽然“天”被具化为一个神，受到人们朝拜，被称作上帝（或上天），但它却不是唯一的神。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中国人被灌输了一种非排外的世界观（正如天堂并不排斥任何人），形成了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化。
所以，认为“天”并不限于某一族群，这与《圣经61旧约》中基督上帝仅限于犹太人不同（直到耶稣之后，基督教才被允许流传至异教徒）。而恰恰这种特性使得非汉族地区的族群融入中华文明成为可能。鉴于此，加之中国没有像西方一样的制度化的教会组织的存在，使得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宗教战争，这或许也是中华文明从未间断的原因之一。
在之后的中文用语中，“上帝”的“帝”一词被频繁使用，但并非特指某一位神，而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最高统治者，他因受天命而享有管辖天下的权力。正如“天”代表了一种非排他的、跨族群的秩序一样，受天命的中国统治者（“帝”或皇帝）则不仅是汉族的领导者，也是全中国所有族群的管辖者（狄百瑞）。
另一个导致中华文明不断扩张的因素则是皇室的统治方法，通过文化吸收以及示范效应等方法，而不是通过征服和压迫。政治上，自周朝（前1046—前256）开始，中国统治者设立了一套分封制度来管理游牧族群。与西方不同，罗马帝国征服欧洲后，用罗马文化取代了希腊文明，而在中国的王朝更替中却没有出现这样的文化断层。
此外，由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很容易使外来入侵者融入其中并在征服胜利后被“汉化”。历史上，中原曾两次遭到少数民族入侵，一次是忽必烈带领的蒙古人建立了元朝（1206—1368），另一次是满洲人建立了清朝（1616—1911）。虽然他们逐鹿中原，取得地位，却最终被“汉化”，用中华文明的思想来建立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中华文明从未被蒙古或满洲文明所取代。
正因为中华文明的兼容并蓄，才使少数民族统治者更容易包容并接受中原文化。事实上，满洲人毫无后顾之忧地接受了汉族文化。假设来说，这就好比罗马人吸收了希腊、埃及文明，雅利安人包容了哈拉帕（印度）文化，而不是在征服后就以自身文明取代这些文明。
同样地，在中原王朝的更替中，后者往往继承前者的制度结构和统治文化而非推翻后重新建立。在秦（前221—前206）、汉（前206—公元220）最早的两个王朝时期，周朝的封建制度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另外，还包括度量衡。自汉代以来的政府结构，以及从周朝开始的书写体系（包括象形文字）历经王朝兴衰沿用至今。
虽然儒学于公元前136年被定为“国教”,但一些周朝的地方文化，也能在独尊儒术的背景下，静静地流传下来。由此可见，要理解中华文明的延续不断，关键是了解其是一个不断累积而非相互取代的过程。不难想象，我们的祖先是以大地农民的眼光观看百川汇流融入大海的情景。
中华文明历经沧桑而从未间断，关键在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使我们更加期待21世纪中国复兴后主导新的世界秩序将是何等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