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最痛恨的就是犹太人了，在他的蛊惑之下，纳粹德国人在这场战争中屠杀了600多万的犹太人。然而说起来可能有很多人不相信的，希特勒手底下其实还拥有着一个非常特殊的军队，那就是犹太军队，有着15万人。希特勒如此痛恨犹太人，为何手底下会有15万人的犹太军队呢?而这些犹太军队为何又要为希特勒而战斗呢?
库尔特•阿尔弗雷德•赫尔曼，生于1922年，死于1943年，一生虽短暂，但作为那一代德国人，他的经历也可谓异乎寻常。1940年他才18岁，就应征入伍到阿尔卑斯劳工兵团，一年后正式转入德军。他申请到医院干勤杂工，他无限忠诚地对帝国履行职责，他在写给双亲的信中说，他将凭借在战场上抢救战友的勇气去获得铁十字勋章。
1942年2月，在经过几个月的基本训练后，他所在的医疗单位受命前往东部前线以支援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战役。这家医院隶属南方军团，当时长驱直入乌克兰并抵达黑海沿岸。当这支部队在1942年夏天一分为二时，他很侥幸没被分到保卢斯元帅麾下(这支部队在1943年初于斯大林格勒全军覆灭),而是加入了向南挺进的那个军团。1942年8月，这支部队让让第三帝国的旗帜升起在欧洲最高峰厄弗勒斯特峰上面。
但到了1943年，形势骤变。他所在部队虽屡经苦战但难挽败局，开始步步向国内后撤。到6月时，他已在柏林东部的一家野战医院工作了。本来能转移到后方是件幸事，但两个月后悲剧还是降临到他头上了——他与母亲一同死于盟军的空袭。
然而，这也不过是那个年代德国青年最不足为奇的故事。当时大约有1700万人在希特勒的军队中服役，其中许多与赫尔曼年龄相仿者死于非命，不过这位青年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的祖父是个纯粹的犹太人，这样他就拥有四分之一的犹太人血统，根据德国1935年纽伦堡法律定义做出的界定，他的称号是“二等贱民”;而有着二分之一犹太血统的人则被称为“头等贱民”，所以这类人被定义为德意志帝国的敌人，都是被国家体制所不容且应予以消灭的成员。
人们不禁要问，为何希特勒的武装力量中还大量征召这类部分或全部属于令其憎恨的犹太种族的成员入伍?为何这些犹太人又同意甚至甘愿成为这个凶残反犹制度下的士兵?
众所周知的是，希特勒军队中犹太裔的士兵全是以个人身份加入的，他们散编在正统德国人的队伍中，其中最著名的个案就是党卫军的首领、帝国元帅戈林的得意门生、德军陆军元帅埃尔哈德•米尔奇，他就有着二分之一犹太人血统。担任过总理同时又有着陆军中将军衔的赫尔穆特•施密特，其祖父也是犹太人。自1990年开始的一项调查显示，这些为人所知的法西斯犹太名人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曾写出《希特勒的犹太士兵们》专著的布赖恩•马克•里格断定，起码有15万犹太士兵曾在德国法西斯军队中服过兵役。书中说，德军里中将甚至上将中，为数不少的人都有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
从上世纪30年代起，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头面人物们就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严禁犹太人特别是纯粹的犹太人服役于军队。由于纳粹当局的这项歧视政策，在德军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现象，即许多高素质的兵员被排除在外，而许多被纳粹当局认为“纯种”但不愿从军的青年却充斥军中，这也使决策者们不得不考虑起用犹太士兵。而这些根据“宽大”政策免除一死被征召入伍等待“戴罪立功”的犹太士兵，他们的命运也只有寄托在战争的进程上，即形势一旦对纳粹当局有利，他们就会被一脚踢开。1940年，当德军战胜法国后，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官兵被强制退伍就是一例。而到了1943年，德军在苏联和北非战场吃紧且伤亡减员巨大时，从希特勒往下所有人都放宽了政策。
在此问题上，希特勒完全是凭借其个人意志行事而毫无原则。希特勒甚至曾专门抽出时间，研究大量应予以提拔重用的犹太候选人的照片及档案材料，把他们“改造”成雅利安人血统并注册在案，尤其是容貌上与雅利安人没有重大差异者更是优先考虑。总之，希特勒的做法看上去自相矛盾，但也被认为有“以毒攻毒”的用处。比如上文提到的米尔奇元帅就有二分之一犹太血统，然而其一晋升到高位，就自然而然具有了雅利安人资格，还可以成为响当当的大人物，成为反犹太人的一员。
这些犹太人是出于何种动机欣然接受“变种”呢?在许多研究者看来，多数人是心存侥幸，因为这样不但能免除厄运还有望得到升迁机会，有些人甚至还想以此“戴罪立功”且能“福荫”后世。因此，他们格外效忠希特勒并将德国视为祖国，“爱国主义”精神格外高涨。装甲兵少将理查德•波尔查尔德，因作战英勇曾荣获骑士十字勋章。战后他曾这样解释：“我正是想以此证明希特勒那套种族主义谬论完全是胡说八道……并以此显示犹太人战士也是英勇善战的。”
对其他一些人来说，也有使其家人免除灾难或借此独善其身(对他们来说身置前线反而比留在家中更安全)。一位犹太人中校保罗•路德维格•希尔斯奇菲尔德，入伍后就与家人一刀两断，最后其“成份”变成了雅利安人，后来他是这样说的：“能够服役于军队使我彻底得到了拯救….而我的兄弟姐妹及全家人都死在了大屠杀中。”
对于绝大多数仅有部分犹太人血统的德军士兵来说，入伍后他们的命运是，只能待在最低一级职位上，并且永无升迁机会，最多只能升到下士军衔，他们的出身背景已被记录在军营档案中。按照纳粹德国的体制，非雅利安人血统的人，是绝对不允许向雅利安人发号施令的，除非他们有办法隐藏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或是有门路通过纳粹高层人士获准将自己“雅利安人化”。
还是让我们以前面提到的库尔特•赫尔曼为例，来介绍这些基层犹太士兵的生活吧。他是个书信狂，从1941年10月直到1943年6月的18个月里，他给双亲和姑姑写了150封信，虽然从德国的回信已荡然无存，但从库尔特的来信中仍可见一斑。
从他应征入伍后于1941年10月16日从柏林郊外一所军营中发出的信中，他写道：“与战友们在一起我心情很愉快，尽管他们也都知道了‘我的情况’，但他们还像从前那样好好对待我。”然而大多数时间里，库尔特的“情况”仍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他在1942年7月30日于乌克兰某地写的一封信中，向他父母说到一件事：他到一个新单位报到时，被要求签署个“令上司满意的声明”，其内容不外是有关其种族、政治态度方面，凡是履新时必须要有这道手续，“这里只有‘头儿’，也就是我们的军士长，还有那个下士组长知道我的身份，他们还向我许诺为此事保密。他是个非常仁义的人，他告诉我在这个单位，至少还有一人也像我这种情况，很可能还有。他不想告诉我这个人是谁。他与我说话保持着一个距离，但显示出更多的理解。然而不幸的是，他也不得不告诉我，根据最近新颁布的一项规定，我不能达到任何可以发号施令的位置，这意味着我最多只能晋升到代理下士的军衔，知道这个底细难道没好处吗?
然而对他更严厉的惩罚还在于——军中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也就是在此地除送死之外永无出头之日。1942年1月17日、1月23日，库尔特写的两封信中，都要求父母前往柏林的陆军司令部去征询“我的晋升机会”，然而在这些信中没有任何得到回答的迹象。即使是到了1942年7月，当他得知有犹太人血统的人都无缘晋升时，他仍心存幻想。库尔特觉得，凭借你检查他这一年多的战场经历而且从未要求回家的“突出表现”，加之又抢救了许多火线上的战友，他本应该得到个晋升机会的。1943年3月10日，他在信中写道：“我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晋升到上等兵，那将是我荣耀的时刻。”可是，他的这一愿望最终也未能实现。
库尔特•赫尔曼在1942年12月23日写的信里说，尽管他不想让自己的信被人检查到，但他又不能保证不会被人检查。“难道你们一直没有察觉到检查人员曾在我的信上做过什么手脚吗?”很显然，他对自己的军队生活是有怨言的。信中有这样的例子，1942年12月13日，在描述高加索前线一场激烈战斗时，他写下了苏联军队针对其分部的一次奇袭：“依我的眼光来评价的话，这不是我们连长的失误就是我们营长的失误。”而在这封几天之后也就是1942年12月26日的信中，他又说：“我们这位长官发表了一个空洞乏味的演讲，其中他竟然把我们的元首抬到了和基督一样的高度，可笑至极。”
库尔特信中还叙述了德军于1942年进军高加索，以及1943年上半年撤退回国的过程，信中有很多不满，例如他一再说到军队缺少燃油、士气低下等情况。甚至他还表达了自己不愿杀戮的情绪，在一封提到德军那针对苏联平民的“反游击战”的信中，他说：“我们已经发现我们所在的这个村子尚未完全归顺，于是长官让我们开枪射击，把村中的妇女孩子们驱逐出去，我很讨厌这么做，于是假装开枪，放的都是空枪。”在1942年9月30日寄往柏林的信中，在得知家乡有犹太妇女被驱逐后他大发感慨：“真令我难以置信!我感到很悲哀，我一直认为，仅根据带有犹太人血统这一事实就将她们置于死地是在太残酷….不应该让这么多人走上绝路。”
事实上，在库尔特后期的信中，他已对“元首”不信任了。1943年2月10日的信中，他坦率地分析了法西斯德国面临的困境。这是他听到戈培尔于体育宫讲演后写出的，戈培尔讲演的主题是：响应元首号召，要发起一场“整体战争”。库尔特就此评论说：“…..我们过去总是对前程和出路带有一种盲目乐观，眼下这场战争正走向终结的时刻，也是我们生死攸关的时刻……这场战争已经拖得实在太久了!每次军事行动期间，我们的战线几乎都滑稽可笑并不堪一击。应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对手还未能充分认识到我们到底有多虚弱。如此这般情况下，现在世上活着的人们还怎能向你(希特勒)看齐呢?你非要领着我们走的是条什么路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