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 民族科学家）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创造了辉煌的人类文明；因为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国家地理幅员辽阔，也产生了许多中国历史文化之谜。其中，西周时期西周王朝统治管理东方的最重要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东都成周城，究竟存在于哪里？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因为成周城的不确定性，直接导致中华文明探源、夏文化研究等产生方向的错误。因此，确立西周成周城的具体地理位置，考证成周城的历史遗址，乃当务之急。
虽然，当今主流学界依据《史记》中的记载 “（周武王）营周居于雒邑而後去”“周公往营成周雒邑”等文献资料，普遍认为洛邑就是成周；大部分学者更是依据“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而想当然地认为东周时期的都城洛邑就是西周时期的成周城。历史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仅仅从对文献资料的纯粹研究来看，这一结论恐怕也未必成立！
《尚书•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作礼乐，七年致政成王”，明确记载周公在摄政四年建设侯卫城，摄政五年营建成周城，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周公往营成周（和）雒邑”；“（周武王）营周居于雒邑而後去”也完全可以理解为周武王营建成周、居住于洛邑，而后离去。如此，“成周”与“洛邑”当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地方，而不是成周等于洛邑。在惜字如金的古文献中，即使会产生歧义，也断然不会对同一地名重复表述，如“成周洛邑”这样表述一个地方。在西周历史文献中，具体到丰、镐、宗周等地名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都为单一使用，而无“宗周丰镐”这样的并列表述，如《长安志》卷三引皇甫谧《帝王世纪》“武王自酆居镐，诸侯宗之，是为宗周”。难道是古人穿越了，还是历史研究为地方利益所驱使？
成周与宗周都是西周王朝时期的历史存在，成周并不等于洛邑，那么，作为西周统治管理东方的军事中心，成周究竟在哪里呢？为什么在历史上它会成为一个中国历史之谜呢？与夏文化中心的夏王朝历史又存在如此多的关联呢？也许我们可以从出土的西周时期青铜器中，找到确切的答案！
因为西周王朝的宗周地处中国西陲，不利于有效统治管理广大的中国东南地区，需要在东方建立一个东都，以实现周武王的“图夷，兹殷”大业。在三千年前，中国地广人稀，以一个强有力的王朝军队直接进驻东南地区，实现军事威慑，高效地统治管理东南诸侯，防范镇压诸侯的军事叛乱，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作为西周王朝管理东方的军事中心，东都成周理应位于西周王朝的东南地区。
从出土的大量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中，我们发现，关于成周铭文记载的青铜器，大都与“王”“淮夷”“南夷”“东夷”“南国”“东国”有关，与西周军队对南淮夷地区的军事征讨有关。如：
王命膳夫克舍令遹正成周八师之年。（小克鼎）
更乃祖考作冢司徒于成周八师。（曶鼎）
伯懋父（即康叔的儿子康伯懋）以殷八师伐东夷。（小臣速簋）
惟伯迟父以成师即东，命戍南夷。（兢卣）
王命或曰：“淮夷敢伐内国，汝其以成周师戍于叶师。”（录卣）
（率）南淮尸（夷）、東尸（夷）廣伐南或（國）、東或（國），至于歷内。王廼命西六（師）、殷八（師），曰：“（撲）伐噩（鄂侯馭）方，勿遺（壽）幼。”（禹鼎）
王归自成周，应侯视工遗王于周。（应侯见工钟）
用南夷逆敢作非良，广伐南国．王命应侯视工曰：“征伐逆。”我受命，剪伐南夷逆，我多俘戎。（应侯视工鼎）
唯正月初吉丁亥，王若曰：“应侯视工，伐淮南夷逆。”(逆)敢薄(迫)厥众，瞎(胥)敢加兴作戎，广伐南国。王命应侯征伐淮南夷逆，休，克剪伐南夷。我俘戎。（应侯视工簋）
王各于成周大庙，武公入佑敔，告擒馘百，讯四十，王蔑敔历。（十月敔簋）
成周之名的来历，与西周初年“周公东征”淮夷有着莫大的关系。《召诰》中云：“王末（终）有成命，王亦显”；“成周之所以称‘成’，也该是由于完成‘成命’和取得了‘成绩’，建成了周朝统一四方的国都。”（杨宽：《西周史》）。其实成周之名与宗周之名是相对而言的，成周者，周统一大业之始成也；宗周者，周宗族之源也。“名曰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公羊传.宣公十六年疏】。
周统一大业之始成也，是以什么为标志的呢？《史记•鲁周公世家》：“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馀民，以封康叔於卫，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周公东征“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 由此可见，周统一大业之始成，是以“宁淮夷东土”“诸侯咸服宗周”为标志。
因宗周距离“淮夷东土”偏远，在“淮夷东土”“诸侯咸服宗周”的情况下，在靠近“宁淮夷东土”的营建一个东都成周城，建设一条高速公路“周道”，连接宗周与成周，加强管理“淮夷东土”，为“淮夷东土”提供朝拜周王的便利条件，显示王道；同时也为西周的王公贵族提供一个享受南国水乡风情的别都，当是理想的选择。那么，这个成周城，究竟是现在的什么地方呢？
出土的周宣王时期的青铜器兮甲盘给出了明确答案：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畮（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责（积）、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其隹我诸侯、百姓，厥贾，毋不即市，毋敢或（有）入蛮宄贾，则亦刑。周宣王命令尹吉甫到成周管理四方赋税，到了南淮夷，对淮夷加强统治管理。由此可见，成周城位于南淮夷当是铁定之事实，“成周洛邑”说就此彻底破产。
虽然，成周城位于南淮夷地区成为历史结论，但要真正发现并确立成周城遗址，只能依靠来自底层的广大人民的口口相传历史，也就是来自底层土生土长的民众千万年的文化传承为标志的民族传承。根据笔者对多方面历史、民俗、民间信息的深入研究，位于南淮夷地区的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正是消失于历史记忆中的西周成周城。一个让“淮夷东土”“诸侯咸服宗周”“四方来朝”“四方来贺”的四方湖古城，一个让尹吉甫等西周王公贵族流连忘返的南国水乡，一个让来自各诸侯国的王公贵族们诗意勃发的《诗经》之乡，传承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与文化。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作者：赵辉 民族科学家）
西周都城丰镐遗址在哪里？出土了什么青铜器？
西安号称的西周都城其遗址只发现了渔网和粮食，更多的文献及遗址证明了成周洛阳宗周宝鸡的史实，而西安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小渔村罢了。
1．首要的证据是铸造于周成王五年、于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何尊。何尊铭文：
“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爯武王豊礼，祼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余其宅兹中国，自之（兹）辥（乂）民。”
“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爯武王豊礼”，明确了周武王迁都成周、周成王在成周称王的事实。
2、有50个出土文物金文和成周有关，有24个出土文物的金文和宗周有关，有22个出土文物的金文和莽京有关。但在出土文物和丰有关的仅有4个，和镐有关的出土文物金文尚未发现。
3、在和成周有关的金文中可以看出成周的建筑物有：大庙、大 室、京室、京宗、京大室、京宫、成大室、康宫、康昭宫、穆大室、康新宫、康夷宫、康刺宫；而与宗周有关的建筑物仅有大庙、穆庙、大师宫。
综上所述，洛阳作为西周的都城名正言顺，那为什么会有人认为西周首都是镐京而非洛阳呢，其实全来自这样一段话：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 。《史记》这句话就是说在司马迁那个时期人们认为西周周成王是迁都洛阳了的，这个从史记娄敬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出“娄敬说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这段话是娄敬劝说已经定都洛阳的刘邦迁都关中的话，如果关中的沣镐是西周首都，那么娄敬怎么会这样问。然而司马迁的西周都沣镐没有给出任何证据，只是个人臆测不应成为西周都镐京的证据，而他作为陕西人偏赞西安，私心杜撰也是有可能。可总有一些人奉司马迁的话为“金科玉律”，然而我们现在已经证实在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中至少有两处错误，其一为“共和执政”实际为“共和伯执政”，其二就是广为人知的“烽火戏诸侯”然而烽火传信是汉朝才有的，在西周不可能烽火戏诸侯。所以司马迁认为西周都沣镐的话自然不能全信。
汉武帝东巡河洛，思周德，东周时周德已衰，汉武帝到洛阳思的不是东周，而是成王定都成周的成康之治。北魏孝文帝建都洛阳的原因：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经略四海,此周、汉之所以兴隆也。唐太宗攻东都之后作《古都感赋》“昔武王之克殷。筑王城而定鼎”，就是唐太宗思怀武王灭商在洛阳定都，宋太祖欲迁都到家乡洛阳，称循周汉故事，周汉故事就是指周武王与汉光武帝，并未建都关中，而是定都河洛。因此才有周汉（东汉）之兴隆。汉高祖、汉武帝、北魏孝文帝、唐太宗、宋太祖认为洛阳代表周朝之兴隆，或者直接称武王定都洛阳，依据的是周代文献，周开国成王受武王遗命定都洛邑在周代文献还是金文上都是没有任何争议的记载。
西周都城丰镐遗址在宝鸡，出土了什么青铜器？
出土的铜器太多，有鼎，有一些青铜的器皿，还有一些劳动生产的工具，如锹，镐，刀具之类的。
据说西安周围有许多古墓葬，宝鸡城下有许多宝藏。当一个农民开垦土地时，走路就像一窝青铜器，同样，当一个农民去收集土壤，拿着鹤嘴锄下去时，它就是一个地窖，它可以来自西周，每一件都很值钱。前年，北京大学考古研究所发掘了许多文物，就像三四千年的古铜马车也挖出来了，连泥土都运到了北京。
上世纪80年代，在我国在宝鸡挖出了七件“临游七宝”，许多学者从未见过，省、市、县召开庆祝大会，发现如此具有历史价值意义的古代器皿。据资料显示，西周青铜器自西汉出土以来，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宝鸡出土了上万件青铜器，据不完全统计，多年来，周秦时期共发现青铜器窖藏150余座，周原遗址及其周边地区仅发现青铜器窖藏130余座。
目前，宝鸡全市收藏的青铜器2000余件，有国家级珍贵文物，包括13件国宝，其中不少是寺院重器和王器，如：河尊、壁板、折功、壶、卫鼎、卫营、枪、枪盘、枪鼎、枪赋等。特别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宝鸡地区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包括西周早期的河尊发掘，史料中丢失的国家公墓的发现，岐山董家村窖藏的37件青铜器的出现。
此外，在福丰庄的又现了103件青铜器，在梅县杨家村又现了7件铭文青铜器，一次又一次的发掘震动了整个历史圈，宝鸡的古代青铜器如此之多，对科考历史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