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中国已经废除了年号纪年，现在全球仅有日本还在使用年号纪年，但古代的时候，经常都会听到乾隆十年、康熙五年等说法，在封建时代，年号的制定以及颁行都与皇帝的政治意志紧密相连，历史上的皇帝正是通过年号的形式，将自己的政治意志体现在国家日常生活之中，虽然现在已经不是封建时代了，但他们留下的年号，仍然能够让现在的我们感受到他们的政治意志。
古代年号纪年
在汉武帝以前，所有的帝王采用的都是王位纪年，而从汉武帝登基以后开始，出现了第一个“建元”，从此以后，年号纪年变得更有秩序，除了偶尔会出现三字、四字年号，基本上都延续了汉武帝时期的样式，采用2个字的年号，并且似乎年号的出现，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
但是在辛德勇先生的一本书里面——《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却极大地改变了人们以往对年号的看法，他通过对汉武帝、汉宣帝、王莽三位重要历史人物的剖析，揭示出了每一个人对年号纪年精心进行改造的心路历程，展现出了年号改变背后的一种政治博弈，使我们意识到：年号纪年的创立，并不是自然而然发展而成的，如果稍微有一点变故，后世流传的纪年方法，就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面貌。
汉武帝在位二十七年的时候，皇帝所使用的纪年方式仍然是王位纪年，有一些不同的是，由于是六年一改元的形式，这时的纪年已经是第四纪元的第三年了，这时，朝廷中的官员们都认为这种复杂的纪年方式很难继续实行，所以建议给每一个纪元取一个具有祥瑞意义的称号，于是汉武帝下诏追改前四个纪元分别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年号纪年方式由此产生。
年号纪年背后的政治意义
其实汉武帝创立年号纪年，还有更深刻的政治意义。如果汉武帝使用与诸侯王一样的纪年方式，他就无法体现出皇权的独尊地位，于是汉武帝就通过创制年号纪年的方法，体现出皇帝纪年与诸侯王纪年显著的区别，这种差别体现出了皇权与王权的等级制度。
在王莽称帝以后，他先后使用了三个年号：“始建国”、“天凤”、“地皇”。但其实新莽时代的年号纪年其实是“始建国”、“始建国天凤”、“始建国地皇”三种形式，这里体现出了新莽时代的纪年方式，与汉代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别，这在辛德勇先生的书里面揭示出了王莽在纪年制度改革上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仅仅从字面上来看的话，“始建国”年号与汉代的年号看起来似乎并没有根本差别，但实际上，在汉朝存在着数年一改元的模式，每次改元都要配合年号，因而即使是同一朝都存在众多年号。而王莽则取消了改元的观念，王朝纪年将从始建国元年开始，一直延续到始建国三万六千年，因此新朝只有“始建国”这个唯一年号。
王莽建立了一个不同于旧王朝的全新国家，体现出了王莽在莽纪年制度上的种种创新，也揭示了王莽与旧王朝彻底决裂的政治野心。
参考资料
《史记·封禅书》、《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
中国古代皇帝的年号是根据什么来定的？
年号的起源和命名 年号是历代帝王纪年的名号，也是时代的标志。“纪元”亦称建元，是纪录年度之始。西汉以前，一个皇帝无论时间长短，都是既不改元，又无年号，一元到底，概称XX帝的XX年。王号纪年比年号纪年方便一些。彼时，承袭王位者，也只采用王号纪年，不建年号，如周惠王元年。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封建帝王们出于政治的需要，便逐渐改变了纪年的方式。我国历史上正式改元是从汉武帝开始。正式建立“年号”作为制度传袭下来，则在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后。年号实行后，每一位新皇帝登基都要重建“年号”，即称为改元，一直延续至清末“宣统”为止。辛亥革命后，所用的民国岁次和袁世凯的“洪宪”仍留有年号的遗迹。 我国历代各朝所定的年号，为了称谓之便，大多以两个字命名，如汉初建、晋永和、唐贞观、宋元嘉、明万历等等。但也有很少数是三个字、四个字以至六个字的。三个字年号是从公元9年王莽的“始建国”开始的。之后的还有“中大同”和“中大通”等。四个字的年号就不少了，如北魏太武帝的“太平真君”，唐代武则天称帝后采用的“天册万岁”、“万岁通天”，宋真宗的“大中祥符”等。还有六字年号，如西夏景宗的“天授礼法延祚”，惠宗“天赐礼盛国庆”等。 封建帝王年号在用词上是十分考究的，总要经过反复筛选，采撷吉祥字眼，多用“大、太、应、元、天、中、永”等字开头。因此历史上历代年号的采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重复现象，如用“建武”作年号的有7个；“建兴”有11个；“太平”做年号的达9个之多；另外“中兴”、“永和”、“永平”、“永兴”、“建和”、“建平”，这些年号就分别各有6个皇帝使用过。究其原因，有的是皇帝大臣缺乏历史知识，有的是有意追慕摹仿前朝，因而导致年号重复。 摘自： http://www.gezhixq.net/lishi/quwei/q00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