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吏治最腐败、王朝面临全面崩溃之日，也就是外戚、宦官专权之时。
翻开二十四史，吕氏专权，武则天篡位，慈禧临朝等等外戚干政事件屡见不鲜。以宦官专权而言，从秦二世时赵高指鹿为马，东汉十常侍乱政，唐代高力士弄权，到宋代童贯统辖禁军，明朝魏忠贤大肆淫威，再至晚清李莲英飞扬跋扈，宦官乱政问题一直也很严重。
历史上，外戚和宦官对封建王朝和国家的破坏大多起着加速作用。那么为什么外戚宦官一定要与文官集团为敌，以干政破坏封建大一统国家的秩序呢？
这是因为从官僚政治结构俩看，外戚宦官本身是一体化结构的异物。他们的来源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王朝的基础组成结构是不相容的。
封建官僚是经过一定的仕途选拔出来的儒臣。他们有相当的文化素养，有经过国家机构的统一选拔，方能入仕参政。而外戚与宦官则凭着自己是皇帝宠爱信任的人，参与朝政，从最高层干预国家政治生活。它使得儒臣与外戚、宦官在维护一体化还是破坏一体化的立场中，处于天然对立状态。
这一点外戚和宦官心理也很清楚。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利，追求与其相应的经济利益，他们总是要包围皇帝，设法使皇帝远离儒臣。
唐代有个名叫仇士良的大宦官，告老还乡时就对其他宦官传授了盗用皇权的策略。他说，侍候皇帝的要点就是不能让皇帝有闲暇。皇帝一有空必读书，接近儒臣，这样“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应该用声色犬马、宝物财物，“蛊其心，极奢靡，使悦不知息”。
正因为外戚和宦官是一体化内部的异物，所以外戚和宦官的权势膨胀到相当程度以后，他们就势必和依照宗法一体化结构组成的儒臣不相容。这时，他们便会越发利用权势提拔亲信，进一步破坏一体化结构这样的结果是，加剧矛盾，加速吏治腐败，最终酿成内乱。
东汉的党锢之祸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汉章帝死后，窦太后临朝称朕，外戚窦宪便总揽大权。窦姓亲属及其他党徒纷纷出任朝官与地方官，造成大批儒生不能入仕的局面。公元92年，汉和帝与宦官郑众密谋，杀了窦宪。结果宦官集团又借翦灭外戚势力之后祸。
唐代在公元820~826年，七年之中，就有宪宗、敬宗两个皇帝为宦官所杀。自唐宪宗820年被杀到公元903年，唐代共有八个皇帝除敬宗一个是以太子继位外，其余七人全是各派宦官根据自己的需要所拥立的。
明代司礼太监刘瑾专权，与1508年将三百多名国家在职官员投入狱中，1509年又剥夺了675个官员的誥赦身份。明末天启年间，魏忠贤更是不可一世，被他的走卒呼为“九千五百岁”，各地修建寺庙供奉。魏阉官僚们，也以镇压东林党人为能事，把东林人士和一些正直不阿的文臣武将编入名册，加入以杀戮或免职。
这些情况表明，外戚与宦官是封建宗法——专制集权结构之外的势力。他们在得势时便要挟制皇帝，打击儒臣，破坏王朝一体化结构。
既然外戚和宦官是明显破坏封建国家结构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为什么会反复被夹杂到封建王朝的制度中来，且越发膨胀呢？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外戚和宦官是由皇权的放大而带入王朝结构的。
皇权尽管在江山社稷中担负着核心调节使命，但皇帝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并与其所担负的治国任务不相称。朱元璋总揽大权后，平均每天要批阅公文208件，此外还要处理424件政务。因此皇帝为了放大自身的调节能力，不得不依靠某种力量。
外戚虽然不是皇室正统，但他们是皇帝最亲近的人。宦官地位低贱，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又是皇帝左右的近侍和耳目。因此皇权利用外戚、宦官来监督控制官僚机构也就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选择。从短期看来，他们可能是有效的，这两种势力也还可以处于皇权的控制之下。
西汉时，皇帝领导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成功底实现了削藩政策，维护了国家的大一统，但是在对皇室诸王子的打击过程中，外戚的政治势力却也随之扩充。到汉元帝以后，皇后王室集团已成为实际上的最高政治领袖，延绵相继，这为王莽篡汉做了准备。可见皇帝为了维护大一统，借用外戚力量，终于又造成一体化的破坏。
这是一种历史的意志，只要存在绝对皇权的调节作用，那么不管皇帝多么英明、多么警觉，宦官或外戚专权总是要出现的。
宦官为害最烈的要算明代，可是明初对宦官干政防范也最严。朱元璋鉴于历史教训，曾制定了严禁后妃、宦官干政的法规已绝后患。但后果又如何呢？
由于无限君权和皇帝有限的调节能力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能解决的，这就使得宦官和外戚二者之中总有一个要为皇权延伸的借用力量。明代外戚干政的禁令做得比较好，但皇帝不用外戚，就只能用宦官。宦官干政就必然越来越猖獗。
朱元璋死后不久，这些祖训禁令对子孙就没有约束力了。明成祖因夺皇位得力于以宦官充当耳目，对宦官便“久乃称肺腑矣”。明英宗更是太监王振一手抱大的皇帝，成人后便很自然地也要依靠王振处理朝政。
永乐之后，宦官的地位也起了变化。他们由受吏部领导，变为监视吏部，掌升迁差遣之权了。明宪宗时增设新的特务机构“西厂”一事，可以说明皇权放大与宦官干政的内在联系。当时已有特务机构东厂、锦衣卫了。但宪宗仍疑心重重，怀疑身边的人和外间有勾结，另设西厂，专门刺探外臣与民间活动，委心腹大太监汪直任头目，闹到天下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只怕特务头子汪直而不知有天子的地步。
可见，宦官的壮大，相当一部分因素也是由于君主专制的加强。皇帝利用宦官与大臣，大臣与外戚、外戚与宦官这些典型的历史阶级矛盾，监察控制官僚机构，以求达到一种平衡。可是当这种平衡出现一家独大而难以压制的时候，封建王朝这种制度自身所带的修复能力就会丧失，最后到明代末年土崩瓦解。
中国古代宦官干政的原因。
原因是宦官干政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特色，作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伴生物，对中国古代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宦官身份特殊，极易形成专权局面。首先, 宦官要专权, 必须是在中央集权加强时期。其次是当宦官在关键时刻帮助皇帝夺取或巩固皇位立了大功时, 宦官便以功获宠, 以宠掌权。再次, 就出现宦官专权的某一朝代来说, 往往是在王朝的中后期。当皇帝感到权臣或地方势力日渐膨胀,皇权受到威胁时, 便利用内朝宦官来分割外朝相权,或控制地方势力, 宦官逐步操纵军政大权, 形成了专权局面。综上所述, 在开国初皇权独断的全盛时期, 皇帝勤政多才，政治清明时，宦官不可能扮演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当皇权受到威胁, 皇帝对臣属又深加疑忌, 皇帝用宦官来监视、控制朝臣, 分割、削夺其权力时,或皇帝年幼，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烈时，宦官便应运而起, 进而执掌军政大权, 形成专权局面。
由此可见,宦官专权是皇权旁落、皇权与相权、皇帝与朝臣、中央与地方矛盾斗争的结果,其实质乃是封建皇权的变形和延伸。宦官又多是统治阶级中最腐朽、最反动的代表，其专权则极易形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政治更加黑暗，进而导致农民起义爆发，最终导致旧王朝覆亡。可以说，宦官专权主要依附于封建专制制度产生、发展，又加速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腐败和王朝的灭亡。
为什么汉朝多次出现外戚专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纵观中国历史，汉代无论是西汉还是东汉时期，外戚专权现象十分严重，给皇权造成了巨大威胁，严重的甚至改朝换代（王莽篡汉，建立新朝）。那么，为什么偏偏是汉代的外戚专权如此频繁和严重呢？我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
汉代皇帝大多沉迷享乐，荒淫无度，尚未成年已然子女成群，以致先天血气不足，身体羸弱，短寿早夭。如汉明帝寿四十八，章帝寿三十三，和帝寿二十七，殇帝二岁，安帝寿三十二，顺帝寿三十，冲帝三岁，质帝九岁，桓帝寿三十六，灵帝寿三十四等，基本上能活过40岁的汉朝皇帝就算是高寿了。
皇帝不长命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没有留下子嗣，或者继任的皇帝太过年幼无法主政。在这种皇权空窗期，一般都由皇帝的母亲也就是太后来临朝主政。太后是女流之辈，大多没有从政经验，所以必定要找一些可靠的帮手帮助自己处理政事。那么，涉及到军国大事，身家性命，还有比自己的家人更牢靠的人选吗？于是，太后一人得道，一众外戚鸡犬升天。
然而，外戚一旦掌握实权，身居高位，他们就会想方设法的永葆富贵和权势。如先帝去世后在挑选继任者时故意立幼不立长，因为幼帝成年后太后就得归政于帝，例如汉惠帝死后，吕氏外戚先立年幼的刘恭为少帝，稍大后又废掉，改立年幼的常山王刘义为帝，由此，朝政大权始终掌握在吕氏外戚手中。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皇帝自身暗弱无能，或者因为先帝无子嗣自己是由外藩来入继大统的，在朝中没有根基，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不得不依赖太后和外戚，当然也不得不委政于他们。如西汉的哀帝、平帝，东汉的安帝、质帝、桓帝、灵帝等。
事实上，太后专权、外戚辅政在秦朝时就有先例了，如著名的秦国宣太后（芈八子、芈月）专权 ，开启了后宫主政的历史：“昭王少, 宣太后自治，任魏冄为政。”（《史记·穰侯列传》）而汉承秦制，汉朝的太后们有样学样，最终将太后专权和外戚辅政的体制发扬光大。
03、皇帝的重用为了巩固封建集权，防止一方势力过于膨胀，皇帝们要经常采取手段进行平衡。比起非亲非故的臣子或者对自己皇位有威胁的宗室，皇帝当然更愿意信任自己老婆的家人。
由于皇后、外戚与皇室特殊的关系，外戚的权力、利益甚至命运都与皇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不但不会对皇权构成严重威胁，相反，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他们会不遗余力的去维护和强化皇权。因此汉朝皇帝都非常垂青和倚重外戚，屡屡委以重任，这就在客观上促进了外戚势力的发展。
这一点不光是汉桓帝、汉灵帝等昏君如此，就连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都没能免俗。汉武帝宠幸卫子夫，她的弟弟卫青，以及卫青的外甥霍去病都受到了武帝的重用，最终建功立业，名垂青史。
武帝是明君，他为了杜绝由于“主少母壮”造成的国家混乱、外戚专权，就宣布“故诸为武帝生子者，无男女，其母无不谴死”（《史记》）为了防止女主、外戚干政，直接赐死孩他妈，够狠。而桓、灵等昏懦之君没有武帝那两把刷子，只能放任外戚势力坐大。
汉初吕后专权，她为了扶持自己的娘家势力，无视汉朝原来的以功封爵制度，改以关系亲疏作为封爵的标准，大肆封爵诸吕，以致吕家的人，非王即侯。吕氏外戚虽然最终被铲除，但是以裙带关系封侯的惯例则被汉朝历代皇帝所延用，到汉武帝时，外戚封侯已然合法化
在汉朝，只要有人成为后宫嫔妃，那么家里人也就离封侯不远了。但是外戚一旦封侯，政治地位和待遇的急剧提升反而刺激了他们的贪欲之心，他们开始妄图获得更大的权力和地位，于是一步步逐渐成长为具备强大政治、经济实力的外戚集团，一旦皇权衰落，就会占据朝政大权。
例如汉景帝的舅舅窦婴被封为魏其侯，武帝的母舅田蚜封为武安侯，这些外戚都是在封侯以后逐步发展成为当时最有权势的权贵，并先后执掌朝政大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