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给很多人的印象就是帅气,风流,“大猪蹄子”喜欢游戏人间的帝王形象。比如像郑少秋,张铁林,张国立,聂远等人演的乾隆形象深入人心。但是《我在宫里做厨师》第七期却给你展示一个不一样的乾隆,孝子乾隆。在片中黄圣依入宫扮演“甄嬛”的原型孝圣宪皇后,体验万寿宴感受乾隆的孝心。这一期展示的是历史上的乾隆的另一面,与《清史稿》中记载的乾隆的形象完全符合。

今天知常容就顺着《我在宫里做厨师》提到的孝子乾隆的形象,与大家一起聊一聊正史中记载的孝子乾隆。

乾隆 大猪蹄子「乾隆另一面不是34大猪蹄子34,是孝顺的儿子你见过这样的乾隆吗」

乾隆的母亲是孝圣宪皇后,等一下还会聊到她的尊号。这个女人在正史中关于她的记载并不多。她姓钮祜禄氏,钮祜禄氏是满族大姓,比如大贪官和珅也是这个姓。这位皇后的父亲叫凌柱也只是一个四品官,父族的无力嫁给雍正之后自然并没有什么地位,没生下乾隆之前被称为格格。

千万不要认为格格就是公主或郡主,格格还有一种意思表示亲王的一些比较低级别的妾,所以孝圣宪皇后的起步不是一般的低。

但是她的运气很好,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乾隆。乾隆很聪明,聪明到什么程度呢?

令读书宫中,受学於庶吉士福敏,过目成诵——《清史稿.本纪·卷十》

过目不忘的本领让乾隆在小时候就得到康熙的宠爱。孝圣宪皇后也沾了光,不久就进封熹妃,后来再升一级就成了熹贵妃,这是她在雍正朝最大的品级,最后没有当成皇后。

乾隆当上皇帝之后,她直接成为皇太后,居慈宁宫。

所以她的一生阐述了一个道理:母凭子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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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对于这个对自己立储没有重大帮助的母亲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高宗事太后孝,以天下养,惟亦兢兢守家法,重国体——《清史稿.列传·卷一》

以孝治天下大概是从曹丕代汉开始形成主流观点,曹丕提出二个观点,孝,还有就是敬孔子尊儒。这两个观点被晋延续,西晋的李密在他的《陈情表》中就提到过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当然他们为什么提倡这个,稍了解过历史的朋友自然清楚真实原因,这里就不展开了。

清朝也提出以忠孝治天下,同样敬孔尊儒。忠的代表自然是以关羽为代表,他被清朝皇帝奉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封为武圣,与文圣孔子齐名。

孝一直是清朝的一个主旋律,我们熟知的《弟子规》就是生活在雍正年间的李毓秀编著的。所以作为一代帝王的乾隆自然更加以身作则,那乾隆到底孝到何等程度呢?

乾隆 大猪蹄子「乾隆另一面不是34大猪蹄子34,是孝顺的儿子你见过这样的乾隆吗」一、以母亲的名义施恩

乾隆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以母亲的名义施恩,他是怎么做的呢?比如孝圣宪皇后要去避暑山庄。

奉皇太后幸避暑山庄,免经过额赋十分之三。自是每年皆如之,减行围所过州县额赋。——《清史稿·本纪·卷十》

当然有时他带着孝圣宪皇后四处巡视,乾隆时常就会下令减免路过地方的税收七成到三成不等。孝圣宪皇后去世之时,他还借母亲的名义免税一次。

尊大行皇太后谥号为孝圣宪皇后,推恩普免钱粮一次。——《清史稿·本纪·卷十四》

这种次数如此多借用自己母亲的名义给天下人恩惠,在历代帝王之中做法是很少见的。

这样就会形成一种现象,老百姓迫切希望皇太后经过,因为皇太后经过就可以减税,天下的老百姓自然就会传颂她的好,这样孝圣宪皇后的贤名自然名扬天下。

乾隆 大猪蹄子「乾隆另一面不是34大猪蹄子34,是孝顺的儿子你见过这样的乾隆吗」二、母亲的事就是天大的事

乾隆十二年十月,孝圣宪皇后生病了,他来到慈宁宫问安,问完之后,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当天就住在慈宁宫,当时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每日视药三次,至辛未皆如之——《清史稿·本纪·卷十一》

这不是一天二天,是坚持好多天都是这样,而当时江苏有二十多个县受到水灾。有些人说乾隆是弃国事而不顾,但这里至少可以看出在乾隆眼中母亲的事就是大事。

他母亲生命的最后时光,乾隆除了去探病,每天都陪着母亲吃晚饭,同时将办公地点移到皇太后住的附近,做到工作照顾两不误,这一年乾隆67,他母亲86。说实话做到这样还是挺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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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九年,山东干旱,孝圣宪皇后去龙神庙祈祷,按常理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乾隆的表现令人吃惊,他将此事当作是天大的事情。

一春以来,雨泽稀少。皇太后以天时久旱,忧形於色,今日从寝宫步行至园内龙神庙虔祷。朕惶恐战栗,即刻前往请安,谆恳谢罪,特谕内外臣工知之。——《清史稿·本纪·卷十》

这里他自己说是惶恐战栗,然后是谆恳谢罪,作为一个皇帝有必要这样吗?你见过如此的皇帝吗?不但如此,他还讲此事写成告谕,让天下人都知道。显然乾隆这里的表现还是显露出他教化百姓,传导孝的价值观的痕迹。

从乾隆三年开始,新年祝福都是先带着大臣向皇太后祝寿之后,再到太和殿接受群臣祝贺,并将这个形成规定。

上初举元正朝贺,率王以下文武大臣诣寿康宫庆贺皇太后,礼成,御太和殿受贺。自是每年元正如之。——《清史稿·本纪·卷十》

乾隆 大猪蹄子「乾隆另一面不是34大猪蹄子34,是孝顺的儿子你见过这样的乾隆吗」三、为母亲祝寿是头等大事

《我在宫里做厨师》做的菜就是乾隆当年为母亲50大寿之时因为母亲喜欢《百鸟朝凤图》,就做了此宴。想了解那一宴中有什么,具体有什么看头,你们可以自行去了解《我在宫里做厨师》第七期的内容,那里有详细的介绍。《百鸟朝凤图》是浙江德清画家沈铨的作品。其实这里面讲到只是乾隆对孝圣宪皇后的祝寿的冰山一角。乾隆分别在母亲六十,七十,八十岁的时候举型大型的祝寿活动,当时《史书》记载了这一盛况。

先以上亲制诗文、书画,次则如意、佛像、冠服、簪饰、金玉、犀象、玛瑙、水晶、玻璃、珐琅、彝鼎、赩器、书画、绮绣、币帛、花果,诸外国珍品,靡不具备。——《清史稿.列传·卷一 》

乾隆如此为母亲祝寿,真的实现了以天下养这一说法。至于普通的生日,每一年乾隆都会带着王公大臣行庆贺礼,这个规定从乾隆二年开始。

乾隆 大猪蹄子「乾隆另一面不是34大猪蹄子34,是孝顺的儿子你见过这样的乾隆吗」四、给母亲加头街

这个估计也是挺少见的。孝圣宪皇后并非她一开始的称呼。钮祜禄氏升任皇太后并没有任何尊号,这是乾隆刚继位之时。在乾隆元年前一个月,钮祜禄氏有了第一个尊号,崇庆皇太后。

乾隆二年,尊号又变了,多了二字慈宣,称为崇庆慈宣皇太后。

乾隆十四年,尊号又增加康惠,称为崇庆慈宣康惠皇太后,十五年又多了敦和,称为崇庆慈宣康惠敦和皇太后。

就这样每一次都增加二字。到乾隆四十一年的时候,他母亲的尊号已经变成:崇庆慈宣康惠敦和裕寿纯禧恭懿安祺宁豫皇太后。不知道你能不能记住,反正知常容是记不下来。

这个时候有些朋友就急了,你不是一直说她叫孝圣宪皇后,这里面根本没有这样的字啊。不用急,孝圣宪皇后是死后的谥号。

辛卯,尊大行皇太后谥号为孝圣宪皇后——《清史稿·本纪·卷十四》

但是到了三月,谥号的字数增加了,变成:孝圣慈宣康惠敦和敬天光圣宪皇后。

看来乾隆最拿手的就是扩词游戏,当然加封号的意思自然是将人世间最美好的词语奉献给母亲,表彰母亲的贤良美德,说白了就是往母亲身上贴金。

乾隆 大猪蹄子「乾隆另一面不是34大猪蹄子34,是孝顺的儿子你见过这样的乾隆吗」结语:

看完之后,是不是刷新你的三观,感觉这一切不太真实。但这的确是《清史稿》上记载的乾隆的一面,一个孝子乾隆。有些人说这是乾隆在作秀,可是有哪一个人能做到做秀一做就做几十年呢?

你的看法呢?

乾隆真的是大家所说的大猪蹄子吗?

我认为乾隆并不是大猪蹄子,因为他对富察皇后特别的挚爱,富察氏就是他心中的白月光。一个心中有着最为挚爱女人的男人,不应该被称作为大猪蹄子。

弘历和富察氏的爱情故事,简直就像童话一样让人觉得动容。这两个人是年少夫妻,虽说弘历贵为皇子,但是富察氏的出身也绝对不差,富察氏一族从清朝建国以来就是名门望族。出身名门的富察氏从小就被培养的端庄贤淑,正是如此,雍正才会给这两人指婚。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富察氏的字写得特别好,雍正曾经还取笑过弘历如果不加紧练字的话,可能就会输给富察氏。


富察氏开始是弘历的嫡福晋,身为福晋的她,把王府的大小事情都打理得妥妥当当,不让弘历费心。他们二人是少年夫妻,即便后来有着佳丽三千人,也抵不过他们二人的情谊。

其实弘历这么喜欢富察皇后绝对是有原因的,因为她知书达礼,温柔贤惠,并且对钮祜禄氏太后也孝顺有加。这么好的一个富察皇后,怎么能让乾隆不捧在手心里呢?帝后感情特别好,即便是每年都有新人入宫,还有着异域佳人,但是无论如何她们都取代不了富察皇后在乾隆心中的地位。可惜的是,富察皇后身体不好,年纪轻轻就病逝了,往后的时光,乾隆都是在怀念她。乾隆一生爱写诗,写得最动人的诗就是给富察皇后的,试问这么痴情的人怎么能是大猪蹄子?

为什么叫乾隆大猪蹄子?乾隆大猪蹄子意思介绍

如果乾隆知道网友们给他起了一个称号叫大猪蹄子,你们觉得他老人家会高兴吗?不过历史上乾隆的性格还是比较认真的,管制也都比较严格,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惹怒了皇帝反正都是没好下场的。不过为什么要叫乾隆大猪蹄子呢?感觉好像也不是什么褒义词,毕竟形容一个人是猪蹄总感觉有些不雅而且不妥。怎么说乾隆皇帝也是一生写了4万多首诗的人物,怎么会得到如此羞耻的称号呢?不过具体还是要看看乾隆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吧。

傅恒是谁?孝贤皇后富察氏的弟弟、福康安(可能是《还珠格格》里尔康的原型)他爹。这是你知道的全部吗?

如果是,这个几乎是清代历史上最年轻的首辅大臣、出将入相的文武“全臣”、皇帝最喜欢的小舅子、乾隆时代上层社会流行风向的引领者泉下有知的话,也许会觉得有些无奈。

康熙六十一年三月丁酉,公历1722年4月27日,“皇四子和硕雍亲王胤禛恭请上幸王园进宴”,《清实录》对这一天的记载只有这么短短的一句话,但这是决定历史的一天,“王园”即为由康熙帝赐名的圆明园。

这一天康熙皇帝应儿子胤禛的邀请赴圆明园赴宴,在园中的牡丹台第一次遇见了胤禛的儿子弘历。弘历是胤禛的序齿第四子,母亲地位卑微,但年近古稀的祖父一见年方10岁的孙子就非常喜爱,竟于13天后第二次赴圆明园,将弘历带往宫中亲自教育诗书。康熙皇帝有一百多个孙子,此前只有废太子的嫡子弘皙曾被抚养于宫中。

65年后,已经成为乾隆皇帝的弘历深情回忆当年他在祖父面前背诵《爱莲说》,并解释文义,深得祖父喜爱;甚至在与大臣讨论军国大事时,康熙皇帝也特地让弘历随侍旁听学习;康熙皇帝又让皇子允禧教他射箭,庄亲王允禄教他火器,并经常带他去打猎,弘历不副所望,各方面均表现优秀。

康熙皇帝特意召见弘历的生母,连声称她“有福之人”,并对在宫中抚养弘历的温惠皇贵妃称 “(弘历)是命贵重,福将过予” 。

康熙帝皇帝还特定要了弘历的八字,看后非常欣喜,在上面批示:“此命贵富天然,这是不用说。占得性情异常,聪明秀气出众,为人仁孝,学必文武精微。幼岁总见浮灾,并不妨碍。运交十六岁为之得运,该当身健,诸事遂心,志向更佳。命中看得妻里最贤、最能,子息极多,寿元高厚。”

果然乾隆皇帝活到了89岁高寿,是中国古代最长寿的皇帝,也有20多个儿子,不信命,可乎?

康熙皇帝本人是一位在位超过60年的皇帝,什么人才能“福将过予”?答案不言自明。

如果说以前还有所犹豫,那么一个英武可教的孙儿自然会激发“自幼尝以英杰自许”的康熙皇帝的惺惺相惜,这可能促使他下了最后的决心。

当时胤禛已经44岁,在当时已经不算年轻。皇位继承是最重要的问题,作为一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康熙皇帝自然会考虑到更长远的未来。

当然弘历只是胤禛得以继位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其本人深获父亲的赏识。

胤禛幼年时由父亲亲自抚养,这在康熙帝的诸多皇子中非常罕见;他多次代表父亲承担祭祀大典等重要任务。

同时,他的竞争对手,同母弟、皇十四子、大将军王允禵与康熙帝极为痛恨的皇八子关系非常亲密,属于政治上的同盟者,他们是废太子允礽的死敌,而康熙帝一心想保全允礽的性命,因此他不可能将皇位传给皇八子党的成员。

实际上早在祖孙相见的前一年,胤禛已经刻意安排弘历在康熙帝近侍面前背诵经书,并随即请求将他送往宫中随侍学习,但如果没有弘历优良的表现,这个布局也是枉然。

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刚从塞外回到京城的康熙皇帝又赴南苑行围打猎,十几天后感到身体不适,于十一月初七日回到了畅春园,并让胤禛代行冬至南郊大祀。

几天后,他的病情恶化,于凌晨召皇三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贝勒允禩、皇九子贝子允禟、皇十子敦郡王允(衤我)、皇十二子贝子允祹、皇十三子胤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宣布“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随后胤禛从南郊赶回,一天内三次请安。

另据朝鲜使者的记载,康熙帝在临终前还召见过大学士马齐,还嘱咐“胤禛第二子(弘历,当时仅余一兄)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他当面要求胤禛丰衣足食供养废太子、皇长子,并且要封废太子之子,他所钟爱的孙子弘皙为亲王 。

雍正皇帝刚即位数月,就将立储遗诏缄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的封函中,立弘历为皇太子,一直保存到十三年后雍正皇帝驾崩后取出,乾隆皇帝即位。

傅恒是父亲李荣保第十子,如果按照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七月病逝时不满五十岁推算,则他的姐姐在雍正五年(1727年)被指定为宝亲王弘历嫡福晋的时候,他还是个五、六岁的孩子。

乾隆二年(1737年),富察氏被册封为皇后时父亲已经过世,长姐对未成年幼弟的呵护与慈爱应该不难想象。这种爱自然也会影响到身为姐夫的乾隆皇帝,在傅恒去世十余年后,乾隆皇帝在诗中回忆:“世臣更近戚,丹诚素所信。命之习政事,干才亦日进。”应该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乾隆五年,授蓝翎侍卫,开始步入仕途;

乾隆七年,授总管内务府大臣,管理圆明园事务;

乾隆八年,擢户部右侍郎;

乾隆十年六月,军机处行走;

乾隆十一年十月,授内大臣;

乾隆十二年三月,晋户部尚书、议政处行走,兼銮仪卫事;

乾隆十三年,授领侍卫内大臣;四月,加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九月,暂管川陕总督、经略军务、晋保和殿大学士……

短短八年时间里,从正六品蓝翎侍卫一跃成为含金量最高的正一品保和殿大学士(大约相当于从司局级干部成长为国务院总理),这份履历里饱含着来自姐夫那深挚的爱与期许。特别是在内丧爱妻、外丧王师的“拂意”之年(孝贤皇后崩逝与讷亲兵败金川),乾隆皇帝将希望寄托在了年尚不满30岁的傅恒身上,认为他“矢志笃诚,必能使壁垒一新,功成迅速”、“此任非傅恒不能胜,此功非傅恒不能成。”并且赐诗勉励他:“慰余西顾久,嘉汝赤心良。”期待之高,毋庸多言。

长驱空朔漠,驰捷报明王

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有人为你提供舞台,而自己又有足够的能力完成演出。

与讷亲(乾隆初年宠臣)、高恒(慧哲皇贵妃兄弟)相比,傅恒显然的成功的。这种成功首先体现在他在乾隆皇帝自诩“十全武功”中的出色表现。

史书中的傅恒有三大军功——经略金川、平准噶尔、往征缅甸,如果再加上平定乌什回乱,“十全武功”中在他任首辅期间完成的便占了一半。

这固然与富察一门世代尚武的家世有关,但也是他不辞劳苦、经略有方的结果。在赴金川途中,为了不延误军情,他带领部队日行二百余里“晨夕驱驰”、“纪律严明”,经天涉山时,天寒路线,他拒绝骑马,称“汝等皆步行,我独乘马,心亦不忍”,遂与兵士一起步行七十余里,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乾隆十九年(1754年),准噶尔内乱,在朝臣多持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傅恒力主一战,并全身心投入到战备调度等工作中,被乾隆皇帝叹为“定策西师,唯汝予同。酂侯不战,宜居首功。”

傅恒出征缅甸更是临危受命,包括侄子明瑞在内的三任云贵总督接连因战阵不利而自杀或被杀,以“中止诚难存国体”为由的乾隆皇帝却依旧完全不能接受朝臣关于罢兵的建议。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十一月,傅恒在缅甸前线沾染瘴疠之气,恰缅王请降,就此草草收兵,算是保全了乾隆皇帝的大国颜面和自己的一世英名。

第二年七月,班师回京的傅恒没能康复,病逝于京师,享年不满五十岁。

傅恒的病逝让已年近六旬的乾隆皇帝不胜“震悼”。早在傅恒出征缅甸时,老皇帝便曾寄诗给他,称“世上谁知我,天边无故人。”临丧之际更是感慨“鞠躬尽瘁诚已矣,临第写悲有是哉!”一年后,他巡视天津,忆起傅恒班师后君臣的对话,再次长叹“朴齐即景依然也,前席言人何往哉!”

大约在乾隆皇帝的心里,贤妻的爱弟只有一个,朝臣中由自己“几经教导、几经历练”的也只有这一个傅文忠公了吧。

谨慎谦下,世人感佩

傅恒能“在纶扉二十三年”圣眷不减,除了出自于乾隆对皇后的轸念外,关键还在于自己出色的办事能力。

首先,傅恒是被乾隆皇帝亲自调教出来的。他比一般的朝臣更了解皇帝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因此在处理政务时常常可以贴合皇帝的心意,在傅恒的奏报中,经常有类似于“此见又与朕意相合,深可嘉焉”的朱批,可见一斑。

其次,傅恒本人明敏练达,具有极强的进取心和责任心。傅恒任职军机后,大到军事决策、政令的制定和实施,小到乾隆皇帝的日程安排、仪式典礼的规范制定等等,每日经办事务繁冗庞杂,“傅文忠公文学虽不深,然于奏牍案卷,目数行下。遇有窒碍处辄指出,并示以作何改定,果惬事理,反覆思之,无以易也。”他的这种才干往往让其他大臣相形见绌,乾隆皇帝曾经在傅恒出征金川时抱怨说:

“今日召见军机大臣等,面降谕旨,伊等从清晨直办至未末(15:00),方行进呈,而词旨又殊多未当,复烦朕大加改削,直至申正始毕。经略大学士(傅恒)途次逐日驱驰,尚能办如许事件,又皆精详妥协,则经略大学士实劳瘁矣,而朕此间之佐理需人,实不可不念。”

在办事能力之外,身处高位的傅恒在官场留下了“每多谦冲”、惜才爱才的英名。傅恒的谦和除了体现在知进退、懂得韬光养晦力辞荣宠外,主要体现在待人用人上,诸如孙嘉淦、阿桂、卢焯、孙士毅、汪由敦、毕沅、袁枚等贤臣名士都收到过傅恒的提携礼遇。

宿儒赵翼在笔记中回忆称,自己在军机处当值时生活困顿,傅恒见他貂帽破旧不堪,“独呼余至,探怀中五十金授余,嘱易新帽过年。”可是当时正值年关用钱之际,这钱自然被拿去贴补家用了,第二日上朝时自然只能还戴旧帽子,“公一笑不复言。”名臣舒赫德获罪被籍没家产远戍边地,傅恒“代赎其宅,俟其归而赠之。”时朝廷上下大小臣工“感佩其德,久之不衰。”

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

历史对傅恒的“盖棺定论”还是比较正面的,认为他首辅军机二十余年,“惟以尊奉前辈、引擢后进为要务,故一时英俊之士多集于朝”,对乾隆盛世的形成有功于一代。

可是,傅恒毕竟是傅恒,是一个成长在勋爵之家的“官四代”,是深受姐夫爱护的盛世国舅,当他身上养尊处优的贵族习气影响到官场上的时候,无疑开启了清王朝走向衰亡的大门。

傅恒“颇好奢靡,衣冠器具皆尚华美”,居住的府邸在规格与装饰上都比照王府规制,据朝鲜使臣李德懋的记载,傅恒死后他的儿子福隆安出卖家中珍玩,“价值银八十万两”。

钟表是乾隆时代中西交流中比较受皇室喜爱的奢侈品之一,傅恒不但自己拥有西洋钟表,就连仆从也“无不各悬一表于身”。

一次御门听政,傅恒因表针尚未到指定时刻,便迈着方步进入会场,结果发现皇帝已经端坐良久,情急之下踉跄而入,值班的侍卫调侃他:“相公身肥,故尔喘吁。”乾隆皇帝接过话头道:“岂惟身肥,心亦肥也。”显然在指责傅恒有骄纵之心,吓得他“免冠叩首”、“惊惧不安者累日”。

当然,傅恒用来维系自身奢华生活的开销并非来自于贪腐,乾隆皇帝对他的恩赐确实足够丰厚,可是作为首辅大臣,这毕竟不是件好事。宗室昭琏在《啸亭杂录》中对此即有所批评,认为“后和相秉政,果以丛脞为风,以滥为解事,风俗因之日偷,实自傅文忠有以启也。”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用西洋怀表,产地为瑞士、英国、丹麦等,不知道国舅爷用的是哪一款

值得一提的是,傅恒对“长袍马褂”成为民国时期的礼服有着开创性的贡献。

原来,清代男子便服本为长及脚踝的袍和外面长及膝的褂,而衣长仅及脐的马褂是专门在外出行猎、出征时候穿用的行服。大概是常年在军中办事,傅恒习惯了马褂的短小便捷,于是班师回京后也经常穿用,世人因此称呼对襟马褂为“得胜褂”,“无论男女燕服皆著之矣”。为了适应日常穿着,人们对对襟马褂进行了改制,袖口收窄、衣服长度延长到腰间,改制后的马褂也称“卧龙袋”或“额伦代”、“鹅翎代”等,逐渐成为一种半礼服性质的外衣。

清末时,内穿长袍或长衫、外套黑色暗花纹对襟马褂俨然已经是社会主流的“正装”装束,并被国民政府列为“国民礼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