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居注是中国古代出现较早，具有实录精神的一种史类，是日后修撰帝王实录乃至国史的重要基础史料。
汉魏以迄唐初，史官、史家密书善恶，隐而不宣。孔子作《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可见，孔子作《春秋》，除留给后世史家“春秋笔法”外，还留下“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的自保之策。司马迁《史记》到其死后，“其书稍出”。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史官废置不常，偶遇形势安定，君主明达，史官方可有所作为。这就造成不少起居注均系后世追撰而成，而非当时缮就。而到了北朝末年，随着分裂局面行将结束，统一趋势日渐加强，史官密书善恶、隐而不宣的做法也渐被打破。待到隋文帝统一一南北之后，更是“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进一步压制魏晋以降，私家修史之风盛行的情况，收紧撰修国史的孔道，也为日后唐太宗等人强化集权，进而打破“天子不观起居注”传统做了铺垫。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唐太宗问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的褚遂良：“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褚遂良答:“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又问:“朕有不善，卿必记耶?”褚遂良答:“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唐太宗显然对群臣的答复不以为然，他坚持认为帝王观览国史大有益处，善事固不须论，若有恶事，可以追忆前非，以为鉴诫，并一再提出观览起居注的要求，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
翌年，唐太宗问监修国史的房玄龄:“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房玄龄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唐太宗又说:“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谏议大夫朱子奢上疏谏阻，称“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无奈争拗不过，房玄龄等只得删略国史，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进呈，唐太宗见其中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记载，“语多微隐”，于是对房玄龄说，“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当然，对其索观起居注的深层原因，臣下也心知肚明，故而才删略国史进呈，并“语多微隐”。唐太宗还借题发挥，明令史官削去浮词，直书玄武门之变，同时却援引“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的典故来为自己不合道统、有悖伦理的行为辩护，暗示史官曲为回护，讳饰掩过，并借此成就一番“无畏于天，无惮于人而不掩”，尊重史官直书善恶之权的“帝德”，其为纾解心底的历史焦虑，可谓煞费苦心。
受唐太宗影响，唐宋君主多对起居注给予莫大关注。唐玄宗初即位，好观书，“尤注意于起居注”，“自先天初至天宝十二年冬季，成七百卷”，而且还出现了一种由玄宗兄弟岐王、薛王等轮日载笔而成的起居注新形式———内起居注。唐文宗也曾数次取观起居注。为打破“天子不观起居注”传统，强化帝王对历史叙事的话语权，唐太宗及其后世君主们采用明尊暗降、分而治之的办法，来逐步分化、瓦解史官手中的“史权”，最终实现了从“索观”到“进御”起居注的目的。
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北宋初年，史馆修撰张佖向宋太宗进言，请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职，得到宋太宗允准，“置起居院于禁中”。事后不久，兼掌起居郎事的梁周翰又进言，请令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记言动，“别为起居注，每月先进御，后降付史馆”。从之，“起居注进御，自周翰等始也”。至此，虽其后多有反复，但“天子不观起居注”的传统已基本上被打破。
请问李世民是唯一查看过起居注的帝王吗？他为什么又允许史官将他查看起居注这件事详细废史册的呢？
第一,李世民当然不是唯一查看过起居注的帝王!! 在他之前、之后看过的人有很多, 先说几个有名的帝王! 汉武帝就看过,还削过史书!! ((“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已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 )) 光武帝刘秀是没看, 只不过他的本纪是他的儿子汉明帝刘庄亲自关怀下所写的!! 刘庄也没看,只不过他的起居注是由他的皇后所写的!!前秦苻坚不但看过,还真的改过史书!
宋朝从宋太宗起写好的起居注都要经过皇帝过目的!! 朱棣改过((太祖实录))! 清朝的文字狱就更不用说了!!
第二,李世民只是看过,并没有改史!!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 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侍中魏徵奏曰：“臣闻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不以实，后嗣何观？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
唐太宗的失误
历史记载，唐太宗在位的“贞观”年间，“海内升平，路不拾遗”，“斗米三、四钱”，反映了“贞观”时期，唐王朝在较短时间内，把隋末乱世变为封建治世的事实。因而“贞观之治”就成为以后历代封建统治效仿的楷模，唐王朝成为世界中世纪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封建王朝，唐太宗也就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杰出的有作为的封建政治家。但唐太宗一生也有不少失误，却为他的辉煌所淹没，为人所忽略。在“贞观之治”的盛世面前，唐太宗深藏的`骄傲、享乐思想不断滋长，逐渐开始大规模地兴建宫殿。史载：634年，建大明宫；637年，建飞仙宫；640年，建襄城宫；647年，建玉华宫。据《资治通鉴》载，玉华宫的兴建费“巨亿计”，玉华宫占地九顷。玉华宫建成后，唐太宗又下令增建一座紫微宫，与天上星辰之尊同名，以显示他的天子之尊。紫微宫高50公尺以上。唐太宗大兴土木，不难想象，耗资耗时如此巨大，对广大民众来说是劳民伤财的事情。当时陕西一带出现了卖儿卖女。朗吏马周抱怨劳役日重和唐太宗不关心民众，呼吁唐太宗恢复早年提倡俭朴和关心民众的政策。
在唐太宗刚登帝位权力不巩固时，他虚心纳谏，光魏征就多达200多条，当时满朝都是直言的奏章。唐太宗把臣下的直谏贴在寝室的墙壁上，天天提醒自己。魏征去世，唐太宗无限感慨，认为自己痛失人镜。首伐高丽失败后，唐太宗哭着说：“我悔不听魏征之言”，且设庙树碑，大祭魏征。当他的统治地位稳固后，虚心纳谏的唐太宗不见了，多疑代替了纳谏。魏征生前，唐太宗曾答应把公主嫁给魏征家当媳妇。当唐太宗得知魏征曾把谏书给史官褚遂良看，且魏征推荐的人中有人参与谋反，唐太宗不但气得取消婚约，甚至派人把魏征的墓碑推倒。648年，宰相房玄龄临终时难过地说：现在朝廷已无人敢于犯颜直谏了。
起居注是皇帝日常起居的真实记录，大到军国要务，小到吃喝拉撒睡，无不记录在案。作用其一，记录历史，备后人查阅；其二监督皇帝，使其不得干坏事。历史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皇帝不得查阅自己的起居注，不得干预史学家的工作，让史学家独立记录，以免影响起居注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只有极少数皇帝，或者出于好奇，或者做了坏事，心中有鬼，才会打破这一规矩。在这少数不守规矩的皇帝中，就有被称为“千古一帝”的唐太宗。有一次，唐太宗问负责写起居注的谏议大夫褚遂良：“起居注可以拿来看吗？”褚遂良回答说：“史官记录人君言行，包括问题和失误，使人君不敢随意为非，没听说人君可以拿来看的。”太宗又问：“我干了坏事，你们也记吗？”褚回答：“这是臣的份内之责，不敢不记。”唐太宗和褚遂良的对话流露出了唐太宗看起居注的念头。又一次，唐太宗问监修国史的房玄龄：“前代史官所记，皆不让人君阅览，这是为何？”房答：“史官不虚美，不隐恶，人君见了会发怒，所以不敢献。”唐太宗说：“朕和前代人君不同，想亲眼读读国史，看一看朕有哪些失误，便于以后改正。”唐太宗坚持要看国史，房玄龄屈从了。唐太宗看了起居注，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使一些史学家不敢直笔，对我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