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唐太宗李世民，时下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言论：他杀害兄弟、逼父亲退位，品德坏透了，凭啥被视为千古明君？
这个逻辑，体现出的是一种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做人就该温良恭俭让，德行远远比才能重要；身为天下人榜样的帝王更应该如此，逼父、杀兄、废子，是典型的大逆不道，与儒家传统观念格格不入。因此，李世民这样的人不可能管理好国家，所谓的贞观盛世一定是杜撰的。
这种观点其实很不公正。
明君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假设一下：
明知自己已经“功高震太子”，李世民仍旧无条件的孝顺友爱，李建成会不会放他一马？两人是不是可以和谐共存？或者说，他就应该洗干净脖子，眼巴巴等着被自己的兄弟整死？
如果明明知道太子李承乾胡作非为、极有可能像秦二世那样把大唐带向毁灭，李世民却像如今的一些熊家长一样，继续无条件的宠爱这个熊孩子，以保全自己的“慈父”形象，那接下来大唐的百姓将会承受什么代价？
还有人说李世民逼父亲李渊退位。如果我们结合史料对李渊的性格进行更多了解的话，会发现这更像是他本人的审时度势后的选择：外有强敌、内部不稳，为了避免自家政权面临不可预知的动荡，他决心退居二线，将权力悉数归于唯一在世的成年儿子手中。
舍身饲虎，只是宗教传说；溺爱子女，更会害人害己。如果一个皇帝对家人无条件放纵，对那些毫无血缘关系的广大老百姓却极尽横征暴敛、肆意摧残之能事，对外处处被动挨打、以至于生灵涂炭，这种皇帝是明君吗？
反之，一位帝王在家族内部斗争中手段狠辣，夺权后对宗亲严格要求、毫不法外徇私；对于朝廷内外官员、普通军民却以制度妥善管理、极尽安抚，实现国泰民安；对外主动出击，将强敌消灭在萌芽之中，让百姓安居乐业，这样的皇帝值不值得受后世爱戴？
对待家人，慈爱、孝顺也许就足够了；治国则复杂得多，起码需要胸怀天下的格局、海纳百川的气魄、知人善任的水平、雷厉风行的手段、明辨是非的能力，以及更重要的：压抑个人喜好，将百姓、天下的利益放在首位；如果能够在制度建设方面有所贡献的话，那就更难得了。
显然，前一种比较容易，后一类则难上加难。因此，在数千年的历史上，对家人慈爱的帝王比比皆是，能够创造盛世的则相对珍稀。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李世民之所以能被后世奉为明君的象征，正是由于他具备了杰出帝王所需的一切素质。
身为帝王，却能用制度约束皇权
大一统时期的中国封建社会，本质上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帝王对国家权力的绝对垄断，使得思想统一、行动一致，避免中原再度陷入春秋战国时内部割裂混乱的局面。但同时也带来了副作用：权力过度集中，帝王本人的素质与政权是否能正常运行直接挂钩；而无限制的皇权，不断造就了大量一意孤行、不顾大局的统治者，将一度强盛的王朝带向末路，如秦二世、东汉恒灵二帝、隋炀帝杨广等。
因此，封建时代的人们想要安居乐业，几乎等同于赌博；国家是否安定和谐，几乎与君主是否圣明息息相关。同时，为了制衡、限制皇权，臣子们也进行了一些努力，但最终结果往往并不怎么美好，甚至由此滋生了外戚参政、宦官专权等怪象，导致政权陷入更加混乱的局面。
这一切，都是源于帝王本人具有封建政治的绝对话语权，若要对其进行约束，只有两个办法：推翻他，或者他本人有足够的觉悟。但王朝的更迭，其一代价太大，其二很难带来制度的脱胎换骨，顶多是再来一次“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循环。
而李世民身为帝王，则属于罕见的一类——他主动以制度约束皇权：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正月，才当上皇帝的李世民下达了第一道诏书，内容是关于谏议制度的：
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閤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
中书、门下两省以及其他三品以上官员觐见皇帝商议朝政时，必须让谏官贴身跟着，君臣议事时若有不妥之处，必须立即指出。这样一来，君臣双方都被置于监督之下，“故大臣不得专君而小臣不得为谗慝”。
同时，那时的谏官不再限定于某一个职位，而是涵盖了朝廷中官员体系的各个品级，从八品到三品都设置了大量谏官，形成了上规模的谏官群体；同时，对于他们的工作方式，也形成了制度：“凡谏有五：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规谏，四曰致谏，五曰直谏。”总有一款能起到作用。
而在过去，谏官制度往往沦为点缀，其能否发挥作用完全视君主个人的喜好。李世民的一系列制度，则让这一古老职务真正发挥了作用，以至于诞生了魏征这样的千古谏臣。
此外，贞观年间还诞生了“五花判事制”：“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即：对于军国大事，负责起草文书的中书舍人们必须在文件上写下自己的不同意见，这样一来，很好地弥补了个人意志对政事的左右，自此以后，唐王朝的决策“鲜有败绩”。这里面，依稀有近现代某些制度的影子。
人尽其用，首次彻底跳出了兔死狗烹的怪圈
首先，在如何选人方面，李世民的标准比较简单：
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
对于溜须拍马的官员，李世民从来都是深恶痛绝。比如在公元645年，李世民远征高句丽后率军归国。经过易州境内时，负责接待的司马陈元璹献上了种在温室里的青菜，他本以为，自己的苦心之举，会让饱受戎马之苦的皇帝龙颜大悦，说不定能由此飞黄腾达；不曾想，李世民看到这些反季节蔬菜后，气得直接将陈元璹免官：“上恶其谄，免元璹官”。
而对于那些敢于直言进谏、甚至不给自己面子的忠直官员，李世民则是另一种态度。公元633年，李世民问魏征：“众位大臣的上书多有可取，但见到我时却时常语无伦次，这是咋回事？”
魏征说：“我观察各部门上奏言事前，时常殚精竭虑，甚至耗时好几天；但见到陛下后，却说不出三分之一，他们主要是担心自己的不同意见让您不高兴。”
李世民得知后，接见大臣时更加和颜悦色，甚至对有些不太客气的言辞也压抑住自己的情绪。而我们的魏征大人，专业挑刺、找茬十余年，甚至经常在朝堂上经常怼得李世民下不了台，却被尊为官员的楷模。
其次，李世民对待大臣从不苛求尽善尽美，容忍他们存在缺点。
宰相萧瑀是初唐重臣，位居凌烟阁功臣录第九位，但他这个人有个毛病：对人要求过高，时常拿苛刻的道德标准要求同僚，甚至对同为凌烟阁功臣的房玄龄、杜如晦也有很多意见。
公元646年，他向李世民告状：“房玄龄与中书门下众臣，朋党不忠，执权胶固。陛下不详知，但未反耳。”即，房玄龄结党营私，跟一些大臣关系过好，有谋反的嫌疑。
对大部分帝王而言，非常乐于见到大臣们互相拆台的情况，以便于自己从中制衡、玩弄权术。但李世民却不同：
上曰：“卿言得无太甚！......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
即用人不能苛求完美，要容人所短、用人所长。当然，对于打小报告的萧瑀，李世民也容忍了下来：“但以其忠直居多，未忍废也”。
也许这就是李世民时期名臣满朝的秘诀所在。
第三，打破了兔死狗烹的怪圈。
每当新的王朝建立，由于权利的绝对排他，曾经休戚与共的国君与功臣之间，总会不可避免的步入"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死胡同。手段狠的，直接把那些功臣肉体毁灭，比如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文明一点的，会让他们离开权力核心，比如汉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等。
不过李世民则完全避开了这一规律，他一不杀人、二不架空，除了触碰底线的侯君集与张亮外，其他功臣不仅按照贡献加官进爵，而且在接下来仍旧待在最适合自己的岗位上，为大唐的发展持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而李世民的秘诀，就在于制度、法令。他的绝对心腹、在玄武门救过自己性命的尉迟敬德，曾经仗着功劳在酒宴上争抢座位，甚至殴打其他大臣，李世民则毫不留情地提出严重警告：
国家纲纪，唯赏与法，非分之恩，不可数得，勉自修饬，无贻后悔！
不用权谋、心机去玩弄制衡，而是依靠法令约束特权特权，这种治国态度，时至今日仍具有积极意义。
管理国家不易，能首先对统治阶层自我审视，则更为难得
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些帝王虽雄才大略，但在对待百姓方面却不怎么温情，甚至单纯的将他们视为实现自己抱负的工具。
李世民即位时，经过隋末的战火洗劫后，曾经繁荣富庶的中原一片残破，战乱虽已平息，但仍有流民四处占山为寇，社会生产并未完全恢复。面对这样的困境，大多帝王普遍会采取暴力镇压的方式，最为典型的就是隋炀帝杨广。
公元626年，在谈到怎么应对各地的盗贼时，一些大臣建议乱世用重典，以严刑峻法管束这些“刁民”：“或请重法以禁之”。但李世民对此却不以为然：
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
老百姓之所以落草为寇，主要是被官员所逼；若循规蹈矩无活路、铤而走险方苟延，这世上哪还有良民？
因此他认为，若要治民，先匡正官僚阶层自身，他抛弃严刑峻法，致力于“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主食有馀”。几年之后，大唐迅速换了副模样：
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如果隋炀帝有他这份觉悟，强盛的隋王朝也许就不会灭亡了；如果后世的宋朝君臣把这段记录记在心里、落实到行动上，也许就不会有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们了（当然这只是小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懂这个道理的帝王将相数不胜数，落到实处的却是珍惜物种。
（至于李世民如何主动出击，将周边游牧民族的威胁扼杀在萌芽之中，拓宽中原王朝的生存空间；如何不遗余力赈济灾民，真正让百姓安居乐业，在此不需赘述。）
在封建帝权制度下，如何约束权力、维持结构安定；怎么走出个人意志的怪圈，不以帝王喜好为转移，充分发挥各阶层人才的作用；如何兼顾百姓诉求，不把农民阶级视为被压榨利用的工具......这些议题，已经超出了封建制度的所能解决的范畴。而李世民在这些方面的作为，也达到了封建帝王的极限，这就是他被视为千古明君的核心原因。
至于他的宫廷争斗手段，在那些只求能一展所长、避免功高震主的文臣武将眼中，在那些只求安居乐业、好好活着的老百姓眼中，跟自己有什么关联？他们要的是一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帝王，而非一位道德模范；前者可以雪中送炭，后者只能锦上添花。
参考资料：《资治通鉴》《旧唐书》
对亲人无比狠辣的李世民被视为千古明君，依靠的是什么？
李世民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古名君，是因为他当上皇帝以后任用贤能，降低赋税，使百姓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第一，为什么说李世民对亲人无比很辣。
后世的人之所以认为李世民对自己的亲人无比狠辣，主要是因为他曾经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杀掉了自己的兄长和弟弟，而且还逼迫父亲立自己为皇太子。
不仅如此，李世民在杀死哥哥李建成以后，还残忍的杀掉了李建成的所有儿子。
而李世民的父亲也由于这件事情郁郁寡欢，没过多久就去世了。正是因为如此，后世的人才认为李世民是一个对亲人过于残忍的人。
第二，李世民为什么被视为千古名君？
虽然李世民对自己的亲人并不好，但是古代的所有帝王在皇权和亲情之间都会选择皇权。
所以李世民的做法在中国古代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其他的皇帝也曾经为了夺得皇位而杀掉自己的亲人。
而李世民之所以被视为千古名君，主要是因为他非常善于治理国家。
他不仅重用了房玄龄和魏征这样的贤臣，而且大沥开通丝绸之路，使得中国的很多东西传到了海外。
不仅如此，李世民在位期间对国家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不断的减少赋税，使得百姓的负担逐渐减少。
而且李世民在位的时候也很少征用兵丁去修建比较大的工程。李世民总是能够以身作则的去节省开支，就连自己所住的宫殿漏雨也舍不得修缮。
第三，我的看法是什么？
后世的人之所以认为李世民是一个好皇帝，主要是因为李世民特别的善于重用优秀的人才。
而且他非常能够体谅百姓的痛苦，所以采用休养生息的国策，大大提高了天下百姓的生活质量。
李世民杀兄逼父取得皇位，违背人伦，为何仍被视为明君呢？
提到唐太宗李世民，人们几乎是称赞其“贞观之治”的辉煌成绩。不过，李世民也有被人诟病的地方，比如他为了当上皇帝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掉了自己的长兄和四弟，并逼迫父亲传位于自己，这显然是违背了尊敬父兄的基本伦理。
明君与私德的关系并不大，我们在称赞一位皇帝是明君时，更多的是表扬他作为皇帝的贡献和功绩，而并非他作为儿子、弟弟是否做到了严格遵守礼节。举例来说，如果一个皇帝心地善良，但治国无方，那么哪怕他尊敬长辈、亲善兄弟，在礼数方面做到完美，也最多被叫作“仁君”，而不能说是“明君”。
唐太宗在位期间，政治上做到了任人唯贤、从善如流，他提倡科举，让大量的优秀人才得以跻身政坛，施展自己的才华；而在经济上，他鼓励农业生产，用均田制推动了土地的开垦，此外，他还以身作则，提倡戒奢从简。军事上，他任用李靖等杰出将领，在对突厥和高句丽的战争中取得了优异的胜果，并且是恩威并施，将武力征讨和怀柔政策相结合，被草原各部尊为“天可汗”就是这一方法成功的重要体现。
从文明史观的角度出发，李世民在位期间的统治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按照这一标准，那么即使是玄武门之变，都对社会的发展起到的是促进作用。我们称呼唐太宗为明君，是因为其统治英明，在位期间政治清明，与此相比，他个人行为不符合当时或现在的价值观，并不会影响太多。
其次，小编认为玄武门之变并不能成为批评李世民的依据。李世民发动兵变的根本原因，于李渊在乱世采用盛世的继承制度。乱世当中，强者为王，有功者得赏；在太平盛世，血缘为王，嫡长子继承。隋朝末年，李世民劝说李渊于太原起兵，并在此后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居功至伟，按照功劳来说，他担任太子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李渊当上皇帝后，却非要立统一过程中没立下什么大功的长子李建成为太子，这对李世民而言显然是不公。
另，当时的情况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也并非善类，在玄武门之变的三年前，李建成等人就已经在暗中招募和培养死士，并且在宫中讨好嫔妃，引导宫中上下反对李世民。甚至，李元吉还曾派心腹藏在卧室中，打算直接对李世民下手，还是李建成害怕刺杀失败才制止。从这一点看，如李世民不趁早做出反击，恐怕是迟早难逃被杀的命运。
与其说玄武门之变是他夺权，不如说是一种出于自卫目的的反击。当然，上文的说法出自《旧唐书》，我们不能完全认可其真实性，不过当时李建成虽为太子，但论功绩、威望、能力都不如李世民，会做出暗杀和引导李渊疏远李世民的行为是非常说得通的。
至于逼父，上文提到，唐朝得以建立的首功在李世民，而李渊自己能当皇帝已经是李世民恪守孝道的表现。在选定继承人时，李渊立李建成为太子的举动是错误的，后来李建成拉拢宫中妃嫔，李渊受其劝说疏远李世民也是错误的。对于要害自己的兄弟，李世民选择了以直报怨，对于屡屡做出错误决定的父亲，他却保持了尊敬，尽了自己作为儿子的义务。
据《旧唐书》记载，贞观八年（634）时李渊曾以太上皇的身份与西突厥使者、李世民夫妇及群臣欢宴。在宴席上，李世民对父亲自称为“臣”，还表示“百姓获安，四夷咸附，皆奉遵圣旨，岂臣之力……此岂臣智力，皆由上禀圣算。”
作为儿子的他在人前人后给足了父亲关爱和尊敬，连著名的大明宫最初都是他为了给父亲避暑而建。作为皇帝的李世民在文治武功方面立下的功劳，也足够让他被称为明君，受到后人的敬仰和称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