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5年，刘秀在河北鄗县（今河北柏乡县固城店镇）即位称帝，光复汉室，史称东汉，这是继西汉之后又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东汉传八世十四帝，历时195年，与西汉合称汉朝。两汉时间相近，环境类似，国力相仿，两朝皇帝的寿命却差异颇大，令人费解。
东汉皇帝的平均寿命只有26.71岁，相较之下，西汉皇帝的平均寿命达到37.75岁。两者相差近12年。十二位西汉皇帝中，有两人60岁以上，五人在40－49岁之间，昌邑王刘贺34岁，三人年龄在20－29岁之间，仅汉平帝刘衎低于20岁。
在东汉皇帝中，除婴帝刘懿外，生卒可考的有十三人。刘秀终年63岁，年龄最高，其次是刘协的53岁，刘庄47岁排名第三，4人在30到39岁之间，2人在20到29岁之间，4人在20岁以下。在大一统王朝中，东汉皇帝的寿命是最短的。
从宏观上看，西汉初期，全国人口仅有1300万。经过“文景之治”，人口数量逐渐增加。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人口突破3600万，不过，武帝后期加重了兵役和徭役的负担，导致国内“户口减半”。宣帝末年（公元前49年），人口恢复到5000万。
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公元57年），人口数量仅为2100万。在顺帝永和三年（138年），人口再次恢复到5386万。此后，灾害和战乱不止，人口总数略有下降，始终在4900万附近徘徊。到东汉后期，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人口攀升到5648万。受灾害、战争和医疗条件的局限，汉朝人口的平均寿命仅有29岁。即便如此，东汉皇帝的平均寿命仍低于当时的平均值。
在十四任东汉皇帝中，从死亡原因看，有九人正常死亡，占64.29%，三人幼年夭折，占21.43%，二人非正常死亡，占14.28%。从年龄层次看，40岁以上的三人，占23.77%，20－39岁的六人，占46.15%，20岁以下4人，占30.78%。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东汉皇帝夭折和非正常死亡率超过了三分之一。作为封建统治的核心，皇帝过早去世，意味着政治格局的不断调整，分散了统治阶级治国理政的注意力，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此外，东汉幼年皇帝的比例接近总数的三分之一。第四任皇帝汉和帝刘肇十岁即位，此后历代的皇帝均为幼年即位，平均即位年龄9.5岁，平均年龄24岁。最小的殇帝刘隆即位时刚过百日，在位220天悄然离世，是历史上寿命最短的皇帝。最长的是桓帝刘志，时年不过十四岁。
东汉皇帝短寿早夭的现象，在当时已经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东汉末年哲学家仲长统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自己的著作《昌书》中，对其中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可惜原书失传。不过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引述了仲长统的论述。
仲长统认为“昼则以醇酒淋其骨髓，夜则房室输其血气。”“字育太早，或童孺而擅气，或疾病而构精，精气薄恶，血脉不充。”这话是说帝王将相饱食甘肥，沉迷享乐，造成身体羸弱，其子女尚未成年，早已生儿育女。后代再次重复父辈的荒淫放纵。先天不足，加上后天养护不及，势必体弱多病。自身不正当的日常作息和生活习惯，成为皇帝早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医生承担着救死扶伤的重任，东汉的医疗体系分为中央、专门和地方三级。中央以太医院为主，为皇族和高级官员服务。设“太医令一人,六百石”,“掌诸医”，共有312人。在必要时，还可召集社会医疗资源为其服务。专门机构是指为军队、牢狱和徭役服务的机构，以此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三是地方医疗机构，只有在发生灾害疫情时，由朝廷发布医疗援助的命令，地方政府负责具体执行。
太医院代表东汉最高水平的医疗水平，却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首先，只为特权阶级服务，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别。其次，人为利用制度漏洞，太医淳于衍利用职务之便，直接毒杀了许皇后。最后，医疗水平差。通常医治时，医术和巫术并用，医疗水平本身存在着迷信思想和冒险性。东汉的医疗水平低下，是皇帝短寿早夭的客观原因。
相较东汉皇帝的短寿，皇后却很长寿。东汉共有19位皇后，生卒可考有8位，平均年龄40.75岁，皇后比皇帝长寿14.04岁。早在西汉时期，确立了皇后的正统地位，因此，在先帝亡故后，在继任者年幼、昏庸、懦弱或皇肆中断时，皇后就能以皇太后的身份，充当监护人，临朝称制，总揽大局，拥有和皇帝相同的权力。
据范晔《后汉书﹒皇后纪》记载：“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四帝分别是安帝、质帝、桓帝和灵帝四人。六后是指窦、邓、阎、梁、窦、何等六人。自和帝后，屡次出现了“主少母壮”的政治格局。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实属罕见。
在权力的催化下，皇后“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以此达到长期霸占权柄，掌控朝政的目的。以和帝皇后邓绥为例，和帝有长子刘胜和幼子刘隆两人。邓绥以太后的身份，认为刘胜身有痼疾为由，废长立幼，拥刘隆为帝。刘隆不幸夭折后，邓绥又另立十二岁的刘祜为帝。一太后立两个幼帝，把持政局长达16年，反映了东汉政治制度的不健全。太后挟私扶立幼主，加上医疗水平差，是东汉幼年皇帝夭折率偏高的内因。
东汉皇帝中，还有两位皇帝死于非命，这是非常极端的事件。质帝刘缵因不满外戚梁冀跋扈专断，在朝会上公开称其为“跋扈将军”，遭到梁冀忌恨。本初元年（公元146年）闰六月，年仅8岁的刘缵被梁冀毒杀。
不仅如此，中平六年（189）四月，少帝刘辨即位，宦官和外戚两股势力相互绞杀。董卓以勤王的名义，进入洛阳，废黜刘辨，另立献帝刘协。同年九月，在位不到半年的刘辨，遭到董卓毒杀。人为因素，成为影响东汉皇帝寿命的偶尔因素。
先皇短寿早夭，造成太后临朝。太后大权独揽，重用外戚。继任者被架空，与宦官势力合谋夺权。继任者重用宦官，再次提前谢幕。新一任太后重新临朝，外戚复起壮大。如此循环往复，东汉的政治生态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各种因素相互叠加，必然性和偶然性彼此影响，给东汉帝王的命运蒙上一层阴影。外戚和宦官和轮番坐庄，促使东汉王朝的命运走向一条不归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