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由顶峰跌落到谷底也仅仅用了四代皇帝时间，最后的子婴不算的话，整个西汉也就是毁在元成哀平四位皇帝手上。其实西汉后期衰落的速度有些令人感到诧异，为什么最后衰败起来完全就止不住了呢?汉元帝继位的时候，西汉还是一片繁荣景象，匈奴一族也老老实实的没出来惹麻烦，而且汉元帝还有一副好心肠，只是汉元帝似乎把这片善心用错了地方，导致西汉逐渐步入下坡路，难道出了一位仁心宅厚的皇帝还成了坏事么?
在元、成、哀、平四帝统治的56年里，西汉帝国究竟是如何由强盛走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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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元帝刘奭即位前，正逢孝宣中兴，大汉本是一片繁荣，国力强盛，四夷宾服。
汉宣帝刘询来自市井，深知民间疾苦，深恨贪官污吏。他在位时，严明执法，大力惩治不法官吏和豪强地主。
刘奭天生一副“好心肠”，看不下父亲的严刑峻法。有一次，他对其父汉宣帝进言：“陛下任用酷吏，刑罚太重，应该多重用儒生啊!”
汉宣帝听完这番话，十分不满，正色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随后又说，腐儒不合时宜，动不动就厚古薄今，就知道忽悠人，怎么能重用?
刘奭惹得他爹动怒，只好悻悻然退下。他走后，汉宣帝叹道：“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宣帝不幸言中，大汉的江山正是从柔仁好儒、优柔寡断的汉元帝开始，不断走下坡路。
在汉元帝时，西汉社会便已经危机重重。朝中外戚、儒生、宦官互相倾轧。
汉元帝不亲政事，朝政日益混乱。刚正不阿的天子之师萧望之被诬告下狱，悲愤自杀。奸佞宠臣石显却被“赏赐及赂遗訾一万万”，气焰熏天。
当时，农民常受当地官吏无端勒索，尽管有政府赐给的土地，也无力耕作，不得不贱卖从商。无数穷困潦倒的百姓走投无路，改当“盗贼”。
还有，根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西汉末年正是中国历史气候变化，由温暖期向寒冷期过度的一个阶段。据史书记载，这一时期天灾频发，常见的有旱、涝、蝗、瘟疫等。
有一天，大学者京房问元帝，当今是治世，还是乱世?
元帝倒有几分自知之明，无奈地答道：“亦极乱耳，尚何道!”
为此，汉元帝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缓和危机，包括：减免赋税，乐府减员，罢盐铁官、常平仓，等等。他甚至大胆地打破惯例，削减宗庙，这在当时看来，可是冒犯祖宗，无视神明的举动。
可惜，这些举措都是流于表面，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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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史籍，我们不难看出，在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下，老百姓的恐慌与焦虑。
汉成帝建始三年(前30年)七月，正值关中地区雨季。
一天，一则“闹洪水”的传言迅速成为长安城的新闻。
消息传来，不知真假，京城上下一时舆论哗然。百姓以为即将大水漫城，“奔走相蹂躏，老弱号呼，长安中大乱”。
吊诡的是，当时居住在长安城外的，一个年仅九岁的女童，居然为了避难，擅自从宫城横门溜进来。她一路跑到了长安城内地势最高的未央宫。
未央宫是西汉诸帝日常起居与办公理政之所，如此重要的地方出现闯入者。殿门守卫一开始居然毫无察觉，可见朝中安逸懈怠的状态。
长安动乱的消息很快传到成帝耳中，他紧急召集大臣们议事。
皇帝的舅舅大将军王凤提出，大家不要动，让领导先走。
他建议宫中太后、皇上及嫔妃先乘船避难，京中官吏则迅速组织民众，到长安城的高地躲洪水。
众臣都顾着拍王凤马屁。左将军王商坐不住了，只有他针对“闹洪水”这则消息提出质疑：
“自古以来，就算是无道之国，洪水也不能随便淹没城墙。何况现在是太平盛世，‘政治和平，世无兵革，上下相安’，怎可能会有大水一日之间，汹涌而至?这一定是谣言，贸然让民众避难，只会让他们更恐慌。”
过一阵子，长安城稍微安定。宫中派人询问情况，才知道果然是讹言。
偌大的长安城，之所以会闹出这样的乌龙，其中一个缘由是当时灾害不断，国家无力应付。
民众对政府防洪能力失去信心，一听说天灾降临，自然是保命要紧。在西汉政府的统治下，老百姓整日生活在惴惴不安中，这便是“闹洪水”事件出现的直接原因所在。
而王商虽然说得在理，可他口中的“政治和平、世无兵革、上下相安”不过是在粉饰太平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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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生活的压迫感让人喘不过气来，老百姓只能通过宗教寻求慰藉。无独有偶，哀帝时又发生了一次流言事件，而且比“闹洪水”传播得更为广泛。
汉哀帝建平四年(前3年)，关东大旱，西汉政府再一次无力应付灾情。
关东民众顿感生活无望，遂以“祠西王母”为口号，发起“传行诏筹”的宗教运动。
自正月起，民众惊走，手持草茎禾秆，相互传递，一路西行。若遇同伴，则人群聚集，有时群体人数多达上千。
他们或披头赤脚，或夜间闯关，或越墙入城，或乘车奔驰，运动波及二十六郡国，全国四分之一的地方都有这些狂热宗教分子的身影。
到达长安后，老百姓们在里巷阡陌呼号、歌舞，集体祭祀西王母。
一时间，成千上万的民众“会聚”、“惊动”、“奔走”，看似狂热的宗教崇拜，仿佛是在对这个腐朽的王朝，进行着抗议。
这场神秘主义的民间运动，从春天闹腾到秋天，距离大规模的变乱，不过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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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西汉末世，盗贼并起。“盗贼”，成为当时诏书、文告中常见的字眼。
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东郡侯母辟兄弟五人，带领一帮流民，烧毁官府，抓捕县官，夺取印绶，自封为将军。
阳朔三年(前22年)，颍川铁官徒(从事冶铁生产的刑徒)申屠圣率众起义，杀长吏，劫府库，自称将军，所过之地，多达九郡。
永始三年(前14年)，尉氏樊并等发动流民暴动，杀陈留太守，同年，山阳苏令等起义，杀长吏，夺武库兵器，波及十九郡…
同时，一些武装分子在关中南山起义，依山阻击，断绝交通，已经直接威胁到都城长安，如南山群盗傰(péng)宗等数百人和鄂县盗贼梁子政所率流民。
哀、平时期，关中民众暴动，日益频繁，不胜枚举。他们纵横京畿、三辅，还曾纵火焚烧汉武帝茂陵，当时在未央宫都能看到浓烟滚滚。
来自各地的起义民众跨州连郡，相互勾结。朝廷派兵镇压，又下诏抓捕贼首，连年不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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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西汉末年这些流民到底是怎么来的?
其中一大原因，便是土地兼并日益加剧。
如此情形，导致“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大批农民破产，或流亡为寇，或沦为奴婢。
史载，汉成帝本人就“置私田于民间”。在土地兼并的道路上，皇帝一马当先，广置田产，起“模范带头作用”，大大助长土地兼并之风。
外戚、宠臣大受鼓舞，公然对土地进行掠夺，更加肆无忌惮。
汉成帝的舅舅王立，曾经勾结南郡太守李尚，强占“草田数百顷”。
这些“草田”原是陂泽荒地，属于少府的公有地，因借给农民耕种，大多已被开垦为耕地。王立眼见这片土地肥沃，当即决定强取豪夺，作为私用，不顾百姓死活。
一些出身穷苦家庭的高官，一旦身居高位，反而利欲熏心，以权谋私。
著名经学家匡衡，年轻时凿壁偷光、勤学苦读，其父靠给人帮工，供其读书。
后来，匡衡官至丞相，封安乐侯，竟然贪得无厌，利用郡图的错漏，非法侵占公田400顷。
另一个当过丞相的权臣张禹，更是饕餮之徒。
他不但在朝中享受着高官厚禄，还“内殖货财”，私下里经营工商业，财力雄厚。为将生意做大，张禹依靠权势，肆意兼并土地，“多买田至四百顷”，还都是关中泾水、渭水附近的良田。
一次，张禹看中了平陵肥牛亭的一处良田，成帝为满足他的要求，竟下令将亭所迁到别处，而把这块地赐给他。
官亭公田都抵挡不住官僚地主的强取豪夺，贫民的私田更不在话下。
张禹一人集官僚、豪商、地主于一身。这也是西汉末年高层官僚的一个发展趋势，官僚地主对于土地的掠夺，数量庞大，令人发指。
另一方面，西汉末年，又相继出现一批富商大贾，他们遍布于京师及各郡国。
其中比较著名的，如成都的罗裒，在巴蜀、京师之间来往贸易，数年间获利千万，又以获利的半数贿赂当朝权贵，放高利贷，独占盐井之利，一年之间获利一倍。
临淄的姓伟(此人姓姓，名伟)，以鱼盐致富，家资数千万，闻名于齐地，当地官员都得给他几分面子。
另外，还有洛阳的张长叔、薛子仲;长安的樊嘉、挚网、如氏、苴氏、王君房、樊少翁、王孙大卿等等。
这些商贾，富甲一方，资产少的也有数千万，多的达巨万(万万)。他们“以财养士，与雄桀交”，或勾结权贵，独霸工商业。
这些大商贾利用资产“多规良田，役使贫民”。比如，南阳的樊重经营田庄，坐拥土地三百余顷，还有一个五十里的陂塘，雇佣的都是“童隶”。
土地集中的严重后果，大量农民丧失土地。
一些人出卖廉价劳动力，充当佃户，忍受“十税五”的剥削。
一些人被迫卖妻鬻子，充当奴婢，如乐昌侯王商独自一人，养有私奴上千，元帝年间，统计的官奴隶已多达十数万!
还有一些人，被迫背井离乡，沦为流民，他们相枕席于道路，大多死于饥荒与疾病，甚至“人或相食”。最终，他们奋起反抗，于是有了前文所提及的诸多起义。
或许，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就像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描写的那样：
“整个社会的气氛就是一个围墙的气氛，谁有一块马肉就可以显示出贫富的差异。”
我们的祖先，也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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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宫中，成帝与哀帝却彻底放飞自我，整日醉生梦死，花天酒地。
汉成帝平生最大乐趣，就是花钱建宫殿，供自己享乐。他的后宫生活极富传奇性，不亚于现在最火的宫斗剧。
早年，出身名门的许皇后备受成帝专宠，遗憾的是，20年间，他们生下儿女都早早夭折。后来皇后色衰爱弛，成帝这“大猪蹄子”又移情别恋，先后宠爱知书达礼的班婕妤和侍女出身的卫婕妤。
而当来自贫民之家的绝色美人赵飞燕、赵合德姐妹出现在眼前，成帝又把此前的感情全都抛到九霄云外。
“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
成帝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多与赵氏姐妹缠绵，赵飞燕更是一跃成为皇后。酒色伤身的汉成帝最终在赵合德的怀抱中，中风病死于未央宫。
讽刺的是，成帝一世风流，连一个亲生的继承人都没留下。
汉哀帝是成帝的侄子。此君更加荒淫无道，而且他宠幸的不是美女，而是男宠。
小郎官董贤，因相貌俊美而深得哀帝宠爱。
有一次，两人同床而卧，董贤的头枕到了哀帝的衣袖。哀帝先醒，想起身，看到衣袖被压住，又不忍直接抽出来，惊动他的小男宠，便用剑将衣袖截断后才起来。实在是男友力MAX。
于是，有了“断袖之癖”这个典故，专门形容男同性恋。
为表示对董贤的宠爱，汉哀帝封其为大司马、高安侯。年方二十二，身无寸功的董贤竟得以位列三公。
哀帝还曾一次性赏赐董贤田地2000顷，赐其父亲、妻子等亲戚高官显位，并为董贤筑豪宅、修坟墓，规模堪比皇宫、皇陵，“费以万万计，国家为空虚”。傍上这么一个挥金如土的大款，董贤也算是遇上真爱了。
史载，哀帝去世后，董贤败亡，家产被抄没，数额高达四十三亿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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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们这么闹，朝中一些有识之士实在看不下去了。
谏大夫鲍宣曾上书哀帝，以“七亡”、“七死”陈述民间苦状。
所谓“七亡”，包括：阴阳不和，水旱为灾;县官重责，更赋租税;贪吏并公，受取不已;豪强大姓，蚕食亡厌;苛吏徭役，失农桑时;部落鼓鸣，男女遮列;盗贼劫略，取民财物等等。
“七死”是：酷吏殴杀，治狱深刻，冤陷无辜，盗贼横发，怨仇相残，岁恶饥饿，时气疾疫等。
鲍宣认为，之所以会出现“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的惨状，都是因为“公卿守相贪残”的结果，说白了，就是你们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的锅。
鲍宣其人，忠于职守，也是一个不怕事的主儿。
有一回，丞相孔光外出视察，随从的官吏不行旁道，皆驱车在中央驰道奔驰，享受飞一般的感觉。
这一行为是犯法的，正巧鲍宣看到了。他命左右将孔光的随从拘捕，车马都充公。
鲍宣如此不顾情面，孔光耿耿于怀，回去后千方百计排挤鲍宣，向哀帝进谗言。
哀帝不知事情的来龙去脉，便派人到司隶府抓鲍宣。
孤傲的鲍宣见状，居然闭门拒命。
这下皇帝生气了，后果很严重。朝廷以“无人臣礼，大不敬之道”的罪名将鲍宣逮捕下狱，定为死罪，后来才改判髡钳刑，流放上党。
鲍宣这人倒很是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到了上党后，他发现这里宜农宜牧，盗贼又少，是个好地方，便举家搬来定居。
8
汉哀帝这人再荒唐，也还是要点儿面子的。
“经为世儒宗，德为国黄耇”的大臣师丹，在哀帝朝曾任大司马、大司空。
相较于鲍宣只是反馈情况，师丹直接提出了限田限奴的改革内容：
“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
当时，户均占田不过六、七十亩，三十顷已经是平均占田数的几十倍，可见是充分考虑到了官僚地主的利益，但朝中掌权的外戚和权臣仍极力反对。
一挥手就赏赐男宠两千顷田地，哀帝自然也没有把改革太当回事，以“且须后”将其搁置。
为了解决社会问题，一些方士儒生提出了更加不靠谱的建议。
他们根据五德终始说，编造出“汉运将终，应更受命”的言论，认为改元易号就可解决问题，延续国祚。
哀帝还真信了。建平二年(前5年)，哀帝改元“太初元将”，自号“陈圣刘太平皇帝”。
汉朝被视为唐尧之后，陈为虞舜之后。尧舜相承，正好顺应天命。
然而，这场“再受命”的骗局根本没有改变社会现状，甚至都没能让皇帝延年益寿。四年后，哀帝就一命呜呼了。
9
哀帝一死，最大的受益者是隔壁老王。
外戚王氏家族发迹于汉元帝时期。
汉元帝刘奭当太子时，太子妃突然病逝。皇后在后宫选了五位女子，让太子挑选。
皇后心真大，这刘奭才刚死了老婆，正郁闷着，哪里有心情选妃。他神情恍惚，挥了挥手，指着离他座位最近的，一个身着大红大绿衣裙的女子，就此中一位吧。
这女子正是王政君。被选入太子宫中后，王政君很快为他生下了嫡长子，在之后数十年里，这位传奇女子，由太子妃，一路升为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亲眼见证西汉走向灭亡。
成帝时，太后王政君的七个兄弟都被封侯，身居高位。
皇室肆意挥霍，臣下竞相仿效，王家这几个兄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
与此同时，王政君的侄子王莽崭露头角。
哀帝时，皇帝重用祖母傅氏家族与其母丁氏家族，王氏一度遭到打压。因此，太皇太后王政君一得知哀帝死讯，当机立断，赶往未央宫收取皇帝印绶，急召王莽入宫主持大局。
元寿二年(前1年)，年幼的汉平帝即位，属于王莽的时代到来了。
王莽接过统治权后，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端采取一些措施，确实是对症下药。譬如为抗灾救灾，他执行六大政策：
一，发动全体民众捕蝗，打了一场灭蝗的“人民战争”。派使者前往受灾严重的地区指导工作。老百姓捕得蝗虫后，可以石、斗为单位交到官府去领赏。
二，若遇天灾，受灾地区家财不足10万钱者，普通地区不足2万钱的平民，免除当年赋税。
三，患病的老百姓，全部集中到当地官府提供的安置点，统一医治，可说是落实了“医保”。
四，因灾害或传染病而丧命者，官府给予抚恤金。发放标准为：一家死6人以上者发丧葬费5000钱，死4人以上者发3000钱，死2人以上者发2000钱。
五，就地安置逃荒难民。由官府提供耕地、住房和生活用具，借给他们耕牛、犁具、种子和口粮，鼓励他们恢复耕作。
六，在长安城建设5里共200区新住房，供无家可归的流民居住。
据《汉书》“地理志”中的统计数据，当时全国共有1200多万户，人口接近六千万，而这200区的“经济适用房”能解决的，仅是都城附近少数人口的住房问题。
王莽代汉后，一心走有西周特色的托古改制道路，进行采取一系列改革。弥缝补苴，不过是南柯一梦。
天灾肆虐，土地兼并，流民遍地等社会问题并未得到改善，新莽政权很快就淹没在绿林赤眉起义的浪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