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六畜分别是马、牛、羊、鸡、犬、豕，豕就是猪。因为早期人类对生物的认识有限，所以选择了这六畜进行驯服饲养，经过千年的岁月才将它们变为家畜，直到现在人类最主要的肉食来源依然还是六畜中的牛、羊、鸡、猪。在古代并不是所有六畜都能拿来食用，例如，马是重要的交通、作战工具，而牛是重要的劳作工具，所以他们一般是禁止宰杀的。那对于古人来说，他们最主要的肉类来源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提到“肉”，那么绝大多数人的下意识反应都是猪肉，这是现代中国人的饮食习惯造就的。但其实在古代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中，很长一段时间里，羊肉才是餐桌上的主角，猪肉与羊肉的缠斗，历经了千年。
中国人驯养家畜的历史悠久，在先秦时代，就开始饲养马、牛、羊、猪、狗、鸡，是为“六畜”。六畜当中，牛、羊、猪属“太牢”，就是祭祀会用到的肉类。在《国语·楚语下》里有一段关于汉时饮食习惯的介绍：“天子食太牢，牛羊豕三牲俱全，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豕，士食鱼炙，庶人食菜。”说是天子牛羊猪都吃，诸侯吃牛肉，卿能吃羊肉，大夫次之吃猪肉，鱼肉算是肉类里不那么值钱的，当然，有肉吃也不错了，庶民日常都只能吃菜。
明明有六畜，怎么打进决赛圈是羊和猪呢?来看看它俩晋级的原因。
六畜中马的产地不在中原，且基本用于骑乘，这高于了食用的价值，自然舍不得吃。
牛一般会用来祭祀，地位高的人也会吃，但自从春秋后期发明了铁犁开始，牛就算重要劳动工具了，由此历朝历代三令五申禁止宰杀耕牛，唐武宗就说了，“牛，稼穑之资，禁人屠宰”。人们与牛基本上是伙伴关系，自然死亡后才能被用作他途。至于《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大口吃牛肉，则是特例，他们本就持挑战统治规则的心态，算是一种饮食朋克。
鸡、狗的产肉量与大型牲畜没法比，自然也不是主要肉类来源。余下同属太牢的羊、猪，都有粉丝。
孔子曾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意思是送我十条咸猪肉，我就收他做学生;鸿门宴上，项羽曾赏了樊哙一生彘肩，樊哙放在盾牌上，切来便吃。
羊肉这边也有故事。鲁宣公二年，郑国打宋国，为宋国将领华元驾驭马车的羊斟，因在前夜没被分到羊肉吃，而别人都有，第二天赌气，驾着马车就把华元送给了敌国。成了一碗羊肉引发的惨案。
此时猪羊在食用量上几乎平分秋色，既有“泽中千足彘(250只猪)”，也有许多人家拥有“千足羊(250只羊)”的说法。
从魏晋起，猪羊的食用比重开始有了倾斜，羊肉开始占据了上风，并一直维持了千年之久。这或许是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风俗影响，此时猪的饲养规模开始萎缩，在南北朝时期，《洛阳伽蓝记》已称“羊者是陆产之最”。
羊肉的领先势头在唐朝一直保持，《太平广记》中有关唐代肉类的记述总共有105处，羊肉独占47处，而猪肉只有12处。文人笔下有“羊羔美酒”，却没有“猪仔美酒”一说。
唐代有一种特殊的宴会叫“烧尾宴”，是为了官员庆贺升迁所办，其名字来源，据说也与羊有关。因为新羊融入羊群会被欺负，只有火烧新羊的尾巴，才能使它顺利融入。所以进入更高一级的官场，也要“烧尾”，以祈仕途顺利。
有一次韦巨源升官做了尚书，宴请宾客，在他的烧尾宴之上，除却个别熊、鹿山珍，硬菜基本由羊肉构成。
比如一道“通花软牛肠”，是用羊骨髓与牛肉搅拌在一起做成香肠，再用羊油烹制。“羊皮花丝”即细切的羊肚丝;“逡巡酱”即为鱼肉羊肉制作的酱，鱼羊为鲜;“五生盘”即羊、猪、牛、熊、鹿5种肉的拼盘;“格食”便是用羊肉、羊肠拌豆粉煎制而成等等。最夸张的是“升平炙”，一道菜用三百条羊舌、鹿舌烤熟后拌在一起，即寓意能言善辩，又体现君臣一条心。如此盛宴，桌上也不见猪肉的身影。
至宋朝，羊肉更是愈发拉大了领先的身位。《宋史》里有这么个段子，宋仁宗“宫中夜饥，思膳烧羊”。说是宋仁宗饿了，半夜起来想吃羊肉，宋仁宗是否对羊肉爱得深沉不清楚，只是宫中“御厨止用羊肉”啊，没别的肉。这时宫廷御厨一年开销羊肉43万斤，而猪肉只有4000斤。
宫里爱用羊肉，自然上行下效，从官员到民间，羊肉也成为了餐桌上的头等肉食。民间无论婚丧嫁娶，还是考上了秀才举人，乃至烧香还愿，如果没有一只羊在案上放着，那简直拿不出手。
著名吃货苏东坡在京城做官的时候，吃羊肉吃到腻味，说“十年京国厌肥羜”，但在被贬至惠州后，又还是念念不忘，他在给弟弟苏辙的信中写，惠州市场寥落，商品匮乏，然而每日杀一只羊。
苏轼是被贬斥来的罪官，自然没资格同当地权贵争抢好的羊肉，于是他私下嘱咐杀羊的人，给他留下一些没人要的羊脊骨，取回家后，苏轼先是将羊脊骨彻底煮透，再浇酒撒盐，用火烘烤，烤至微焦，在骨间摘剔碎肉，他自称这就像吃海鲜虾蟹的感觉和滋味。不知不觉，还开创了羊蝎子的古典主义吃法。苏轼说唯一的缺点便是，自己把骨头上的肉剔光了，围绕在身边的几只狗都显得闷闷不乐。
韩宗儒是苏轼的好友，不知道是不是被苏轼所影响，也酷爱羊肉，无奈家里穷，买不起。当时苏轼的字已在北宋闻名，韩宗儒便将苏轼写给他的信送给殿帅姚麟，一次就换了十几斤羊肉。发现了这个生肉之道，韩宗儒开始频繁写信，有人告诉了苏轼其中玄机，苏轼也不恼，在韩宗儒又派仆人来催回信的时候，便笑答，你回去说，今天屠户休息，没肉吃了。所谓“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也成了一段社会时尚。
不过，也是苏东坡，在被贬黄州时，留下了流传至今的“东坡肘子”和那首著名的《猪肉颂》：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尽管猪肉在当时尚处于有钱人不屑吃，没钱的人不会吃的边缘地位，但毕竟和价高量少的羊肉(受疆域问题影响，此时宋朝的羊肉主要已经依靠进口了)相比，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能有肉吃就不错了。《东京梦华录》就记载了，开封每晚都有数十人驱赶着上万头猪进京的壮观场面。
因此，虽然在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元代，羊肉仍然独占鳌头，当时的汉语口语教科书《老乞大》中写到“做汉儿饭”，主要还是羊和鸡，但猪肉的地位已经在悄悄地开始逆转。
到了明代以后，这样的格局彻底发生了改变。据《明宫史》所说，皇家过年的餐桌上就有了烧猪肉、猪肉包等一系列猪肉硬菜。明代后期光禄寺留下的宫廷岁用牲口数记录则是18900口猪，10750头羊，可见猪肉已是后来居上。
餐桌上的变革，实则是社会经济的反映，即使明代朱姓皇帝曾严令禁止杀猪，违者重罚，也无法阻碍由人口空前繁衍所带来的畜牧业萎缩等问题。猪吃得杂，饲养的用地面积小，猪粪还可以做肥料，比起羊来，养着要划算太多了。在同面积土地能产出养活十倍人口粮食的情况下，人们更愿意种谷物、养猪，而不是放羊。朱姓皇帝的禁令也仅维持了三个月便作废了。
也因此，虽然清朝皇帝从关外来，也并没有改变这种“猪强羊弱”的势头，反而更加明显。每至春节，整个京城的猪肉消耗量能达到10万斤。猪肉的地位也是飙升，在乾隆的除夕大宴餐桌上，有猪肉65斤、野猪肉25斤，而羊肉只有20斤。
时至今日，就饮食习惯而言，猪肉已成为大多数中国人餐桌上的主流，羊肉则主要在部分的北方地区受到青睐。不过，也有个别的南方地区，由古老传统延续而来的饮食习俗仍然涵养着当地人的味蕾。
四川简阳，便是其中之一，此地有着悠久的养羊、吃羊肉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此时简阳还叫牛鞞，“户户具鸡豕，十里闻羊香”就是此地的写照。据《简州志·职官》记载，在牛鞞县，历任县长中有一个叫董和的人，他与此处羊肉吃法的起源有着些许关系。
相传某日，牛鞞县的一个农民带着四只羊乘船过河，由于船小拥挤，一只成年公羊不慎落水。羊也不会游泳，很快便沉入河底。没想到江中鱼儿被沉羊所吸引，争相啃食，这一幕刚好被一渔民看到，便撒网捕鱼。到了家中，剖开鱼肚，渔民发现鱼肚里满是羊肉，于是他突发奇想，洗净鱼身，连着鱼与其肚里的碎羊肉一同下锅烧煮，没想到出锅后汤汁嫩白，羊的膻味和鱼的腥味还就此中和。消息传开，县长董和也来尝试做这一道菜，菜名也就定为了“董和鱼羊烩”。
这便是简阳羊肉汤起源的一种说法，至于真实程度，也不可考。也有说羊肉汤最早是当地人向三国名将简雍进献的药方，当时简雍积劳成疾，久治不愈，一老者提供了羊肉炖萝卜这一方子，简雍一吃，果有奇效。后来，人们又在汤中加入猪骨、鲫鱼等料，炖的时间延长，一瓮子锅水通过十个小时左右的熬制，那汤最后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汤色也变得又白又香。
古传的熬制方法实属一绝，但在简阳羊肉汤封神的路上，也还有些阴差阳错的历史原因。
众所周知，简阳羊肉汤，用的是当地产的大耳羊，其肉质细嫩且有嚼劲，膻味也低。大耳羊是一个杂交类群的后代，其血统里，一部分是简阳本土的“火疙瘩山羊”，一部分是来自美国佐治亚州的“努比羊”。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华西医科大学将宋美龄托管的美国赠送的10只努比亚山羊, 用以改良简阳龙泉山脉一带的本地羊，才诞生了助力简阳羊肉名震一方的大耳羊。
当然，简阳的美食不仅仅只有羊肉汤，羊肉汤只是简阳餐饮九绝里的一绝。其余诸如海底捞(没想到吧，海底捞的创始地是简阳)、简阳豌豆汤、吴氏大枣兔、月英凉粉、云龙水酥、贾家毛鸭子、蒋卤鹅、手撕盘龙鳝，皆是饕餮客们不容错过的美食。
四川的千年美食文化，怎能错过简阳呢。
这样的价格小官和普通百姓自然是负担不起的，由此在民间，猪是主要肉类来源，《东京梦华录》称，上万头猪每天从乡野被贩子们收购送入东京，再由无数的“郑屠户”宰杀这些猪，给普通百姓的餐桌上送去肉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