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在位期间，虽治国无方，但却通晓音律，善于书画，对茶艺也颇为精通。在宋徽宗时期，茶文化兴盛，宋徽宗本人不仅嗜茶、爱茶，还对茶学有很深入的研究。他所撰写的《大观茶论》，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由皇帝撰写的茶书。
《大观茶论》成书于大观元年(1107年)。全书共二十篇，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面也颇为广泛，分为绪论、地产、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辨、白茶、罗碾、盏、筅、瓶、勺、水、点、香、色、藏焙、品名、外焙等20个名目。对北宋时期蒸青团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斗茶风俗等均有详细记述。
《大观茶论》从侧面反映了北宋以来我国茶业的发达程度和制茶技术的发展状况，也为我们认识宋代茶道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自问世以来，《大观茶论》的影响力.和传播力非常巨大，不仅积极促进了中国茶业的发展，同时极大地推进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使得宋代成为中国茶文化的重要时期。
经过多年研究探索，宋徽宗赵佶深知茶叶品质的形成与茶叶的生长地、生长环境、采摘、蒸压、制造等环节关系密切。他于是在《大观茶论》中提出茶树生长的环境为“相济，则茶之滋长得其宜”。同时他对采茶时间、采茶标准、蒸压制造茶叶都做了精辟的论述。
对于采得好茶的时间，他认为是：“茶工作于惊蛰，尤以得天时为急。轻寒，英华渐长，条达而不迫，茶工从容致力，故其色味两全。”对于采茶标准，他写道：“凡芽如雀舌谷粒者为斗品，一枪一旗为拣芽，一枪二旗为次之，余斯为下。”而对于蒸压和制造，他则明确指出：“茶之美恶，尤系于蒸芽压黄之得失。”
宋徽宗著述的《大观茶论》极有见地，他在序中写道：“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澹闲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这是他从文化角度对茶道精神进行了高度概括，并把茶道精神概括为“致清、导和、韵高、致静”八个字。宋徽宗在唐代裴汶《茶述》“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的观点影响下，加入自我的认识，更为全面准确地揭示了中国茶道精神的本质。
宋徽宗还在此文中记录了宋朝饮茶的浓厚风气：天下人都用它来宴席宾客，上到王公贵族，下到黎民百姓，无不沐浴在茶水之中，受茶水的熏陶，推崇茶水的高雅、宁静。
宋徽宗论过茶后，甚至大发感慨：至于治理国家的道理，难道不是让每个人尽到自己的才华，而草木这些有灵性的东西也能尽到它们的作用吗？有趣的是，宋徽宗悟到了治国用人的道理，却实施得不好，以致他所治理的国家终究失去了抵御外敌的能力，甚至连他自己也被金国掳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耻”，贻笑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