傈僳族世代流传的《创世纪》传说与大小凉山彝族、纳西族、哈尼族的创世传说都有许多共同之处，这说明作为彝语支的各个集团，从古代以来便有着密切的亲属关系。在古代，他们属于同一族源，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逐渐发生分化形成不同的部落集团，后来才形成单一民族。
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傈僳与纳西、彝、哈尼、拉祜等族具有高原民族的特征：体长、高鼻、薄唇、凹眼，与南亚语系的佤族、布朗族及壮侗语族的壮族、傣族均有明显区别。这种区别正好说明彝语支各族具有亲属关系和共同特征。
腾崇拜，在这些氏族中有几个氏族名称及其图腾崇拜形式和大小凉山的彝族氏族名称和图腾制度基本相似，如虎、竹、鱼等氏族。氏族是按血缘亲属关系组成的集团，非本氏族成员是不能采用相同的氏族名称和氏族图腾的，因为氏族成员都公认他们来自于一个共同的祖先。既然傈僳族的虎、竹、鱼等氏族和彝族有相似的传说，这就说明他们在古代有着密切的氏族血统关系。即两汉时期的“叟”、“雟”和“靡、莫之属”以及两晋时期的“东爨”、唐代的“乌蛮”当中，就包括有傈僳族的先民。
公元1至3世纪，越雟、犍为、台登、邛都、定筰广大地区都是彝族、傈僳族先民——叟、雟、濮等部落聚居的区域。这些都属于彝语支的部落和集团。这时既未形成统一的族称，也没有统一的组织，而是一些分散的大大小小的部落。
3世纪的三国鼎立时期，蜀国管辖下的定筰县（今四川盐边一带）已经有笮、雟、邛、昆明、摩沙等不同部落集团的名称出现。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筰、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雟曰雟，蜀曰邛，皆夷种也。县在郡西，渡泸水宾刚徼白，摩沙夷，有盐池。”说明当时彝语支的各部落和集团在逐渐发生分化。
8世纪，唐朝为与吐蕃争夺西南，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积极招抚南诏，并把地处吐蕃、南诏与西川之间缓冲地带的勿邓、丰琶、两林三大部落的首领都争取过来。由于政治形势的激化，位于这一冲突中心的各个部落，便卷入到复杂的斗争漩涡之中，“栗粟”这一名称乃首次出现在史籍中。
关于傈僳族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唐樊绰《蛮书·名类》：“栗粟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茫部（按：茫应为邛）台登城，东西散居，皆乌蛮、白蛮之种族。”所谓“栗粟两姓蛮”即今傈僳族先民，“雷蛮”可能是今纳西族的一支，即今丽江、中甸一带自称为“吕些”的纳西族；“梦蛮”即今纳西族，至今分布在云南省宁蒗县以及四川省盐源、盐边等地的纳西族还被彝族、藏族称为“摩挲”，也就是樊绰在《蛮书》中所称的“磨蛮、梭蛮”。《蛮书》的这段记载比较准确地记述了傈僳族和纳西族先民在1200多年前的地理分布状况，并把他们同其他部落集团区分开来。
8世纪中叶，当时游离于唐朝、南诏和吐蕃三大势力之间的勿邓、丰琶、两林三大乌蛮部落的大鬼主（大首领），得到唐朝的封赐，唐朝“以勿邓大鬼主苴嵩兼邛部团练使，封长川郡公” 。苴嵩死后，子苴骠离年幼，以苴梦冲为大鬼主，统领整个部落。这时的“栗粟”族部落即属勿邓部落统辖，尚未形成较大的、统一的部落组织。
两宋时期，文献上很少有关傈僳族的记载。原因是，北宋立国后默认大渡河以西为大理国管辖之地，极少过问这一区域的政事；北宋衰亡，辽、夏、金统治黄河流域，南宋偏安临安，更无暇远顾西南边陲。因此在400余年间，关于这一区域的记载较少。
14世纪以后，文献和地方志中出现了关于傈僳族的记载。据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载：“有名栗粟者，亦罗罗之别种也，居山林，无室屋，不事产业，常带药箭弓弩，猎取禽兽，其妇人则掘草木之根以给日食；岁输官者，唯皮张耳。”这段记载表明，时人认为傈僳族属于“罗罗别种”，即彝族的一支；傈僳族还没有进入农业社会，以狩猎、采集生活为主，但他们必须把兽皮缴纳给官府。
16世纪中叶，大部分傈僳族仍然过着狩猎和采集生活，居住在金沙江两岸，受丽江土知府木氏的统治。据《南诏野史》下卷“南诏各种蛮夷”记载，这时的傈僳族仍“衣麻披毡，岩居穴处，利刃毒矢，刻不离身，登山捷若猿猱。以土和蜜充饥，得野兽即生食。尤善弩，每令其妇负小木盾前行，自后射之，中盾而不伤妇，从此制服西番”。
元、明时期，傈僳族先民已完成了第一次、第二次大规模迁徙，即从青藏高原经四川盆地西缘南迁至云贵高原北部，主要分布在川、滇两省的雅砻江、金沙江流域，分别受元代丽江路军民总管府和明代丽江土知府木氏、永宁纳西族阿土司、金沙江东岸彝族奴隶主、维西纳西族土千总的统治。16世纪，丽江木土司与西藏地方统治集团为争夺中甸、津州（今云南丽江巨甸）、临西（今云南维西）、阿敦子（今云南德钦）和宁蒗一带的统治权，爆发了长期的战争。
傈僳族人民不堪兵丁苦役的重负，在荞氏族首领木必扒的率领下，渡过澜沧江，越过碧罗雪山，开始进入怒江地区。19世纪，恒乍绷、唐贵、丁洪贵、谷老四等领导的几次起义先后失败后，大批傈僳族整个氏族、整个村寨地相继向西迁入怒江地区，有的继续向西越过高黎贡山，进入缅甸境内；有的向南沿澜沧江、怒江经镇康、耿马进入沧源、孟连等地；有的则沿金沙江南下，进入禄劝、大姚等地。
迁徙中，傈僳族的居住地区不断扩大，并分散为许多小块，和其他民族交错杂居。由于沿边地区和靠内地区的傈僳族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不同，他们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平衡的状态。
19世纪20年代，清朝在靠近内地傈僳族分布的丽江、永胜、华坪等地，实行“改土归流”。一些世袭的纳西族和白族土司为流官所取代。改土归流的结果，进一步促使这些地区的封建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转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汉、白、纳西等族人进入怒江地区，带去了大量铁质农具和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
1907年至1908年，阿墩子（今德钦）弹压委员夏瑚奉命两次巡查怒江地区，抚慰各族人民，查免了察瓦龙、康普、叶枝土司的苛派，深受各族人民的拥戴。同时，他还发出木刻 ，委派数十名伙头管理各个村寨，这是怒江地区设立公职人员建立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的开端。
1912年，云南军都督府组织殖边队进驻怒江地区，抵御了英国殖民势力的入侵。并实行“开笼放雀”，用武力强制释放奴隶，使怒江傈僳族的家长奴隶制基本上被摧毁。1928年，云南地方政府开始在怒江地区设立设治局，以加强对当地各族人民的统治。
长期以来，广大傈僳族人民受着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地主、土司、头人和国民党以及帝国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原碧江县俄夺罗这个不到1000人的山村，新中国成立前10年，就有237个贫苦农民被官府、土司、头人和地主折磨而死。苛捐杂税繁多，仅门户捐一项，这个县平均每人负担玉米42.5斤，占全年粮食总收入的21%。此外还要受奸商、高利贷者的层层盘剥。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侵入怒江地区，给傈僳族人民带来了新的苦难。
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盘剥，激起了傈僳族人民的不断反抗。18至19世纪，傈僳族人民掀起了多次抗清斗争。主要有：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至乾隆十三年（1748年），泸水弄更扒、祝老四、枝花扒领导的抗清起义；嘉庆六年（1801年）至嘉庆八年（1803年），维西恒乍绷领导的以傈僳族农民为主体，包括有怒、白、汉、纳西、藏等族人民参加的抗清武装起义；道光元年（1821年），永北（今永胜）唐贵领导的武装起义；光绪十九年（1893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永北（今永胜）丁洪贵、谷老四等领导的反土司武装抗清起义等。
其中，以1801年恒乍绷领导的起义斗争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由于傈僳族自身的社会经济条件，使这次起义突出地具有与其他农民起义不同的特点，即他们充分利用社会制度中所保有的原始宗教和氏族关系来发动和组织起义。如起义的队伍编制是在氏族和军事民主制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的；联络是用氏族的“传木刻”方式；行动和战斗时，基本上是以氏族部落组织或家族为单位进行的，氏族的复仇观念增强了起义群众的勇敢和牺牲精神。
然而氏族经济的原始落后性，使他们的眼界较之封建社会下的农民具有更多的狭隘性，也决定了这次起义只能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这次起义先后消灭了康普土司等大小头目及清朝官兵数千人，迫使清政府查办了维西厅守备及其他贪官污吏，取消了维西各土司的一些封建特权，减免了33个府厅州县的3年赋税和铜课。
进入20世纪，傈僳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从未间断。1906年，德国探险家布伦胡拍带领两名黑人来到怒江，行抵福贡腊乌村时，由于欺侮勒索当地傈僳族民众，被愤怒的傈僳族人民杀死，两名黑人后来被遣返回国。1907年，法国神甫任安收等在贡山白哈罗横行霸道，他们霸占土地，强派民工，修建教堂，并阻止当地人民信奉其他宗教，这就大大激怒了各族人民。傈僳族与藏、怒、独龙等族人民一道，愤怒烧毁了教堂，驱逐了这些法国传教士。
1911年，为抗击英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我国领土片马、古浪、岗房等地，傈僳、景颇等各族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斗争，给英国侵略者以有力的回击。1917年，兰坪县石登、丰登等地爆发了以阿孟扒为首的武装起事。1918年，福贡上帕又爆发了以瓦策为首的反抗事件。
1935年，以傈僳族瓦业为首，在福贡地区开展了反抗国民党设治局苛派勒索的斗争，杀死设治局局长，占领设治局达20多天。1941年至1943年，傈僳族人民和汉、傣、景颇等族人民，英勇地抗击了侵入云南西部的日本军队，迫使侵略军不敢越过怒江。他们为捍卫祖国边疆的安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8年，中国共产党派遣部分党员到滇西北开展地下活动，发展地下党组织，建立了滇西北工作委员会。积极争取傈僳族头人上层，得到了碧江、福贡傈僳族上层裴阿欠、霜耐冬等的支持。1950年初，党分别在四个县建立了临时政务委员会及党的工作委员会。随后，人民解放军先后进驻兰坪、碧江、福贡、贡山、泸水，怒江地区获得解放。
历史上，傈僳族社会发展较为缓慢，直到20世纪50年代民主改革前，傈僳族社会还保留着某些原始氏族制度的残余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