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东海航线主要是前往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南海航线主要是往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宋朝之前东海航线主要由宁波进出港，南海航线则主要由广州进出港。
南海航线
（一）阿拉伯主导期
丝绸之路的西端，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并不是现代所说的西方或西欧。罗马帝国和汉朝之间也并没有直接的商业往来，之间的往来，全通过阿拉伯等中间商进行交易，西欧人想要获得中国丝绸瓷器都要通过阿拉伯和威尼斯热那亚商人。
中国史书称阿拉伯帝国为大食国，在古老的七海航路上所有港口城市，基本上都有阿拉伯商人。
从地中海到中国南海，整个旧世界已知的海域内都可以见到他们的船，大唐称这些远来海船为“南海舶”、“西域舶”、“南蛮舶”、“昆仑舶”、“狮子舶”或“婆罗舶”，最常见的统称为“波斯舶”。
宋朝中期之前，中国商人或僧侣出洋，乘的大都是“番舶”，直到宋中后期中国航海业超过阿拉伯世界才改变。
阿拉伯商人跨越辽阔的内陆和海洋，在亚非欧三大洲之间运送货物。即使是后来大航海的欧洲人，他们的航海技术以及船只上配备的六分仪、罗盘，大多也是出自阿拉伯人。
在大洋上航行需要知道的航行的方向与船只的位置。这就需要中国的指南针和阿拉伯人的"纬度航行"技术。
中国靠指南针和地貌、水深等航海，属于地文航行；阿拉伯人靠观测星星进行航行属于天文航行，在海丝之路与阿拉伯人长期接触后，取长补短，后来中国的航海就是观测天象与看指南针结合了。
（二）中国主导期
宋朝中期前，朝廷对华商出洋并不鼓励，甚至一度禁华商下海，属被动型国际贸易，此时在广阔的海洋世界，仍是阿拉伯商人们掌控着优势。
之后宋朝廷出于贸易营收依赖等原因开始支持鼓励，国家和商业力量的合力，使得中国海商成功地参与到被阿拉伯垄断的海洋贸易中，并超过他们，在此后几百多年的时间里，开创出一个中国主导国际贸易的时代，并基本上垄断了中国──印度的航运。
《全球通史》中，对于中国宋元时期的世界图景是这样描述的：“宋朝期间，中国人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巨大的进步，12世纪末，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
宋元时期，中国的船只体积最大，装备最佳；中国商人遍布东南亚及印度港口。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也值得注意，表明这一时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
宋元时代的欧亚大陆展开了前未所有的商品和技术交流。海洋四通八达，技术与市场、原料与商品、生活习俗与宗教信仰、思想与艺术彼此交流、相互影响，从东北亚的日本、高丽，到东南亚各地和印度沿海，乃至波斯湾和东非各港口，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全球化”的活跃海丝贸易网络。
（三）蒙元主导期
元朝辽阔的版图第一次与拜占庭接壤，第一次使欧洲人穿过阿拉伯人的帷幕与中国人直接交往贸易。海路陆路全畅通，马可·波罗从陆路来海路回，并不是偶然的。
由于蒙元在中国实行民族政策分四等，汉人最低等，于是，主导权实际上落入在华的色目人手里，如泉州的阿拉伯蒲氏家族。元朝的兴起使得欧洲人可以直接与东方进行贸易。马可波罗游记更深刻激起了欧洲人对黄金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元朝的崩溃，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崛起再次在欧洲人的东面形成了穆斯林帷幕。这一切阻隔迫使欧洲人热切寻找通往东方新航路、从而引发地理大发现和西欧大航海。欧洲的地理大发现与文艺复兴。
（四）西欧主导期
15世纪的西班牙、葡萄牙国家开始企图绕过被意大利和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地中海航线与旧有的丝绸之路，要经由海路接通南亚和东亚，并希望能从中获得比丝路贸易更大的利润。
等到西欧航海先驱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依靠武装船队打败了往日与东方进行贸易的自由无武装的阿拉伯商人后终于来到南中国海时，郑和下西洋刚停航不久，此时明朝正在海禁，郑和船队消失后在亚洲海域留下的权力真空，使远道而来的葡萄牙扩张势力所向无敌的控制海洋主导权发展贸易，葡萄牙船队的到来是近代西方扩张的开始。
一个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将开始成型，东西方的强弱格局也将由此开始逆转。
东北亚航线
东北亚丝绸之路是指中日两国之间一衣带水，水路交往十分方便。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丹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船员百工数千人东渡日本已成中日佳话。
据日本古史记载，西汉时中国的罗织物和罗织技术已传到日本。三世纪中国丝织提花技术和刻版印花技术传入日本隋代，中国的镂空版印花技术再次传到了日本。
隋唐时期，日本使节和僧侣往来中国频繁，唐天宝年间鉴真和尚也经海路东渡日本。
唐代，江浙出产的丝绸直接从海上运往日本，丝织品已开始由礼物转为正式的商品，正仓院则是贮藏官府文物的场所，已成了日本保存中国唐代丝织品的宝库，其中的很多丝织品即使在大陆也很难见到。
最早宋代贸易凭证存于日本大宰府的公凭，这份宋代的官方证明文内容是泉州客商李充于北宋崇宁元年到日本贸易的记录。
中日航线上主要是中国商人占主导。唐宋时，中日往来紧密，元朝忽必烈两度海征日本因台风惨败，日本称之神风。明朝时日本是倭寇之乱的本营，也是中国海商海盗的聚集地。
朝鲜方向最早记载是自周武王灭纣，封箕子到朝鲜，从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到达朝鲜教其民田蚕织作。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由此最早传到了朝鲜，对日本丝织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通过东海航线，不仅中国的商品被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及朝鲜半岛，中国文化随之大规模地传播到这些国家，包括儒家思想、律令制度、汉字、服饰、建筑，饮茶习俗等。中国文化对日本及朝鲜半岛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文学艺术、生活习惯、社会风俗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