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作为城市、城池和城堡的抵御外侵防御性建筑，中国古代城市的城墙从结构和功能分，主要由墙体、女墙、垛口、城楼、角楼、城门和瓮城等部分构成，绝大多数城墙外围还有护城河。从建筑的原材料分，分为版筑夯土墙、土坯垒砌墙、青砖砌墙、石砌墙和砖石混合砌筑多种类型。
我们现在看到的城墙，都是由土或砖石筑砌的刚性实体，并具有一定的厚度与高度。其所在位置，一般都在城市或建筑组群的周围，起着分割空间、阻隔内外的作用。这种采用人工修造的建筑屏障来围护一定空间的方式，究其渊源，最早恐出于原始社会房屋的壁体和围墙，以后发展为聚落的寨墙，当聚落扩展为城市时，才逐渐演变成目前的形式。
以后，它又被人们使用于国境及边界，并进一步发展为具多种内涵的强大边防体系。由此可见，城墙产生和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出于它的对外防御性。而对空间或地域所进行的划分或隔绝功能，则是次要的。我国最早城墙的出现，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主要存在于当时的各类城市。随着城市的不断增加，以后历代都曾大量建造。由于古代战争中的进攻手段一直相当原始，因此城墙这种并不十分先进的防御构筑物，在我国竟然沿用到封建社会末期。
先秦时期
城墙在我国几千年历史中的发展又是如何？除了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以外，另一个来源就是中国古代文献。内中有关于筑城的记载亦复不少。例如涉及太古时期的有：《汉书·食货志》：“晁错复说上曰：……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汉书·郊祀志》：“黄帝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轩辕本纪》：“黄帝筑城造五邑。”
《黄帝内经》：“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史记》补《三皇本纪》：“人皇……兄弟九人，分长九州，各主城邑。”以上载述中之神农、黄帝、人皇等，都是太古时传颂的领袖人物，其时代约相当于我国新石器时代之中晚期。文献所载既为筑城，则构有城墙乃是必然之事。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在我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及四川诸省，先后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址已超过三十座，例如山东章丘城子崖、寿光边线王、阳谷景阳冈、茌平教场铺，河南登封王城冈、淮阳平粮台，湖南沣县城头山，湖北天门石家河、荆门马家垸，四川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且多数之城墙保存相当完好，由此可以证明古代文献记载当时已建有城市的不误。
然文史述及夏代建城之记录绝少。《吴越春秋》称：“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又《淮南子》载：“夏鲧作三仞之城。”按鲧乃夏禹之父，曾为舜治天下水祸而不成，其时稍早于夏朝之始建。夏代自禹迄桀，先后共十四世十七王，历时四百年，帝都即已移迁六次（依古本《竹书纪年》）。史载禹即位时，诸侯来朝者万人。由此推知，全国各地开展之筑城活动应不亚于前世。
《管子》有云：“夏人之王（城），外凿二十七虻蝶、十七湛……道四经治水……民乃知城郭、门宫、闾屋之筑。”目前虽缺乏此时期城垣实例，但从夏禹时曾在各地大力治水，而夯土筑堤与筑城同出一源，故推测其技术与经验均已超过原始社会，应当是无问题的。
商代统治时间长达六百年，共历十六世三十王，史载迁都亦有六次之多。而商汤建国之际，诸侯共有三千之众，其建城数亦不会少。目前发现的商代城址，从早商到晚商，从帝都到诸侯城，都有若干实例。除晚商都城殷（今河南安阳）未发现城墙外，其他各城均有构筑，且施工技术亦见显著进步。
周代进入封建社会，裂土分茅，大封诸侯，诸侯之下另有附庸，于是又出现了一次筑城高潮。到春秋、战国期间，因各国之间兼并战争不断，筑城活动更为增加，除建新城外，修补与扩建工程亦见频繁。这时的城市，已不仅是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与居民麇集之处，而且也是封建等级的象征。表现在城市的具体建设方面，就是不同等级的城市，其城市面积、城墙、城门与角楼的高度均有区别。
如《五经异义》载：“天子之城高七雉，隅高九雉。”而《周礼·考工记》又称：“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文中之“隅”，乃是角楼。“雉”是度量单位，约高合一丈，长合三丈，由此可知，当时各级城高以九、七、五……级数衡量的，即以二丈为差数。但这项制度，至春秋、战国时、因诸侯僭越，而使礼崩乐坏，已不再为社会所遵守。
秦汉时期
秦始皇削平群雄，统一中国，建立前所未有的集权霸业。然而其统治中心咸阳，迄今尚未发现都垣，与前述之晚商都城殷同为我国古代城市中之特例。但秦咸阳宫仍发现宫垣，且始皇的骊山陵亦用陵墙两道，表明当时并未摒除使用城垣的制度。
汉代是我国最强盛的第二个封建王朝，筑城活动亦十分活跃，特别突出的是西汉长安和洛阳的建造。据《汉书·惠帝纪》载：“元年……正月城长安。”“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六月，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五年……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九月，长安城成，民爵户一级。”
这是正史中最早与最详细记录筑城之载述。通过考古发掘，知西汉长安之平面为不规则之方形，城垣总长度为25．73公里。而《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又谓：“（惠帝元年）始作长安西、北方。”《汉宫阙疏》亦载“（孝惠帝）四年筑（长安城）东面，五年筑北面”，则与前者有所出入。
但至少二者都说明筑城是分期分面进行的，这对集中使用人力，缩短运输路线，便于管理监督并在较短工期内早见成效等方面来说，无疑是十分科学与合理的。根据《汉书·地理志》，西汉至平帝为止，共有“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筑城数量之多，可想而知。依《后汉书·郡国志》，知东汉有“郡国百五，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较西汉略减。
三国两晋
三国时曹魏都邺城，平面为东西3000米，南北2160米之矩形，城垣总长10．32公里，并于其西墙上构筑铜爵、金虎、冰井三台。这种在城墙上建造楼台堂榭并连以阁道，又在其下营掘洞窟以贮存粮食、兵器等的方式，也就是将观景、游乐、储备、防御诸功能综合为一体，可说是对三代以来盛行于帝王宫室的高台建筑别出心裁的改进，同时也将城墙自古以来主要供防御的职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三台后来又被扩建与沿用，经后赵、前燕、东魏而迄于北齐。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漳水》：“（邺）城之西北有三台，皆因城之为基，巍然崇举，其高若山。建安十五年（220），魏武所起……其中曰铜雀台，高十丈，有屋百间……（后赵）石虎更增二丈。立一屋，连栋接檐，弥覆其上，盘回隔之……又于屋上起五层楼，高十五丈，去地二十七丈，又作铜雀于楼巅，舒翼若飞。”
“南则金雀台，高八丈，有屋一百九间。北曰冰井台，亦高八丈，有屋一百四十间。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书，亦谓之石炭。又有粟窑及盐（窑），以备不虞。”由此可见三台宏伟壮丽之一斑。
两晋、南北朝时战乱频起，各地割据政权为巩固自身统治，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筑城。例如位于今陕西靖边县北之统万城，为十六国夏之都城。依《晋书·赫连勃勃载记》：“（赫连勃勃）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发岭北夷夏十万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营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残忍刻暴，乃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就目前考古发掘，该城筑建时已用三合土，为我国已知古城之最早者。此外，又利用城墙内构作仓库，似受邺城三台之影响。
隋唐时期
隋大兴城（即唐长安城）之建造，不但在中国建筑史而且也在世界建筑史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后来它又是中世纪世界最强大的“天可汗”唐王朝帝都。其平面为长方形，南北8652米，东西9721米，占地面积87平方公里，外垣长度亦达36公里，均居古代世界各国之首。为了皇室交通的便捷与安全，在都城的东侧及新宫大明宫的两侧，又修建了专供帝王车马通行的夹城，这在我国古代城市的城垣建设中，乃是少见的孤例。
唐代以后
自五代、两宋、辽、金、元及于明、清，历代封建王朝皆有筑城。就墙垣本身而言，除构造的方式和施用的材料有若干变更外，基本形制未有更改， 故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