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钱币造假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有些朝代还把制作铜钱的权利下放到民间，那中间就有可能出现猫腻或是牟取暴利的行为。其实各个朝代的末期，货币基本上都处于一个快要崩溃的状态，因为古代钱币都是用金属制造，而金属的数量是有限的，偷工减料剥削百姓的事情在各朝代也经常发生，这也是金属制币的一个弊端。就算是政府出台非常严厉的钱币管制，依然没办法杜绝假币的制造，毕竟其中的利润实在太诱人了。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产物，同时，它也是推动人类商业交换行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贝、鹿皮、金、银、铜、纸币乃至于粟帛等实物都曾作为中国古代的流通货币。其中，用铜铸造的货币使用时间最长、流通范围最广。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铸币的国家，距今3000多年前的殷商晚期，就使用过金属货币“无文铜贝”;周朝建立后，“周而有泉”，铜制钱币逐渐普及。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铜钱成为普通货币。
著名史学家吕思勉认为，古代的铜钱起初可能是由民间铸造的，因为，最早期的铜钱重量不一，如果是国家铸造的，重量会一致。汉文帝时代甚至鼓励民间大商人铸造铜钱。到了汉武帝时期，才禁止民间私铸铜钱，地方政府也不能铸造，一律由中央政府的上林三官负责铸造五铢钱，流通全国，使汉帝国的币制达到空前稳定，货币信用也好，而国家铸钱的金融传统也由此奠定下来。
随着古代商业流通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逐渐增加，受铜矿开采量的限制，官府所铸造的铜钱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于是，很长的历史阶段，民间也私铸铜钱。无论是官造，还是私铸，古人都曾经在铜钱上“做手脚”。
官方在铜钱上怎么“做手脚”?
官府在不得已情形下，以少钱充多钱。1600多年前，十六国时期的汉国(后改称前赵)君主刘粲政权，内政混乱，经济凋敝，主管财政的官员动足了脑筋，“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钱又减三钱，以七十七为陌”，但是，国家收赋税依然使用以八十为一百的“八十陌”钱，这相当于国家购买支付强制压价，在钱上面动歪脑筋，饮鸩止渴，做了个坏示范。
大同元年(535年)，梁武帝下诏：“顷闻外间多用九陌钱。陌减则物贵，陌足则物贱;非物有贵贱，是心有颠倒……徒乱王制，无益民财。自今可通用足陌钱。” “九陌钱”就是指以九十充当一百使用的钱。梁武帝下这诏书的背景是当时无论官方和民间，都普遍从一串钱中抽10%出来，使得货币价值缩水，物价上涨。
虽然官府曾有令禁止抽钱出来，但因利益驱使，综观整个梁朝，铜钱“短斤少两”之风愈演愈烈，“大同(年间)后，八十为百，名东钱;七十为百，名西钱;京师九十为百，名长钱。”(宋代王应麟《小学绀珠》)对此，官府也是默认的。
陈朝流通的两柱钱和鹅眼钱，价值相同，但实际重量是两柱钱重，鹅眼钱轻。看似政府省了铸造材料，却为货币市场埋下了紊乱的诱因。
中唐以后，铜钱更加缺乏，朝廷也模仿前朝政府，在钱上“做手脚”。官府实际开支以不足百钱之数为“陌”，称为“垫陌”，其不足之数则称为“除陌”，由唐宪宗年间主管财政的官员皇甫镈确立，形成了一种称为“垫钱法”的制度。唐昭宗末期，朝廷规定可流通八十充当一百使用的钱币。
宋朝太宗时期，曾规定以七十七钱为“陌”，如同十六国时期的汉国，时称“省陌”，钱陌足百数则称“足陌”，实际是沿袭了唐朝的“垫钱法”。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宋代一百个钱书写为“陌”，其意思同“百”字，是计算钱数的单位。南宋文学家洪迈的《容斋随笔》中记述，在宋代足额一百的“陌”钱，又被形象地称为“十十钱”。钱有足额的，自然也会有不足额的，在钱上“短斤少两”，当时人都知道。
可见，古代官方在钱币上“做手脚”是完全公开化的行政行为。虽然，官方以不足额钱流通市场解了一时之“渴”，却对国家、社会贻害深远。
宋代钱币
民间在钱上做的“小动作”
民间“小动作”——流行扣减铜钱数量。
梁朝官方铸造铁钱后，民间因为取得铁比较容易，私铸成风，大同年间，市面上公私铁钱泛滥，“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隋书》)，相当于货币超发，币值暴跌。因交易用的铁钱数量极大，开始出现了“大额货币”，论“贯”计数。按照规定，“贯”是1000个钱，但是各地在钱的数量上都用幻影大法，名为“一贯钱”实际数额只是700钱、800钱，至多900钱，其中猫腻大家都心照不宣，懒得去追究。尽管政府一再要求钱数必须足额，“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
民间明目张胆地扣减铜钱数量，这跟政府的默认有密切关系。上行下效，以至梁朝末期整个金融市场失控，甚至于民间“遂以三十五为百”，抽去了65%的应付价值，这样一来，钱的购买力可想而知，更助推了社会动荡。
“做手脚”
沈括说北宋“至今输官钱有用八十陌者”，意思是说北宋年间，民间缴纳税赋有沿袭前朝习惯用80个钱充作100钱结算的。其实，宋代货币钱陌制分为足陌制与短陌制，沈括所言的是一种省陌形式。
在宋朝初期政府是允许“短斤少两”的，属于短陌制的一种。 而宋代短陌制除了“省陌”外还有两种类型: 一是行陌，二是市陌。“行陌”是各行各业自定的短陌，因行业区分各不相同;“市陌”是各地在不同情况下的短陌, 形式很多。如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 都市钱陌》记载：“都市钱陌，官用七十七， 街市通用七十五。鱼肉菜七十二陌，金银七十四，珠珍、雇婢妮、买虫蚁六十八，文字五十六陌，行市各有短长使用。” 其中，“官用七十七”是“省陌”，可以用之与官方结算;“街市通用七十五”是当时东京的“市陌”结算标准;其后，鱼肉菜行、金银行、服务业以及书写润格等，都有各行业的“短陌”标准。宋代的行陌、市陌，完全是民间所为，支付标准繁缛复杂，不利于商业的发展流通，对于普通百姓也是种剥削。
宋代钱币
铜钱也有“鱼目混珠”
南朝宋时，市面流通的货币缺乏管理，轻重不一，给交易带来很大困难，有人特意将官铸的铜钱进行剪、凿，以取铜另外牟利，这些经过修剪的“残疾铜钱”照样混入市场流通，助长了刁滑的社会风气。当时即有大臣建议：“若官铸已布于民，便严断翦凿：小轻破缺无周郭者，悉不得行。”要禁止剪凿官方铜钱、混用残破钱币的非法行为，却没有能严格执行。
梁武帝时期铸造了肉好周郭的“五铢钱”，“周郭”是指铸钱的圆边及其方孔都有凸起的轮廓，很精致。还铸造了一种圆边没有凸起轮廓的铜钱称为“女钱”，以这两种钱币作为法定货币。尽管官方一再重申必须用法定货币，但是百姓却悄悄在市面上用前朝古铜钱，“趣利之徒，私用转甚”，轻重不一、规格各异的铜钱，使得市场交易矛盾颇多。
铸钱
陈朝流通货币，两柱钱重，鹅眼钱轻，于是民间奸商将两柱钱溶化了改铸鹅眼钱，瞬间就得暴利。陈文帝天嘉五年(564年)，朝廷铸造法定货币“五铢钱”，规定“一(五铢钱)当鹅眼(钱)之十”，到了陈宣帝太建十一年(579年)又铸“六铢钱”，一个六铢钱法定兑换十个五铢钱，也就是说，100个鹅眼钱才能换一个官方的六铢钱。这使得鹅眼钱的币值更低，恶性循环，其材质更劣，混杂使用，钱币市场乱象横生，当时属于陈朝的一些岭南地区就不用钱币，采取易货交易，“多以盐米布交易，俱不用钱”。
北朝的钱币私铸也悍然成风，被大做手脚的劣币充斥市场，军事强悍、政治专断的北方政权虽然也对金融货币管理做出了一些努力，但是没有什么效果。隋唐时期，被做手脚的劣质铜钱也不少。
五代时期，“闽铸铅钱，与铜钱并行”。当时的湖南地区还铸造锡钱，与铜钱并行流通，1枚铜钱等同100枚锡钱，起初只是在湖南境内使用，因商业来往，也流布到了中原。后唐同光二年(924年)三月，政府指出民间混用铅、锡钱属于非法行为：“泉布之弊，杂以铅锡，江湖之外，盗铸尤多，市肆之间，公行无畏。”尽管政府禁止铅锡钱流通，若有发现，立即没收，但是政府的无法完全抑制商业洪流，铅钱、锡钱在中原民间也照用不误。还有的不法商贩在流通铜钱中掺杂铁钱、铅锡钱混用，以次充好。
铜钱范
两宋时期铜铁钱并行，因铜器比铜币值钱，遂出现很多毁钱铸器现象，铜钱在市面上日趋紧俏，有些地方使用铁钱，并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元代曾铸行过少量的铜钱，但货币主要流通纸币，这在中国古代是较突出的现象。
清代铜钱制沿袭明朝制度，主要铸行小平钱，即一文小钱。清朝民间商务中大数额的用银两，小数额支付用铜钱，钱、银并行，因法令趋于严峻完备，在钱币上动心思做手脚的案例日趋减少。
钱币“做手脚”，小心遭罚
汉武帝时期，法令严峻，颁布缗钱令后，规定私自铸造钱币判处死刑，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一清查，“自造白金、五铢钱后，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资治通鉴》)，而没有查获的私造钱币之人更是无法计算，“犯者众，吏不能尽诛”。
王莽新朝，对于私造钱币和货币造假行为判处死刑，但是私自铸造钱币的利润太诱人，顶风作案的人比比皆是，政府也只好退一步，王莽地皇元年(公元20年)，政府“乃更轻其法，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官吏以及犯法私造钱币人的邻居如果知情不举报，也与犯法者同罪，反观可知，当时在钱币上“做手脚”的现象非常普遍。
王莽减轻私铸钱币的刑法，貌似仁政，实际上却助长了更多人谋取暴利、作奸犯科之心。“(王)莽既轻私铸钱之法，犯者愈众，及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其男子槛车，女子步，以铁琐琅当其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
王莽所铸契刀五百(长得太像我们现代的钥匙了~)
后唐天成年间，不法商贩在流通铜钱中掺杂铁钱、铅锡钱，政府一再重申：“应中外所使铜钱内铁镴钱即宜毁弃，不得辄更有行使。如违，其所使钱不计多少，并纳入官，仍科深罪。”(《五代会要》)
综观史料，官方对民间私铸钱币的管制以隋朝初年最成体系。
隋文帝统一南北建立大一统的国家后，除旧布新，对流通货币也进行了改革。“以天下钱货轻重不等，乃更铸新钱”，隋朝初期铸造的新钱非常精美，“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隋书》)为了防止奸商私自铸造钱币偷工减料，隋文帝下令在各个城门关口展示100个隋朝新铜钱作为样式，经过的客商人等，查验身上所带钱币，将之与政府新钱币对照，“勘样相似，然而得过，样不同者，即坏以为铜，入官”。——看来，隋朝早期，即便是私自铸造的铜钱，只要样式、重量与官造的钱币一样，也就可以堂而皇之流通市面了。这同当时技术有关，因为除了对样式与重量进行比照外，也没有更好的防伪措施了。
隋文帝重铸五铢钱后，一再严令禁止南北朝时期流通的形式各样的劣币。但是，市场那么大，帝国政府无法对每一场交易都监督到位。于是，中央政府将这个推行新钱的任务下压给地方政府，直接跟地方长官的经济效益挂钩，命令：如果地方还在使用以前的旧钱、劣币的话，一经查到，县令扣减半年的俸禄。又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严令推行，五铢钱得到了普及使用，“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
杨坚所造之隋五铢(杨坚果然很有一套)
旧问题解决，新问题又出现了。因为当时铸造五铢钱，都要掺杂一些锡、铅，这两种金属比铜要便宜很多，于是，在铸造时掺入多少锡铅，成为牟利多少的关键，私商铸造，追求利润第一，从外表和重量上看，钱币符合政府标准，但其中的含铜量却大大降低了。
最大的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商人铸造钱币做手脚不是要用锡、铅么?隋文帝时期规定：“禁出锡镴之处，并不得私有采取。”从材料源头上掐断奸商做假的条件。然而，暴利之下，偷工减料的钱币难以禁绝，隋帝国干脆“一刀切”，不许私人再铸造铜钱，“是时钱益滥恶，乃令有司，括天下邸肆见钱，非官铸者，皆毁之，其铜入官”(《隋书》)，而且执行起来相当严厉，一些顶风作案，铸造、使用劣钱的人甚至被处死，这一措施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效果，“数年之间，私铸颇息”，此后的整个隋文帝时期，帝国的金融市场、商业市面都平稳有序地走向繁荣。
好景不长，杨广登基后，内政混乱，一些豪强又开始私铸钱币，变本加厉地做手脚，“钱转恶薄”，隋朝开国皇帝煞费心力整顿出的渐上正规的货币流通市场，一时之间变灭殆尽，钱币造假更加触目惊心，原来国家规定“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偷工减料为一千个钱只重二斤，还有的甚至骤减到一斤。最骇人听闻的是，民间刁滑之人剪铁皮，“裁皮糊纸以为钱”，夹杂在官方铜钱中滥竽充数地使用。这样做了手脚的钱币，一是不容易发现，二是即便有人在一堆铜钱中发现了几个这样的“纸铜钱”也没有办法，如此情形下，夹杂在官铜钱中的“纸铜钱”越来越多，实在不像样子，造成隋朝末期市场混乱，“货(币)轻物贵”，民不聊生，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最终帝国灭亡。
隋朝疆域图
政府既有严惩措施，为何在钱币上做手脚一直都有市场?
最主要的原因是，铸造不符规制的钱币有大利可图。同时也跟古代开采不易，铜矿、铜原料极少有关。再者，还跟官方规定的流通货币铜钱不能满足社会交易的需求量有大关系。所以，我国古代社会很多时候，都是杂用各种钱币、实物，乃至于外国钱币，作为交易结算的，官方也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常常默认。著名文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就指出：“历代亦从未注意于民间货币的足不足，而为之设法调剂，所以货币常感不足于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