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唐朝实行“两都制”：以长安为西京，以洛阳为东都。唐朝前几代皇帝都有频繁前往洛阳或长住洛阳的记载，武则天称帝后更将洛阳定为都城，唐玄宗登基后也曾经五次巡幸洛阳。但奇怪的是，唐玄宗在开元二十四年之后就再没有去过东都洛阳。这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史料记载分析，唐朝皇帝频繁前往洛阳或长住洛阳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北周、隋、唐三朝都是崛起于关中，对关（函谷关）东地区的影响力都比较弱。为了加强对关东地区的统治，隋唐两朝将洛阳营建为关东最重要的政治中心，皇帝通过亲临洛阳来加强统治。
第二，随着唐朝的统一和强盛，关中地区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长安的人口在高峰时更是多达百万。可是关中地区当时的粮食产量并不足以供应如此多的人口，导致关中地区在隋朝和唐朝中前期经常出现粮食短缺的问题，自然灾害发生时还会出现饥荒。
为了解决关中粮食短缺的问题，隋朝和唐朝前期的皇帝经常到洛阳“就食”。因为皇帝离开长安前往洛阳时会有大批皇亲国戚、朝廷官员、宫人士兵以及百姓商旅跟随，所以关中粮食短缺的问题可以得到缓解。基于以上两个主要原因，唐朝皇帝经常去洛阳，唐玄宗也是如此。
然而从开元十八年（730年）开始，导致唐朝皇帝经常前往洛阳的两个原因都出现了变化：首先，经过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的苦心经营，唐朝对关东地区的统治越来越稳固。于是洛阳对稳定关东统治的作用逐渐降低，武则天在晚年重新定都长安就反映了这点。
其次，开元十八年（730年），唐玄宗采纳裴耀卿的建议对关东与关中之间的漕运进行了重大改革，大幅度提高了粮食运量。另外，李林甫执政后推行的“和籴”政策（官府出钱购买百姓粮食）虽然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但也让关中的粮食储备增加，粮食短缺的问题得以缓解。
再加上唐玄宗对洛阳的观感不太好（唐玄宗的幼年苦难都是在洛阳遭遇的），个人感情上就不太喜欢洛阳。既然唐朝对关东的统治已经稳固，关中的粮食短缺问题也得到了缓解，唐玄宗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之后就再没有去过东都洛阳，还以此作为政绩向高力士显摆。
唐玄宗在位前期为什么要在长安和洛阳之间频繁迁移？
在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中，拥有两个京师（即一个正式首都，一个陪都）的情况并不罕见，但却没有哪个王朝会像唐朝中前期那样在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之间频繁迁移。
从唐高宗时代开始，大唐朝廷就时不时地从长安搬到洛阳，过段时间又搬回长安。每次迁移不仅耗资巨大，而且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到了唐玄宗即位后，朝廷在长安和洛阳之间迁移的次数更加频繁。据《旧唐书》上的记载，从开元五年（717年）至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玄宗带着文武百官来回迁移了多达十次，几乎是每两年就要折腾一次。那么问题来了，唐玄宗为什么要如此热衷于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来回奔波呢？
其实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并非是唐玄宗闲着没事喜欢瞎折腾，而是现实环境逼的他不得不这么做。
首先，长安虽地处关中平原产粮区，但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数量急增，关中平原的粮食产量已经无法供养越来越多的人口了。如果要从外地向长安输送粮食，又会因交通不便而产生巨额的运输费用。反之，洛阳周围遍布着复杂的河渠网络，而且它还处于大运河的枢纽位置，交通条件极为便利。产自南方的粮食可以通过水路漕运直达洛阳，既经济又高效。
其次，在八世纪初期，关中平原一带并不太平。711年河东汾水流域发生一次大地震；712年春夏期间长期干旱；712至713年渭水流域及京畿地区发生严重饥荒；714年严重旱灾。不断出现的各种灾害又让长安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
此外，随着关中和西北地区的军事编制日益庞大，导致长安粮食供应更加雪上加霜。
开元五年（717年）正月初十，唐玄宗不得不将朝廷搬至洛阳，并在东都一直待到了718年冬。在此后的近二十年时间中，唐玄宗有九年时间是在洛阳度过的。频繁迁移不仅代价昂贵，而且严重干扰了日常政务的处理。那么唐玄宗为什么不干脆迁都到洛阳呢？其实这也有他的苦衷。
长安是关中和西北地区军事贵族的“大本营”，也是李氏皇族权力的根据地。皇帝虽然在名义上是天子，但实际上也跟普通人一样是肉眼凡胎。皇帝之所以能号令天下，那是依靠着身边一大群掌握实权的贵族支持，如果失去了这些追随者，那么皇帝跟普通人就没什么区别了。因此，唐玄宗为了解决粮食危机被迫要迁移到洛阳，但只要情况稍微好转，他就必须得带着满朝文武返回长安巩固政治地位。
那么，唐玄宗的“搬家”困境真的就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死结吗？其实不然。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玄宗任命一个叫裴耀卿的大臣为宰相（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充任江淮河南转运使，掌握黄河转运粮食的全权。裴耀卿早年就对漕运事务做过深入研究，如今担任这一职务也算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在他的改革下，从运河与黄河会合处运粮至京师粮仓的工作不再由收税粮的州地方当局负责。这就节省了地方运税粮船运输的时间，同时减少了付给地方当局运粮的费用。粮食沿黄河和渭水通过水路逐站运至长安。在每站的终点，粮食储藏在转运仓内，以便在适当时机运至下一站。河阴、北部平原的贝州和洛阳都有大量的储粮，在合适的时机由孟津溯河西上，整个运输效率大大提升。
短短三年时间，裴耀卿通过漕运改革为国家积存粮米七百万石，省下运费三十万缗。自此，困扰唐朝几代皇帝的长安粮食供应难题终于彻底解决。所以自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月二十一日返回长安以后，唐玄宗就长期安定居下来，再也不用为“讨口饭吃”就被迫“搬家”了。
参考文献：《旧唐书》、《新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