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偶戏是老天桥的一种演出形式，早年在老天桥演木偶戏的很多。木偶戏约有三种：一种是大木偶，木偶人约有二尺来高，搭有专门的台。这种木偶幕后有乐器伴奏，有说有唱，当时也叫官本大戏。
木偶戏也叫“傀儡戏”，相传远在西周时代就有了雏形的木偶演出形式。唐·林滋在《木人赋》道：“周穆王时有进斯戏……既有乱于真宰，宁笑于周穆。”这里说的“进斯戏”就是木偶戏。在《礼记》、《列子》等古文中也有记载，1978年在山东省西汉墓出土过一个“十三节”灵活的如同真人木偶。至唐宋时代的木偶戏走向最繁荣阶段，甚至影响到后来形成的戏曲。
北京的木偶戏在金元时代很盛行，元代杨暹在杂剧《西游记》中还有“他唤作傀儡，他唤作傀儡……”等曲词。明清以来，以托偶形式表演的木偶戏在北京成为一种固定表演行业，清末时还有三四个较大的木偶戏班。除此以外也有很多以三俩个人组成的家班，或是一个人表演的“扁担戏”，老北京人称为“耍猴儿栗子的”或“耍呜丢丢的”。
明代以来北京城里的木偶戏伴唱多以昆高两腔为主，清中叶后京畿郊区多以山陕梆子腔以及小曲为主。昆腔就是诞生在苏州昆山的昆曲，高腔则是诞生在江西的弋阳腔。清代中叶后多用高腔演唱，此时的高腔早已脱离江西风格，成为以京音演唱的北京地方戏曲。高腔只用锣鼓击节伴奏，一人赶唱多种角色，因此这种腔调很适合托偶的表演。
随着京剧的盛行，以皮黄腔调为木偶戏伴唱很受观众欢迎，因此演习两百年的高腔被西皮、二黄腔调取代。当时有很多京剧票友义务伴唱，后来逐渐成为半职业性，这种伴唱术语叫“钻筒子”。北京的木偶多是由人举着表演，讲究的舞台可以一丈二尺长，台高四尺五寸左右，台顶上还用彩子扎制垂檐，下有围幔遮挡。耍手的与伴唱的都在围幔中，看木偶表演时有如同真人演唱一样，但演唱者却如钻在一个筒子里。
当时的京剧票友多是做小官或闲散宗室以及贵胄子弟，“钻筒子”伴唱不会抛头露面的大过戏瘾。于家的金麟班坐落在前门外李铁拐斜街，专门应酬各大宅门以及妓院、饭庄等处的生日满月等喜寿堂会。最有名气的托偶大班是四义班，因经常承应内廷演出，素有“大台宫戏”的美誉。
民国初年，北京仅有的两三家木偶戏班因抵不过其它演出市场的繁荣，因没有自身演唱特色而逐渐凋零歇业。虽然也有些临时性的组班演出，时起时断终究一蹶不振。身怀绝技的艺人们纷纷改行做小生意，也有挑起扁担串胡同表演沦为街头艺人。
北京木偶再也不能演出成本大套的戏目，而在街头巷尾的表演只是一人演些哄小孩的小戏。这些戏目少的可怜，除了插科打诨外就是用个旦角或丑角说演，什么《老头儿买豆腐》、《猪八戒背媳妇》等，最后才上演一出有其名无其实的《王小儿打老虎》。北京梨园界的歇后语中还有这个典故，比如某位演员戏目少就会有人嘲笑为：“你有几出戏呀？除了《王小儿打老虎》还会唱什么？”
京城的庙会上有时能看到木偶戏演出，大多都是为了哄小孩卖些偶人而已。隆福寺庙会有一家京南采育王家托偶摊最为出名，清光绪末至民国大概经营了近三十年。因木偶雕刻费工废料，又没有人下功夫练习耍练故只能放在最高的货架子上壮门面。其它的偶具都是改用纸或泥制，这样既经济又能够维持长期营业。
王家的托偶摊子是用蓝布铺盖底座，分为三层摆放偶人。最下一层是称为“耍货儿”的小偶，头型用河泥捏制的玩具偶人，用红、绿、蓝三种粗布缝制简单的衣衫。二层是一尺多高的戏曲人物，头型用胶泥捏制，用各色洋布缝制衣服，头部绘制精细衣服虽然简单但上手耍弄还很漂亮。
第三层是二尺多高的极品，头型用几十层的草纸范模后外糊高丽纸，在面部傅粉勾脸与舞台戏曲人物一样。头盔也用纸壳雕刻刷金沥粉，绒球、珠子、胡须、飘带等精细非常。戏装用绸缎绘制成如刺绣一般，手中道具如刀、枪等也是如同舞台样式。在此多是成组人物，如《二进宫》、《天霸拜山》、《黄鹤楼》等。据说采育王家能制做出与当年名伶酷似的偶人，赢得众多京剧名家光顾。
解放前夕，北京已经多年没有木偶戏班了。就连在胡同里“耍猴儿栗子的”也多是河北农村的贫苦艺人，真正的京派托偶至此灭绝……
1952年11月，北京举办“中苏友好月”，苏联著名戏剧家谢·奥布拉兹卓夫率团访问中国。谢·奥布拉兹卓夫是世界木偶协会的会长，对中国流传已久的木偶戏专门进行考察。询问中国是否有一个专门演木偶的剧团？接待领导只得说目前还没有。
而后经北京艺术界再三访寻，找到一位名叫闫凤舞的落魄艺人表演了一场。闫当时已连糊口的木偶担子都没有了，更不要说表演舞台以及重要道具。
从梨园公会借来一位京剧艺人家中收藏的木偶戏担，就连表演服装也是借的。谢·奥布拉兹卓夫看完演出很高兴，便向周总理提议成立个木偶剧团，文化部马上调辽西文工团木偶队进京，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组建了中国木偶艺术团。1956年，中央戏剧学院戏剧个人研究组与艺术团合并成立中国木偶剧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