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1587），明朝的万历帝宣布实行“静摄”，从此不再上朝。后世很多人认为万历常年“不朝”，是万历帝怠政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造成明朝国事日非的一个重要原因，进而更得出“明之亡，实亡于万历（《明史》）”和“酒色财气，醉生梦死（《正说明朝十六帝》）”等对万历帝的负面评价。
（《万历十五年》是1997年5月三联书店出版的一部明史研究专著，作者黄仁宇教授）
（《人民的名义》剧中高育良的核心设定和《万历十五年》有关）
当然，关于万历帝的“不朝”、“不批”、“不郊”、“不庙”，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并非“怠政”，如果说是“无为而治”有点抬得太高的话，那么第一万历帝因为身心疾病有不得已之处可以谅解，第二万历“不朝”期间内政外事各项运作不但都还比较成条理，甚至颇有建树，制度的作用和万历帝本身的执政能力都不可小觑。
（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明朝第十三位皇帝）
其中“万历三大征”的胜利，更是比较难能可贵的政绩，其中也引出了本文的话题。
所谓“万历三大征”指的就是明神宗万历年间，先后在明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为李如松（李成梁长子）平定蒙古首领哱拜叛乱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
具体分析当然见仁见智，有不少学者认为万历三大征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消耗了明王朝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有史书和研究评论万历三大征的发生是后来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万历三大征损失了众多人才将领，消耗了大量物力财力，从而导致国家经济危机，因而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万历三大征虽然从战争本身角度胜利了，但是对于国家长远战略而言却是失败的！
然而，从当时的时代背景看，万历三大征都是必须要出兵的战争，退一万步讲，即使播州之役和宁夏之役或许还有别的解决途径，朝鲜之役或曰万历朝鲜战争（朝鲜方面称：壬辰倭乱；日本方面称：文禄・庆长の役）对明朝而言，无论是从地缘政治还是邦交道义的角度，都不折不扣是必须要进行的战争。
（万历朝鲜战争（1592年—1598年）是中朝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
万历朝鲜战争持续了七年之久，最后终以中朝两国的胜利，日本的失败而告结束，朝鲜方面，从亡国到复国，付出了数十万军民伤亡的沉重代价，日本方面，此役的失败使得丰臣秀吉政权元气大伤，促进了丰臣集团势力的最终垮台，明朝方面，一是造成了极大的军事力量的损失，二是花费了800万两白银以上的军费，也大伤元气，但从整个东亚战略格局和地缘政治来看，明朝在战略上是得益的。
这且按下不表，万历帝本人因此在李氏朝鲜，获得了君臣百姓上下一致的感恩戴德。
（朝鲜宣祖大王亲笔书写“再造藩邦”）
朝鲜宣祖大王李昖在战后曾经亲笔书写“再造藩邦”这四个字，铭刻在崖壁上，表示对明朝和万历帝的感恩，如果说当时明朝和李氏朝鲜还存在宗主和藩属的政治关系，那么到了朝鲜肃宗大王李焞建立大报坛的时候，则就显得特别难能可贵了。
大报坛（朝鲜语：대보단），俗称皇坛，是朝鲜王朝后期王室修建的一处祭祀中国明朝皇帝的祭坛，位于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昌德宫的后苑。
1704年，正值明朝灭亡60周年之际，朝鲜肃宗大王李焞为了报答壬辰倭乱时派大军援助朝鲜的万历帝的“再造之恩”，遂下旨修建大报坛，以祭祀明朝神宗皇帝。
（大报坛位于朝鲜首都汉城昌德宫的后苑）
万历朝鲜战争（壬辰倭乱）才结束，朝鲜方面就修建了宣武祠、武烈祠等祭祀石星、李如松、杨镐、邢玠等明朝援助朝鲜的主要将领的祠堂，但并未将祭祀明朝皇帝放上议事日程。
但是随着明朝的灭亡，朝鲜对明朝的怀念越发深切，对明朝当年援助朝鲜的感恩之情也就越发浓烈
朝鲜肃宗大王就一直对明朝心存感激，多次强调明朝的“再造之恩”，他在肃宗十三年（1687）就曾经说：
神宗皇帝于我国，有万世不忘之功矣。当壬辰板荡之日，苟非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则我邦其何以再造而得有今日乎？皇朝之速亡，未必不由于东征。而我国小力弱，既不能复雠雪耻，弘光南渡之后，亦漠然不知其存亡，每念至此，未尝不慨恨也。
而到了修建大报坛的1704年也就是肃宗三十年时，肃宗又说：
神宗皇帝竭天下之力，东出兵救之，得以再造邦家。吾东方昆虫、草木，何莫非皇灵所被也？
祭祀明神宗的大报坛的建造主要是因为这种感恩之情，总体而言是相对纯粹而感人的感情。
（朝鲜肃宗李焞，李氏朝鲜第十九代君主，1674—1720在位）
（朝鲜英祖李昑，朝鲜王朝第二十一代君主，1724—1776在位）
到了肃宗之子朝鲜英祖李昑时期，又增修大报坛并在祭祀对象中增加了明太祖和崇祯帝。
这是因为英祖在位时期，清朝完成了《明史》的编修并将其颁行朝鲜，英祖二十五年（1749）三月一日，朝鲜儒臣在《明史》中读到关于丙子胡乱时崇祯帝曾派陈洪范援救朝鲜未果的记载，便将这一内容奏报英祖，一开始群臣不以为然，后经过英祖与群臣再次商议，朝鲜君臣一致同意将崇祯帝神位供奉入大报坛。
又过了9天，英祖打算将明太祖朱元璋列入大报坛祭祀中，结果遭到群臣强烈反对，理由是明太祖并无救援朝鲜的恩德，与“大报”之意不符，且礼仪亦不知如何处理。英祖与众臣进行激烈辩论，强调朝鲜的国号乃是明太祖赐予的，并称”高皇有大造之恩，神皇有再造之恩，忘其大本，似为未安”，最后群臣同意增祭明太祖。
于是，大报坛终于形成了明太祖、明神宗、崇祯帝三帝并享的格局，从李氏朝鲜的说法，分别对应“大造之恩”、“再造之恩”和“东援之恩”。
（李氏朝鲜《宗庙仪轨》中的记载的大报坛祭祀文书）
其实从增加崇祯帝和明太祖的动议在李氏朝鲜的朝堂之下都经过反对和激烈的争论来看，所谓认可李朝建立赐予国名的“大造之恩”和实际未能成行的“东援之恩”，从对李氏朝鲜的政治效用角度看，严格来说都是有一定水分的——肃宗、英祖的这些举措除了感恩也有为自己王朝合法性背书的因素，暂且按下不表，以后另文展开——而只有对明神宗也就是万历帝的报恩祭祀，在李朝上下毫无异议。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万历援朝给予朝鲜的帮助是实打实毫无疑问，其中道义的坚持和影响力的感召使得朝鲜对万历帝和他代表的明朝感恩戴德数百年。万历帝本人在朝鲜之役乃至三大征中的用人行事，颇有可圈可点之处，这也是后话，以后另文再议。
